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8日訊】一、

蕭公權（1897～1981年），生於南安（今江西大庾），字恭甫，號跡園。在中國現代政治思想史上，他融匯中西方學術，卓然自成一家，在中國政治學領域享有聲望與影響，是在思想學術界推進憲政理論和自由觀念的卓越人物。

蕭公權早年就讀清華學堂，1920年夏季赴美留學，先後就讀於密蘇里大學和康乃爾大學，至1926年夏季在康乃爾取得博士學位。當年回國後，歷任南開大學、燕京大學、清華大學教授，講授政治學、比較政府以及法理學。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蕭先生南下成都，在光華大學、燕京大學、四川大學任教，並兼職於國立編譯館。1948年，被選作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四十年代末再度赴美，在華盛頓州立大學任中國歷史和思想史教授，名譽教授。1981年在美國去世。

蕭公權先生的主要著述有《政治思想史》、《憲政與民主》、《翁同龢與戊戌維新》、《19世紀中國鄉村的政治控制》、《近代中國與新世界：康有為變法與大同思想研究》以及早年（1927年）他的博士論文《政治多元論》（Political Pluralism：A Study i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Theory） [作為國際心理學、哲學及科學方法叢書（International Library of Psychology Philosophy and Scientific Method）由倫敦和紐約的出版社同時出版]，去世後則有《蕭公權全集》九冊出版，等等。

《中國政治思想史》是蕭先生的代表作，傳播廣泛，常被用作大學的教材和主要參考書。全書從先秦年間講述到民國初年，按政治思想的歷史背景，共分三部份：1）封建天下之政治思想，2）專制天下之政治思想，3）近代國家之政治思想。蕭先生遊走于于中西文化之間，以西方文化為參照系，對中國傳統政治文化進行了全面深入獨到的研究，對中國傳統的政治思想，既見異同，又論優劣，條分縷析，脈絡清楚，既是思想史作品，又是政治分析論述，全書娓娓道來，頗見功力，已成為中國政治思想學界的經典，是在學術領域梳理和批評中國傳統政治思想的系統性奠基著作。

縱觀中國政治，蕭公權在《中國政治思想史》中指出，秦漢至清末，以君道為中心，「專制政體理論之精確完備，世未有逾中國者。」（見蕭著下冊，第947頁）按蕭公權的看法，這二千餘年，中國政治體制和政治思想「多因襲而少創造」。

對於部份國人津津樂道的中國固有「民本」思想，蕭先生以他所受的嚴謹的學術訓練，指出了它與民主的區別。公權先生說：「孟子民貴之說，與近代之民權有別，未可混同。簡言之，民權思想必含民享、民有、民治之三觀念。故人民不只為政治之目的，國家之主體，必須具有自動參預國政之權利。以此衡量，則孟子貴民，不過由民享以達於民有，民治之原則與制度皆為其所未聞。」（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表面上看，民主只是比民本多一「民治」而已，似乎民本與民主很接近。其實，細較之下，兩者完全不同。從政治的角度而言，「民治」的權利居於核心地位。所謂「民治」，就是由民眾自己管理自己的公共事物。

蕭先生並不局限於學院高牆內研究政治思想，他也積極投入現實的政治論爭，並用自己堅實的學養用平易的語言為民主自由背書：「甚麼是民主？我們簡單的答覆是：人民有說話的機會，有聽到一切言論和消息的機會，有用和平方式自由選舉生活途徑的機會，有用和平方式選舉政府和政策的機會， ——而且這些機會，不待將來，此時此地，便可得著，便可利用——這就是腳踏實地的起碼民主。假使這種起碼的民主尚且辦不到，卻明唱玄虛的高調，暗用武斷的方法，那決不是民主，而是民主的蟊賊。」（《說民主》）

二、

蕭公權通過有說服力的分析，不贊成當年國府所劃定的中國政治發展須經的「軍政-訓政-憲政」三階段，而主張立即實施憲政。他指出：「我個人也相信憲政是一種政治的生活方式，並不是高遠玄虛的理想。我覺得較妥當的說法似為：憲政是過程也是目標，而目標即是過程的一部份。「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要達目標，須經過程。要實現較圓滿的憲政，只有從較幼稚的憲政做起。張（佛泉）先生說我們不能在達不到完美憲法理想的時候，「先過幾天黑暗的政治生活」，真是十分明快透闢之言。[大學]「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沒有先學會撫養孩子而後再去嫁人的），這句話，也可以做一切「訓政」論的答覆。」“（一）憲政隨時可以開始，但比較完美憲政的實現需要經過相當時日的推廣與進步。（二）由低度憲政到高度憲政實行的過程，在實質上包含一個學習的（也可以說教育的）過程，而且學習的過程和實行的過程融為一片，不容分割為先後的段落。（三）憲政是過程，也是目標。

