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8日訊】極端野蠻殘酷的臨沂計生事件，經過郭玉閃，騰彪，塗畢生三位朋友以及當地盲人維權者陳光誠義士的詳細調查取證，已經基本真相大白。原來，當地官員在由於臨沂去年的計劃生育工作不力受到上級批評而丟臉之後，為了挽回面子，採用了只有文化大革命和納粹德國年代才聽說過的“運動”式計生方式。任何育齡婦女，不管其身體狀況如何，也不管其是否有超生的嫌疑甚至動機，只要已經生過一胎男孩或者兩胎女孩，政府均“先下手為強”的用暴力將其裹挾至計生站，醫院實施絕育手術。若有人膽敢“逃跑”，就將其家屬，甚至鄰居逮捕並施以酷刑。
這種情況已經持續了將近五個月，廣大的臨沂地區變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監獄。
當真相大白於天下的時候，我們看見，網路上出現了激烈的爭論。無數朋友從自己的良知出發，對於那些滅絕人性的行為表達了強烈的憤慨和抗議。也有人，包括當地的一些幹部，提出，老百姓是愚昧的，這種運動式行政方式是這批愚昧百姓唯一聽的懂的語言，因此也是推行計劃生育唯一可取的方式。他們的邏輯是，不這樣辦，大夥就會因為人口爆炸而一起完蛋，其結局比今天大家所見的野蠻一定更糟糕。換言之，這種做法是唯一可行的“次優”選擇。對於這種說詞，很多反對這種做法的朋友也感覺迷惑。
中國存在人口問題，需要控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素質，這一點目前大家疑問不大。可人口問題首先是個經濟問題，有自己深刻的經濟根源，經濟學有大量的研究表明，人在是否生孩子，生多少孩子這個問題上存在著非常複雜的利益判斷，遠遠不只是頭腦一熱的事情，畢竟生育，撫養孩子需要父母雙方巨大的支出——誰都知道，孩子是家庭的核心，在相當長時間內構成父母主要的負擔。如果僅僅是由於喜愛孩子而願意承受這種負擔，絕對不會導致生出五六個來，顯然，生的太多，每個孩子得到的父母所提供的資源會下降，這違背了父母由於喜歡孩子而生育的初衷。也有人認為，關鍵在於中國人傳宗接代的陳舊觀念導致了大家一定要生出男孩，造成了中國的人口問題。但其實，如果真是大家生出一個男孩就會基本停止生育行為的話，根據概率論的最基本計算可以立刻得到，這只會造成每對夫妻平均生育兩胎而已，顯然不會造成任何人口問題。當然，夫妻可能會出於對孩子的意外死亡等負面問題的判斷而多生一些，但在一個較為穩定，公正，健康的社會中，大家對此問題的判斷會基於當下的社會經濟現實做出。此種判斷大致與實際孩子的實際死亡率不會偏離太遠，判斷導致的人口多生不可能造成對由於孩子死亡進行的補償過度。
從這些判斷，願意多生些孩子的，似乎該是少數有錢的富人，可我們看見的情況似乎正好相反，這提醒我們，“超生”問題的背後，隱藏著遠比上文所述深刻許多的真實經濟原因，即便農民存在“落後觀念”，這種觀念也必然是和農民面對的“落後現實”——例如臨沂地區官員那種野蠻的行政方式——相互動的。農民多生孩子，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投資行為，投資是為了得到他們有權利通過正常社會秩序得到但由於種種原因沒有得到的東西，例如安全，養老，等等。讓我們看看今天農民所面對的狀態，立刻可以提出若干無法解答但他們每天均要面對的問題，比如——
誰保證農民的安全不受侵犯？政府嗎？臨沂政府的有關行為剛好說明政府不但承擔不了這一功能，經常他們反而是農民安全的主要威脅者。在公權力失靈甚至異化到自己反面的情況下，農民只好依靠最基本的家族力量保護自己，這樣，形成多生孩子的共識——文化就理所當然。
誰保證農民老有所養？政府嗎？連城鎮人口的養老保險體系都遠遠沒有建立，談何農民？農民自己勞作儲蓄保證老有所養？早該取消的戶口制度構成他們爭取更高收入的巨大代價，無論是在家務農還是入城打工，均只能滿足最基本生活要求，稍有小病小災已經無法應付，更不必提年老之後的事情。那麼養兒防老就是唯一的選擇，但由於戶口制度的遺傳性，孩子們也同樣是農民，可以預見其生活狀態不可能比自己好多少，那麼生一兩個就遠遠不夠，而且既然大家都在溫飽線上掙扎，對每個孩子將來為自己養老所付出的預期基本是零，無論生多少孩子都不會覺得保險，其結局只能是力爭多生，直到被別的因素所平衡，多生孩子的共識——文化被再次加強。
