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7日訊】(希望之聲記者蔡紅 齊月報導)中國國家工商總局日前公布的統計數字顯示，今年上半年，中國個體工商戶的戶數首次出現正成長，私營企業數目首次超過其它企業的總和。國內有關机构和專家經調查發現：中國私營企業壽命奇短。全國每年誕生15万家私營企業，卻同時有10万多家倒閉，其中，60%在5年內關門，85%在10年內消失。相關統計數据顯示：就平均壽命而言，世界500強企業為40歲，跨國公司為12歲，中國企業為7.5歲。而在中國企業中，私營企業最為短命，從成立到破產，平均生存期只有2.9年。從這些數字中可以看出什么問題？中國私營企業為何命短？對此， 記者采訪了仲大軍先生。

仲大軍是國內目前知名的經濟觀察家、社會評論家、批評家、專欄作家、政府和企業顧問。2000年創辦北京大軍經濟觀察研究中心，現任中心主任，研究員。

中國私營企業為何命短？仲大軍表示：私營企業所謂的短命，平均壽命2.5年，是因為它經濟組織小，它抵抗風險的能力差，特別是它遇到一個市場變化非常快的一個情況呢，它就不斷的要适應市場，它要适應不了市場它就赶快倒閉了，所以小企業的壽命短，不一定是一個坏現象，它也可能從另一方面反應出這個企業應變能力非常強，好了就干，不好了就關門。它靈活性比較大，可能說明這一點。也能從一方面反映出中國小企業對市場反映靈敏程度。只有做大的企業，當然它比較穩定，它有抗風險的經濟能力，市場也比較穩定，所以說它壽命相對來說也比較長一點。那么對于小企業來說呢，它的變化比較快，這是很正常的。另外，中國的小企業為什么數量在增加了？這說明中國整個從經濟政策來看，還是繼續鼓勵、支持、發展民營經濟，私營企業，因為畢竟私營企業有一定的活力，從效率各方面來講，它具有比國營企業也許能更低成本更高效率啊這個特點。所以中國民營企業增加也說明中國經濟活躍程度在增強，基本上是這么個狀況。

中國私營企業机會不均等。中國政府以政策治國，多半向國營企業傾斜，在市場准入、貸款、補貼等方面，國營企業好處享盡，私營企業卻連邊都沾不著，在這种區別對待和歧視政策下，國營企業哪怕虧損累累，只要有政府扶持，也能苟延殘喘；私營企業一旦陷于虧損，就很容易倒閉。正是因為机會不均等和大環境惡劣，造成中國私營企業發展中的諸多怪現象。比如，明明是私營企業，卻要挂靠國營單位，甚至打出政府招牌；許多私企業主為了追求名利，不擇手段，結果，剛剛“冒富”揚名，又很快鋃鐺入獄，從座上賓淪為階下囚。

仲大軍表示：這是肯定不均等，因為特別是目前啊，中國的國有企業，中小型的國有企業都私有化了，現在剩下的國有企業都是大型的，并且都上升到比較壟斷的領域的這种大型國有企業，它們具有一定定价權力，具有各方面的一些优勢。小企業相比之下呢，肯定是不存在這樣一些优勢了；但是小企業比較机動靈活，通過一些違背市場規則啊什么違規的手段啊逃避稅收啊，或者是違犯法規啊等等手段也能獲利。現在中國那些大量小企業實際上都是通過這种手段生存著，假如很循規蹈矩生存的話是很難生存的。所以小企業也有小企業的特點。中國現在正在大力治理小煤窯，小煤礦，那些中國私營煤礦有哪几個是合格的？大量都是不合格存在的，但是它們都是在這种狀況下，拼命的在生產，拼命的賺錢，所以有些小企業它也能生存，它是以一种不法的違法的方式生存著，總置于政府貓捉老鼠的方式存在的，這就是大企業有大企業的生存之道，小企業有小企業的生存之道，這就是中國當前的情況。