蕭公權特別清楚地論述了：憲政本身就是訓政的過程。不能在憲政之外求訓政：「我再確切的聲明，我對於張（佛泉）胡（適）兩先生隨時可以開始憲政的意件是同情的。我認為除實行憲政外，別無其他訓練憲政能力的方法。我們不能再蹈襲前人「訓政論」的錯誤。然而我們也不要輕視了我國人民的弱點。我們雖不可於實行憲政之外求訓政，卻必須於實行憲政之中努力「養成民治氣質」知識階級應時時注意提高自己「參加政治的資格，以為一般後進民眾的先趨和榜樣」。（《憲政的條件》）

「甚麼是民主？我們簡單的答覆是：人民有說話的機會，有聽到一切言論和消息的機會，有用和平方式自由選舉生活途徑的機會，有用和平方式選舉政府和政策的機會，——而且這些機會，不待將來，此時此地，便可得著，便可利用——這就是腳踏實地的起碼民主。假使這種起碼的民主尚且辦不到，卻明唱玄虛的高調，暗用武斷的方法，那決不是民主，而是民主的蟊賊。」（《說民主》）

從早年起，蕭公權就對政治多元論下有很大功夫，並也卓有建樹。他指出該理論把有關個人自由（individual freedom）的憲法保障這一古老的觀念置於更廣泛、積極而堅實的基礎之上，這是一元論者應該吸收的重要政治理念。雖然蕭討論的政治多元論後後來的政治學者達爾（Robert A. Dahl）不同。但在筆者看來，蕭氏的更古典的略帶張力的政治多元論述，更具有理論力量。蕭寫作《政治多元論》固然與當時美國學術與政治熱點相關，當時政治多元論恰好是美國政治理論界的重要話題，同時對於這位生於清末民初，曾熱心閱讀《民報》，並親身參與五四運動的沉思型青年，用政治多元論來對比觀照中國的現實政治，顯然是富於挑戰性的課題。這種政治多元性對於緩解在美國憲法基地上的政治一元論，提供了理論和實踐的契機，對蕭公權本人思想中的某種黑格爾色彩，是一種平衡。

蕭公權先生既是二十世紀學貫中西的大學者，同時又是一位穩健的「老派」人物，他不贊成「打倒孔家店」，主張把孔子的思想與專制帝王所利用的「孔教」區別對待；他認為傳統蒙學雖有戕害人性的一面，卻也未始不是一種基本功的有效訓練；他認為「新文化」對舊式家庭的攻擊過於偏頗，因為「新家庭不儘是天堂，舊家庭也不純是地獄」。當代台灣學者林谷芳嚐言：「知識份子的一個角色就是拉車與剎車。社會太保守，你要把它往前拉。太冒進，就要幫它剎車。」蕭先生在那個急遽變化的時代所承擔的，主要是一個剎車者的角色。

從外部觀察，蕭公權的學術世界，呈現以下幾個特徵：一、中西文化的折衷；二、舊學與新知的貫通；三、情感興理智的交融。這三大特徵與蕭氏所處的歷史背景有密切關係。而蕭氏思想的內部特徵，則有三個突出的方面：對道德優先性的肯定、基要主義（Fundamentalism）的取向，以及對民族文化生命的關懷。這三個方面都與近代中國人文學術的發展息息相關，而蕭氏的歷史地位，也由此益為彰顯。

從學術立場來看，蕭氏畢生關切的問題，正是中國歷史的變與常，他正是站在這一個基本關切點之上，來從事對中西文化的折衷與融會。在這種舊學與新知的融會，以及中西文化的折衷之中，蕭氏在近代中國人文學術史上，樹立了一個「治道征前史，多方論折中。人如秋水淡，詩與夕陽紅」的典範與人格，永為後世所緬懷追念。

蕭公權的學術生涯雖然是研究、傳播和發展在西方成長起來的政治思想，但他也賦有很深的國學修養，這不僅表現在他嘔心瀝血的著作《中國政治思想史》等有關中國政治源流的開創性研究，同時也表現在他的中國格律詩的造詣中。他寫了大量詩作，常與吳宓唱和。僅在在成都的幾年，他就寫了九百多首詩。抗戰年間在成都的燕京大學，有所謂「四大名旦」：陳寅恪，蕭公權，吳宓，李方桂。這幾位教授學貫中西，博古通今，吟詩作賦，酬唱應和，是為一時佳話。這種人文景觀，幾成絕響，很難復現於後世了。(//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