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9日訊】我因為工作的關係，經常要翻檢一些近現代以來的人物資料，其中大多數看後即忘，並不會掛在心上，但也有少數篇章卻使人徒生感慨，難以釋懷。前幾天編了一篇蔣介石敗退台灣時搶救大陸學人的文章，其中一則是寫中央大學校長吳有訓先生的，當時看了心頭一熱，覺得有一種異乎尋常的東西打擊了我，但隨後也就像我所編過的大多數文章一樣放下了，誰知沒幾天，這篇文章裡的情節卻又像一塊浮木一樣從我的心頭泛起，竟至於一連幾天，耳朵裡都迴蕩著中央廣播電台尋找吳有訓先生的聲音：

1948年 5 月，正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訪問的中央研究院院士吳有訓先生，一連接到幾封蔣介石從國內發來的加急電報，而且措辭一封比一封嚴厲，要求他盡快回國。迫於無奈，吳有訓只好於10 月打點行裝，匆忙登船返國。甫一到京，蔣介石就迫不及待讓他再度出任中央大學校長，而兩個月前，他已經在美辭去了中大校長之職，故以健康為由，堅辭不就。

一天，國民政府教育部長杭立武來到吳先生家中，取出一大堆銀元和金圓券放在桌上，著急地說，這些錢先解燃眉之急，如還不夠，還可再說；並特意補充道，蔣委員長非常掛念你的安危，找你找得好苦，讓你一定隨他飛抵台灣。走時留下了家中電話和住址，且反覆叮囑吳，什麼時候想走就給他打個電話，他會立即辦理接運手續。中共地下黨偵悉這一情況後，急忙和吳接頭，並秘密轉移至上海，住址保密，且時常更換，並囑咐他深居簡出，不要接待任何可疑的來人。就這樣，在國共兩黨的炮火聲中，吳有訓度過了膽顫心驚的幾個月。一直到 1949 年5 月25 日，他聽到消息說，上海被共產黨領導的軍隊佔領。他像當時大多數的老百姓一樣，親率妻孥，走出家門，匯入到歡迎共軍的人流中。

可就在當晚，他收聽國民黨中央電台時，聽到女播音員正字正腔圓地播送著一則尋人啟事：”吳有訓先生，你在哪裡？聽到廣播後請你馬上啟程赴廈門，那裡有人接你……”這則尋人啟事一連播送了好幾遍，而且之後的每一天都能聽到這段播音，一直持續到廈門被攻破為止，而我們知道，廈門被攻破的時間是 1949 年10 月17 日，也就是說，這則尋人啟事從夏到秋，一直播送了將近 5 個月，共146 天。

我不知道吳先生當時蝸居在上海，每天聽著他效命22 載的政府敗退時的召喚是什麼感受，我只知道，我看到這裡，內心竟升騰起一種莫名的感動。這個政權不管它此前有多少過錯，不管它曾在它的百姓面前犯下多少重大的罪孽，但現在它敗退了，儘管你可以說這種敗退是咎由自取，但無論如何，他在兵敗如山、倉皇辭廟之前沒有仰仗殘餘勢力自顧自地逃命。它知道這個世界上，除了黃金、權力、美人而外，還有比黃金、權力和美人更值錢的東西，那就是文物和知識分子。文物是死去的知識，知識分子是活著的文物，兩者是二而一、一而二的關係。而一個政權儘管它的軍隊，它所仰賴的官僚體系已徹底朽壞，貪污成風，賄賂公行，但它在自顧尚且不暇之時，沒有準備將它的知識人和祖先留下的寶貝丟給敵人和瓦礫，而是盡其可能地用飛機、用大炮護送到它的臂力能夠保護到的地方，就說明在這個政權的核心價值觀裡，有某些超越世俗的東西。那就是對文明的敬畏，對人類智慧凝結而成的死的活的文物的虔誠守望，而從本質上講，守望文明，就是守望高過諸天的上帝賦予人類的屬靈品質。正是有了這種守望和敬畏，才使得一個民族幾千年來歷經無數兵燹禍亂而文脈不斷，才使得一個種族的先知用生命和鮮血積澱下來的精神之花，沒有徹底死在腐敗的政治中，而是像神燈一樣照耀著它的子孫。至少比那些在自詡為”軍民團結如一人，試看天下誰能敵”之時，反而大破”四舊”，將一切人類的文明成果全部斥責為”封資修”的政權更有教養，至少比那些江山穩固、政權在握之時，反而大搞”陽謀”，將成千上萬的知識分子關進牛棚，打入死牢，折磨得家破人亡的政府更能說明對文明尊崇。