私營企業的興衰，仰仗當局政策，政策一變，風聲鶴唳。發生在陝北的私營企業采油案，就是一個鮮明的例子。在國營單位采不出油而主動放棄的土地上，當地政府允許私營企業進場開采。待到私營企業采出油來，當局卻立即變卦，自食前言，僅以微薄的“補償”，強迫私營企業退場，其實是變相掠奪私營業主的財產。當這些業主循“正常途徑”請愿時，竟又遭到當局欺騙圍捕，赶盡殺絕。類似例子很多，不斷證明：沒有政治上的權利，就沒有經濟上的權利。在非民主的體制下，私營經濟的生存空間，有限得可怜。

仲大軍表示：關鍵是這個石油生產，這里政府可能犯過一些錯誤，它沒有把握好，到底這個石油生產是完全由國家壟斷，還是可以放開給民間，當年政府在制定政策它就比較模糊，它在一段時間里邊它放開一個口子讓民間的資本進入，讓民營企業進入這個領域，但是后來它又感覺到這里存在一些問題，感覺到應該加強對石油資源進行國家統一管理經營，所以它就要收回這些油井。當然這里邊就存在一些利益沖突，原來進入的那些民間資本民營企業，它感覺到自己的生財之路被斷掉了，它要起來維護自己的利益，這樣就与政府与國有企業發生了一些矛盾和沖突，這個問題關鍵在當初啊，國家應該在這個地方制定好政策把好關，當初沒有把好關，開一個口子，它引入了一些民間資本進去，最后導致現在這么一個不良后果。國家的石油企業進行開采，它可能開采的質量要比私營的好，國家的石油開采企業從技術上管理上相對來說還是有一定的經驗，特別是對石油資源，關鍵是開采的過程中別遺留在地下，別浪費，它要進行一個系統的開采，這里的确需要系統的管理，那么這里存在一些矛盾，這個問題怎么解決還需中國政府今后怎么去努力。

有文章說：連年評出的中國企業500強，95%以上是國營企業，這已經暴露：喊了近三十年的所謂“多种經營”、“發展私營經濟”的口號，原來都是夸大其詞的空話；所謂“私營經濟已經成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的說法，也是當局的自說自話，自欺欺人。實際上，在中國商界，沒有“勤勞致富”，只有奸巧致富。官商勾結和權錢交易，不僅是國營天地的慣常風气，也一直是私營業主習以為常的行為模式，以至于，國營私營，混淆難辨。從這個意義上而言，就如中國迄今還沒有真正的市場經濟一樣，中國也還沒有真正的私營經濟。

對此，仲大軍表示：國有企業仗著它的規模优勢技術优勢，身份地位，政治优勢，它可能越來越強，另一种就是民營經濟也是越來越強，中小企業在不斷的市場競爭錘煉磨練當中啊也是在不斷的發展。私營企業也是一個很大的支柱，不要看在五百強里邊沒有几家，要是中國評出几万小的話，那中國百分之九十五都是民營企業。所以它各自由于規模不一樣，在排行表里邊表現的不一樣。中國經濟現在是這樣：一些大的都是被國有企業占据了，就是大的更大，小的也在發揮作用，無數的小蝦米集累起來就比一條大魚還要厲害。目前中國經濟出現了兩种分化的現象，兩個方向的發展，一方面是大型國有企業越來越強，一方面往私有化方面發展，很多的國有企業搞不好的話，就變成民營企業了。國有企業一方面在向私有化方向發展，另一方面也繼續向國有化發展，一些國有企業仍然在繼續做大做強，國有資產不斷增加。所以中國的經濟不是一邊倒的經濟，不是說私有化完全一邊倒，都是都私有化了國有企業完全沒有了，它不是這樣。這就是中國當前一個經濟特點。