誰保障農民的地權？既然進城受到限制，耕種土地就是農民生活的最終保障，農民存在著對土地的爭奪，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遊戲規則下，大家庭對於得到更多土地是大大的有利，雖然理論上將大家庭平均占地也沒什麼顯著增加，可在大土地上耕作的單位效率高於小片土地，因此多生孩子多占地也成了很長時間來農民的重要想法。如果農民的地權得到有效，長期的保障，（當然要滿足初始分地公平的前提條件），那麼他們立刻就會發現少生孩子有利於增加人均占地而減少生育。可惜的是，如今別說土地私有化尚是烏托邦，侵犯農民土地的行為也在大規模的進行，這種行為的背後往往有被濫用的公共權力的影子。農民只好通過多生來獲得在土地爭奪中的有利地位。
誰保障農村婦女的人權？畢竟生孩子的痛苦，撫養孩子的瑣事均由婦女承擔，生孩子這項“投資”行為付出的代價更大部分壓在婦女身上。她們有辦法表達自己的痛苦嗎？在她們感覺生孩子犧牲太大而希望中止時她們能做什麼？答案仍然是負面的，在現行體制下，基本人權都屢屢受到侵犯，人權中所包含的女權更是一塌糊塗。婦女更多的被看成生育的工具而不是一個有血有肉，和男人平等的“人”。
誰保證農村兒童的基本權利與福利？一般的，多生孩子會導致每個孩子得到的資源下降，這會平衡家庭多生孩子的願望。但在農村，戶口制度等不公正壁壘沉重的壓迫在每個家庭，每個人的頭上，就算你只生一個，小孩活的也不會好多少，再多來幾個，也壞不到哪里去，戶口制度形成了一種沉重的，負的“委託”（有興趣研究的可參考張五常《經濟解釋》中對“委託”概念的說明）。
怎麼改變所謂“落後觀念”？如果農民果真具有這種觀念的話？顯然，靠的是教育，尤其是基礎教育。可惜，在目前所謂“九年制義務教育”的框架下，我國是世界上幾乎唯一的基礎教育尚要收費的國家！政府自己也承認，加強基礎教育對於提高貧困地區人口的基本素質是最為有效的方案。同時，基礎教育所需要的投資是微乎其微的，與另外許多看起來浩大壯觀的工程相比。糟糕的是，我國教育投資占GDP比例已經少得可憐，少於印度，這筆投資偏偏又大部分投在高等教育上，這犯了發展中國家投資教育的大忌。（有趣的是，人口問題同樣嚴重的印度也存在同樣的教育投資政策，但印度努力投資高等教育，結果真的辦好了一兩所大學，如印度理工和尼赫魯大學。但我國如今連高等教育都出現了巨大的危機，錢到底去了哪裡令人生疑）。
……
還有很多類似的問題，有識之士很容易自己指出，本人就不再贅述。但結論是清晰的，農民能夠聽得懂的語言太多，太多了。但他們聽到的大部分語言都是“負面”的，例如上面分析的那些。農民多生孩子，正好說明他們聽懂了上面這些語言，同時做出了有利於自己的理性選擇。這樣的選擇造成了“囚徒困境”，也就是今天的中國人口問題。誰都知道，解除“囚徒困境”最好，最徹底的辦法就是拆掉監獄，讓囚徒獲得自由。對應到我們所談的，就是保障農民權利不受侵犯。
同時可以看出，上述問題目前很難解決，公權力被異化，被化公為私而成為少數人魚肉百姓的手段，是主要因素。種種的不合理均有複雜的利益在背後構成理由。改變這種不合理，很多居高位把握公權力的人將利益受損。因此很多措施，明擺著既能受到農民歡迎，又大大的有利於計劃生育，農民聽得懂，又樂意聽的語言，但就是得不到推行。
就算這些居高位者由於某種原因（受上級批評等）開始重視計劃生育了，他們採取的辦法也往往只是我們在臨沂所看見的這種——用更加殘酷的懲罰來抵消農民多生孩子帶來的那一點點好處。這種辦法，短期內當然有效，但其推行正好加劇了公權力的異化與濫用，使得本來不是那麼難辦的人口問題變得更加棘手，死結更加難以打開。
這種計生手段，與其說是農民所唯一能聽懂的語言，不如說是這些領導唯一會說，唯一願意說的語言。這種做法，他們受的損失很小，得到的利益很大，自然願意實行。至於農民所承受的痛苦，則是目前的制度運作很少考慮在內的。
如何能夠解開這個死結呢？答案很清楚，是民權，首先是對公權力濫用的限制。從這個思路出發，我們必須制止目前在臨沂發生的野蠻行為。讓我們做我們能做的，即發出自己的聲音。權力是有權者的語言，語言是無權者的權力。讓我們充分利用我們的權力吧。(//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