雖然我在三民主義的治下沒有生活過一天，這個政權敗退時我的父親也只有兩歲，但我對這個政權始終懷有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情愫。它當然不是我理想中的充滿了自由和民主的聯邦制度，但它同時也不是赤裸裸的以暴政和謊言立國的極權政治。在我過於漫長的半輩子中間，尤其是在我經歷了人世間極為黑暗的屠城慘劇後，我對這個混合了儒家忠孝節義和孫中山三民主義的政統更是有一種淪肌浹髓的悲哀。”民主沒有雅量，獨裁沒有膽量”，這是一位服務於它的黨國要人對它的精闢定義。此後一位熟諳西方政治思想的學者從”自由的多和少”到”自由的有和無”的論述，也基本上概括了我這個以保守文化為務的讀書人三十年來的觀察。

以文章開頭講到的吳有訓先生為例：146 天的電波召喚——請原諒，我幾乎要說它是”永不消逝的電波”——並沒有挽回他對在其治下生活了53 載的政府的信心。他決定留了下來。新政權立即任命他為中國科學院副院長，職位僅在以大聲讚頌為能事的郭沫若之下。

作為中國第一個核科研計劃的制定者，第一個電子技術的探索者，以及金屬物理學的創始人，吳有訓的真正願望是全面參與國家原子能的製造和開發。但在新政權看來，他只不過是一名同路人，不要說直接參與製造和開發，就是由他參與創建的一系列研究所都劃歸軍事部門管轄，他昔日的學生，現在參與製造的科學工作者，一個個都進入了保密狀態，誰也不肯向他透露有關數據以及重要的理論細節。可以想像，這對一名有著強烈創造欲和自尊心的科學家來說，內心該是一種什麼樣的滋味？

作為個人，他當然無法反抗這一套內外有別的制度。為了能夠直接參與機要，多做實事，吳有訓產生了一個天真的想法，那就是盡快入黨，讓黨認為自己是一個”自家人”。果然，吳有訓的要求很快就有了回音。只隔了 3天，組織上就把吳有訓的大女兒，正在北醫大第一附屬醫院工作的中共黨員吳希如請去，對她說，回去做做你父親的工作，黨非常重視並讚賞他的進步要求，但黨認為，他繼續留在黨外，比入了黨更能發揮作用。

1964年 10 月16 日下午，在羅布泊上空，突然劃過一道明亮的閃電，一團巨大的蘑菇雲帶著中國人饑饉的夢魘騰空升起。當晚，吳有訓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中聽到了這一消息。這的確是一條令當時許多中國人興奮的消息。不過，與一般人比起來，吳的心裡除了興奮和喜悅之外，還多了一份失落和苦澀。從 1946 年制訂”數理化中山計劃”，到派趙忠堯、畢德顯赴美參與加速器研究並購買器材，到自己親赴美國考察研究，到出任新中國第一任原子能所所長，數十年來，他做夢都想著有朝一日，能親自參與研制中國第一顆原子彈，但僅僅因為身份原因終於未能親與其事。他安慰自己說，這顆原子彈差不多都是出自他的學生之手，是他的學生們替他圓了中國原子彈之夢。

在陪同周恩來、陳毅、聶榮臻接見科研人員時，周恩來請他講話。望著滿堂熟悉的學生面孔，他講話時竟脫口喊了一聲——”同學們”，等他猛然意識到”不合時宜 “，有點尷尬地改稱”同志們”時，下面的”同學們”已然響起一片”嗤嗤”的笑聲——吳先生潛意識中還以為講話的地點是在中央大學的禮堂裡。

“文革”期間，他本人雖未受到衝擊，但他的許多科學同道都被圈進牛棚或身陷囹圄。尤其是他1949 年以前的最重要夥伴葉企孫因”特務案”被捕入獄，更令他倍感傷心。出獄後，葉先生孑然一身，貧病交攻，流落在北京海淀街頭。一單位職工因探望葉先生而受到 “專政”，其親朋好友也因懼怕禍延自身，不敢與其接近。吳有訓知道後，偕夫人至海淀街頭等候，終於有一天在街角碰見。他緊緊握住老友的手，欲語淚先流，對視良久，他掏出一疊錢塞給葉，然後默默地離開了。只是不知道，在和老伴回去的路上，面對著滿街的大喇叭，他有沒有想起 20 年前那場持續146 天的廣播？

(2005年10月，國難日，寫於長安)

獨立作家,現居中國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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