【大紀元11月12日訊】第二節 文過飾非推卸責任

中共違背天意的種種倒行逆施，注定要給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帶來無窮無盡的災難，激起天怨人怒，使其形象受損。在這種情況下，為了消除由此帶來的負面影響，以維護和修補其「光偉正」的形象，中共慣用的一個伎倆就是文過飾非推卸責任掩蓋真象，與自吹自擂一樣，這也是他們編造謊言美化自我的一個重要方面。而所謂「三年自然災害」之說，便是這方面的一個突出事例。

歷史學家告訴我們， 從1959年到1961年，中國大陸發生了一場史無前例的大饑荒，在此期間因饑饉而非正常死亡（餓死）的人民多達3000多萬人，是8年抗日戰爭期間因戰亂死亡人數的一倍半。在人類歷史上，這是和平時期因饑饉死亡人數的最高記錄。

那麼，餓死3000多萬人的真實原因究竟是甚麼呢？

歷史學家經過對當時歷史資料的深入研究後發現：之所以發生這樣的慘禍，純粹是因為毛澤東好大喜功，欲與蘇聯爭奪共產主義世界的霸主之位，幻想「跑步進入共產主義」，於1958年發動了「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這所謂「三面紅旗」的經濟政治運動，將中國折騰得民窮財盡，罔顧國內人民處於極度飢餓狀態，繼續支持「社會主義小兄弟」國家，因而導致中國餓死那麼多人。一句話，餓死3000多萬人完全是中共的「人禍」所致。

具體來看，第一，毛澤東發動「大躍進」，農村的青壯勞力全部被抽去「大煉鋼鐵」，農田不得不大量拋荒，導致糧食大幅度減產：1959年糧產量下降17.6％，從前一年的2億噸降到1.7億噸，1960年又比1959年減產18.5％，為2,650萬噸。此後直到1966年糧產量才恢復到 1958年的水平。據專家分析，這三年減產的糧食中只有一小部份與旱災有關，主要的減產因素不是自然災害，而是耕地拋荒和棄收。

第二，中共政府缺乏政治責任感，根本未採取任何措施救災，一味粉飾太平。

在糧食大幅度減產的情況下，救災賑民本是政府的主要職能之一。但荒唐之處就在於，中共認為自己的制度乃是人類歷史上最好的制度，根本不可能有災荒發生，國務院因此於1958年取消了專事救賑的中央救災委員會。而毛澤東歷來好大喜功，在歷次政治運動中都以言入罪，政府中已經少有正直之士，儘是阿諛奉承之徒。1959年7月到9月正是糧食減產、糧食庫存急劇下降、數億農民已經進入饑饉狀態，而中共黨與國家領導人卻雲集風景秀麗的避暑勝地廬山，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彭德懷等少數幾個直言者放膽說了一點社會真相，立刻遭到了毛澤東及政治局絕大多數委員們的一致打擊。誰還敢再去摸毛的逆鱗？

三是有限的糧食資源被用於圓毛澤東與蘇聯爭霸之夢。史達林去世後，毛澤東認為爭做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霸主時機已到，最終與蘇聯翻臉相向。毛澤東的霸主夢需要實力支撐，而中國的國力實有不逮，但毛的辦法很簡單，壓縮人民的日常生活所需，一切為實現霸主夢讓道。首先，以毛為首的中共罔顧當時中國餓殍遍地的悲慘狀況，將有限的糧食儲備用於換取美元與黃金，以製造原子彈。1959年 6月底，全國的糧食儲備還有343億斤，夠城鎮居民一年之需。但是，在當年糧食減產3,000萬噸的嚴重情況下，政府卻決定出口415萬噸換取黃金和美元，出口量相當於上述糧食儲備的24％。出口耗去了糧食儲備，結果很快就連京、津、滬等大城市的糧食供應也幾乎脫銷，而農村的數億嗷嗷待食的饑民就只有等死一途。其次，毛為擺脫與蘇聯鬧翻後在國際上的孤立狀態，用物質援助收買一些小國家為其捧場。從1958至1962年，中國哀鴻遍野，餓殍遍地，毛澤東為首的中共政府對外援助卻高達23億6000萬元以上，這些錢都是中國人民勒緊褲帶甚至餓死不少人才節省出來的。

編造謊話文過飾非推卸責任掩蓋真相，是中共對待自己所犯錯誤和罪行的一貫態度，面對這次因為政策失誤造成的大饑荒，中共再一次故伎重演。如果你去細心閱讀60年代最初幾年的《人民日報》，並仔細排列有關這次災害的官方說法，就會清楚的看到他們是如何一步步精心編造謊話文過飾非推卸責任掩蓋真相的。