在談到怎么看待國退民進這种經濟現象時，仲大軍說：國退民進是在一個歷史階段中提出來的口號，那是在前六七年以前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后半期，由于中國整個的經濟處于一种暫時的低谷，中國經濟出現過熱之后又出現一個低潮，在這個經濟低谷的過程中，很多企業的日子很難過，特別是國有企業出現大量的虧損現象，甚至出現要破產這种現象，在這种情況下，再加上在這個歷史階段，國有企業對市場不适應，很多企業管理經營不善，加上有些國有企業領導人的貪污腐敗，把國有企業都搞糟了搞垮了，生存不下去了怎么辦？就只好退出，私有化，推向民間，由私人來經營。這個歷史階段，經過這几年的改造已經過去了，到了現在國退民進已經基本上結束了，現在該退的那些國有企業都退的差不多了，撐不住的國有企業也都轉制了，轉成私有企業了，那么能撐下來的國有企業呢，并且都成了壟斷的大企業了，它也沒有必要再去退了，所以說國退民進是根据中國經濟的需要，中國政府在一個歷史階段提出的口號，這個口號到今天我感覺基本沒什么必要了。因為中國有些國有企業搞的還不錯，它就繼續存在也沒有必要繼續退出了，并不是說完全退出就是好，也不是說所有的國有企業統統的都私有化民營化就怎么好，要尊重中國的歷史吧。國有企業改制的問題不僅僅是一個經濟的問題它還有一個政治的問題，還有個情感的問題，國有資產不管怎么說，是一個財富的符號，可以說是這三十多年間，全國的工人農民全國人民辛辛苦苦積攢下來的一部分財富，現在都把它給了某些厂長經理了，那全國人民心里想不通啊，反對啊，所以產生一些政治影響。我們考慮國有企業改造，不能僅僅從效率方面從經濟方面去考慮，還要考慮它是否能順應全國人民一些心理，所以這几年國有企業對國有資產的瓜分也遭到社會很強烈的抗議。中國社會自從2004年之后，越來越強烈顯出對瓜分國有資產那种憤怒。在這种情況下，中國政府對國退民進這個政策慢慢慢慢我想也就放棄了。

文化不高、素質低下、眼界狹隘，也构成眾多私營企業家先天不足的缺陷。以至于盲目跟風，感情用事，有些私營企業還常常受制于家族式經營，妨礙了企業的長足發展。往往在締造了“一夜暴富”的神話之后，又陷入“一夕垮台”的悲劇。

對此，仲大軍表示：前几天我在杭州的時候，剛參觀了一個很大的民營企業万象集團，從當年浙江郊區一個農村小作坊發展起來的一個大型的企業，万象集團，很有名的，這個企業家魯冠求，原來就是農村里一個打鐵出身的這樣一個農民，現在發展成這么大的規模，200多億的產值規模，這個民營企業現在搞的很好，但是在技術進步過程中啊，在技術啊在管理啊在經驗啊在知識方面仍然与世界先進發達國家有很多差距。可以說現在中國民營企業都處在一個艱苦奮斗勤奮學習，這么一個追赶的歷史狀態，沒有別的出路，中國要有一批勤勞奉獻敬業的优秀的民營企業家，比如廣東的至高空調也是一個民營企業，這些年看著它們一點點的發展起來，他們這代人都是特別賣力特別辛苦的。但是企業家隊伍是良莠不齊的，總是有好的有坏的，我們從大的前景來看呢，中國一些大的民營企業家正在慢慢成熟，當然在這個過程中，總是有各种各樣的不同類型的。現在中國有一些民營企業家的知識啊素質啊特別是觀點存在著問題，還要進行正确的引導，存在著他們自身的修養和社會對他們影響的問題。中國社會還要形成一個影響，一個環境的一种作用，對這些企業家進行監督，來影響他們，否則的話，僅憑一些企業家自身的沖力去發展的話，他們也可能走歪路。比如現在一些民營企業家對中國的一些傳統倫理道德啊，儒家道德啊一竅不通，從小就是失根的一代，從小文化大革命長大的，缺少各种知識訓練素養，既沒有西方民主政治理論的基礎，又沒有中國傳統的孔孟之道，儒家教養，只知道謀利只知道掙錢，缺少社會責任感，這樣的企業家是大量存在的，在這种情況下，這些企業家都需要受教育。這不光是企業家個人的事，還是全社會的事，只有社會有一個氛圍有一個監督影響壓力的情況下，這些企業家才能會變的更好，才能為社會做更大的貢獻。

有文章說：相對于那些發達國家即成熟的經濟，中國的工業組織和生產組織形式肯定變化的程度要大一些。這种迅速變化的事實反映的是我們這個國家資源要素配置的程度与效率。企業平均壽命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經濟資源要素配置靈活。但過多的形式變化，也反映了中國經濟組織度的欠缺和整合度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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