儘管1959年已出現因飢餓而大規模死人的嚴重饑饉，但官方卻一直嚴厲封堵有關消息，一直努力渲染「社會主義事業蒸蒸日上」的歌舞昇平景象。直到1960年5月之後，官方文件和新聞媒體才開始偶而用「嚴重的自然災害」這一詞彙來描繪當時的特大災難，為這場由政府一手製造的國家罪錯開脫。經過幾個月吹風，中共宣傳機構將此謊言逐步定格為「三年自然災害」，將一場人禍硬給解釋成「天災」。1960年《人民日報》的國慶社論一改以往歌頌大好形勢昇平景象的調子，為世界描繪出一幅子虛烏有的圖畫：過去兩年來，中國大部份地區連續遭受了嚴重的自然災害。1961年1月，中共中央八屆九中全會公報在紙面上製造了規模更大的「自然災害」：「在1959年嚴重自然災害之後，1960年又遇到了百年不遇的自然災害」。隨著官方文件、領導人講話和新聞媒體持續不斷的宣傳「自然災害」，再加上強制性的思想「教育」，「三年自然災害」成了中共政府清洗這場巨大國家罪錯的污水桶，毛澤東與共產黨照樣「光榮偉大正確」下去。

謊話重複一千遍就變成真理，在中共反復宣傳下，「三年自然災害」在中國人的記憶中漸漸成為一個俗成約定的歷史名詞。近幾年偶而因海外媒體揭露，中國人雖然知道在這三年當中確有幾千萬人餓死，個別老人也還記得當時吃人肉的殘酷情形，但大多數中國人已經接受這一看法：特大經濟困難純粹是因為自然災害。

那麼，1959－1961年中國到底有沒有發生過特大自然災害呢？

具體分析1959至1961年這三年的自然災情資料，學者們發現這幾年沒有全國範圍的大規模嚴重洪澇災害，只在一些地區出現了局部性旱災。根據《中國水旱災害》一書中1959年至1961年全國各省市乾燥度距離平均值圖，可以發現：1959年全國各省市乾燥度距離平均值在正常變化範圍之內；1960年全國乾燥度略大於平均值，乾旱範圍比1959年略大，但乾旱的程度減輕；1961年從全國來看屬正常年份。因此，從乾燥度距離平均值的分析中無法得出這樣的結論：在1959年到1961年期間中國經歷了一場非常嚴重的全國性、持續性旱災。同樣地，金輝利用氣象專家編製的1895 年至1979年「全國各地歷年旱澇等級資料表」也證實，在1959年到1961年間沒有發生嚴重的自然災害，屬於正常年景。據此，學者們認為，「從我國歷史的災荒實況觀之，有史以來幾乎無年不災，災荒具有相當的普遍性，三年期間當亦不能排除發生自然災害的可能性。如果不是「左」的政策上的失誤，能夠保證足夠的糧食產量「，根本不可能大規模餓死人。可見，所謂「三年自然災害」純屬子虛烏有，完全是中共文過飾非推卸責任掩蓋真相的謊言。

1978年部份清算毛領導的文化大革命時，在「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裡中共如此解釋當年發生大饑荒的原因：「主要由於『大躍進』和『反右傾』的錯誤，加上當時的自然災害和蘇聯政府背信棄義地撕毀合同，我國國民經濟在1959年至1961年發生嚴重困難，國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損失。」這一說法雖然開始涉及政策錯誤，但關於自然災害和蘇聯毀約的部份則依舊是嫁禍之辭。因為蘇聯毀約發生在中國的大躍進已造成經濟崩潰之後。蘇聯之所以毀約，是因為對毛澤東一心一意圖謀成為共產主義世界霸主的野心有所警惕。 1957年秋毛澤東曾在莫斯科宣稱，「社會主義國家有了原子彈後，應該把社會主義推廣到全世界，哪怕世界人口因此而減少幾億也在所不惜。」隨後中國開始的瘋狂的大躍進，原因是毛以為通過「大躍進」可以使中國擁有強大國力。必須提醒注意的是：蘇聯毀約影響的主要是軍工項目，若當時這些軍工項目果真能完全中止，中國至少可以少餓死上千萬人。

事隔四十多年，重新回過頭來審視當年的那場大饑荒，人們更加清楚的看出，這場由中共領袖與政府一意孤行製造的亙古罕見之災難，完全是中共領袖與政府一手製造的巨大國家罪錯，但中共政府從來未對此表示任何懺悔，甚至一直刻意掩蓋真相。從這點來說，中共政府的統治甚至不如封建王朝的仁政。

中國歷代王朝一直有一套完整的救災制度，從災情呈報、調查、評價到救災措施都有具體規定。以晚近的清朝為例，朝廷規定，每有災情，地方督撫要向朝廷「飛章奏報」災情，晚報一月官降一級，晚報3個月革職查辦；救災措施包括蠲緩地丁錢糧、賑濟災民、留養資遣流民、撫恤災民、施粥、施放衣物藥品、掩埋屍體、修房補助、借發種子、購糧平市、以工代賑等。災情嚴重之時，皇帝還要下罪己詔以紓解民意。但自視比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宋太祖等歷史名君還要偉大賢明的毛澤東，卻狂妄地乾脆廢除救災制度，災情發生後一意封堵民冤民意，下級官員為投其所好，也不再呈報任何災情，既無災情調查，更遑論救災措施，結果導致了一場亙古未見的災難。

對這場災難，毛澤東從來沒有下過「罪己詔」，中共政府同樣諱莫如深。在一個沒有言論自由的國度裡，「三年自然災害」這一上世紀最大的謊言就這樣留存在中共官方史書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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