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27日訊】大紀元記者林納/澳洲是一個以民主為立國之本的國家，和諧包容的基本國策使一百多個民族和平相處，共同享有平等自由的天賦人權，然而當中共黑手伸向澳洲時，心理上的恐懼使華人同胞在自由的國度也難以享受到真正的自由，那份恐懼何時能夠衝破？
每一次鬥爭運動都是共產黨的一次恐懼訓練，讓人民内心顫抖著屈服，以至成爲恐懼的奴隸。我們公佈這些投訴實例，希望能曝光邪惡，能引起同胞思考，能對擺脫恐懼有所幫助。
實例一：
我與中國特務
我叫范宇光，原是天津市第一中心醫院急救研究所的醫生，1989年，我從天津來到澳大利亞。 1991年9月份，我給我在中國的母親打了一個電話，在電話中我提到了「自由黨」這個詞，電話被竊聽了，一個星期後，三個天津市國家安全局的警察來到我母親家裏，同時又從各自單位把我兄弟、與丈夫逮走，分別於三處對他們進行了審問，問題是我是否是自由黨成員，都做了哪些反黨的事。
三個月後，這三個人又到我母親家，告訴她有關調查我的結果，那就是他們沒有發現我有甚麼反共行為。然後命令我母親通知我：1、為他們做特務收集留學生的政治信息。2、回國，到國家安全局與他們聯繫。
我自然是拒絕從命，因為我覺得就因為政治觀點，去出賣那些從來沒有傷害我的人太缺德了。從那時起，我發現了一些奇怪的中國人跟蹤我。
1995年通過《大洋報》披露了中國特務：原天津商會會長沈鐵，被人看到在天津市國家安全局大院內出現。沈鐵：天津人，中醫，男。從此以後我沒有一天過的是安寧日子。
自從1991年，特別是1995年後，我總是被陌生的中國人跟蹤。為了安全，我從柏斯轉到悉尼，更改名字，不斷變換地址，不與任何中國人甚至澳大利亞人來往，但是我總是被中國特務發現跟蹤與傷害。由於父母親年邁又膽小怕事，叮囑我不要給他們找麻煩，我只好忍氣吞聲。直到我父母親過世，並且我也早已經是忍無可忍了，通過自己的經歷認識到：沉默與忍耐是無濟於事的，特別是在後來，中國特務視我好欺，竟誣陷我是小偷、毒品販子，並引起聯邦警察的調查，我乘勢與警察聯繫，揭露了中共特務的行徑，這是後話。
通過我自己的經歷，僅是我生活在Campsie那一帶時就受不下16個中國特務的跟蹤（在住家附近、去加油站、去商店、乘公共汽車時、去客戶處聯繫業務等等）。 在那裏我住了3年（1998-2000），我的體會是中國特務無處不在，每一個普通的中國人，只要不是被共黨註冊定為「反共」的都有可能被中國當局聯繫，指令為「中國特務」，這些人並不是專門訓練過的專業、專職特務，而是從事在社會輿論方面充當中共幫兇，在監視「反共分子」方面充當耳目。實際上這也發生在我自己的身上，中共國家安全局的警察也曾命令我去充當他們的特務，只不過他們是找錯了人。
1992年，在柏斯，電話事件後，我發現有陌生的中國人跟蹤我，當時我還沒有澳洲的身份，我去移民局反映這件事，但移民職員不耐煩聽我的故事，他認為我是為了身份瞎編的。1995年，我從柏斯移居悉尼。我前後搬家5-6次，都是為了躲避被誣陷為「小偷、毒販」的流言蜚語。
所有流言蜚語的傳播都是在一種我與任何人不認識、沒有與任何人發生糾紛、沒有任何人真的認識我的情況下發生的，但是似乎又有那麼多的人認識我，這種情況只能用一種理由解釋：一個龐大的中國特務收集信息組織在澳大利亞，因為我的動態，不出幾天，就可以被中國特務得知，如果沒有很多特務，如果不是各地都有特務的話，是不可能這麼快的!
當我意識到這一情況後，我決定不再與中國人合住，我又搬到了Canterbery的一幢只有四戶住家的二層小樓。我新搬進去剛第三天，就發現住家對面的傢俱公司有行為可疑的華人職員態度異樣的在注意我。隔天，早上一出門便見兩個死耗子，一個在我車頂上，一個在車旁邊，我拍下照片，把照片複印件送給了警察。不久又看見有人放了一本我的電話冊，在電話冊旁邊有人放下一支圓珠筆，過幾天後，又有人放了一只死貓在門前地上。我剛搬進新居幾天，就已有特務送信息給我：「你在我們的監視下，你跑不了!」
實話說我是恐懼的，我就覺得我無論改變名字、搬家、不與任何人接觸，一切都無濟於事，在澳大利亞是中國特務的天堂，對中國人來說不是民主、自由的天堂，每一個在澳大利亞的中國人是在中國特務的監視與控制之下的。要麼被利用，要麼被監視，共產黨對你看不順眼，你的生活就絕不會安寧。
當我在一家病理公司做抽血員時，大概工作不到一個月，流言就又傳進來，說我是小偷，由於我揭露一個澳大利亞女職員修改會計記賬記錄（因為我不揭露，以後出甚麼麻煩，我得揹黑鍋），這個職員Jann為報復我，利用另一個職員Kate編瞎話，說我偷了公司的一支圓珠筆，中國特務聽說這件事後，就派人經常放一支圓珠筆在我家門口，無論我搬到那，這種現象一直持續了三年。直到我認識到圓珠筆有甚麼故事，打電話問Kate，出乎我意料之外，Kate馬上承認了編瞎話污陷我的事，並表示幫我澄清事實。從此以後，特務們也自知無趣，終於停止放圓珠筆的無恥行為，但是即使他們知道事情真相後，仍然在一定場合下，照常散佈「圓珠筆」的流言。這種知道了真相後，仍然故意散佈流言蜚語的行為就是流氓行為。
自從我在Canterbery住下後，我每天的行動都在那位傢俱公司華人職員及其同夥的監視下，不久我就被污陷為毒品販子，他們編造的一些故事，似乎符合我的日常生活習慣。我發現我的中國寄物全部被海關打開檢查，而且我被警察跟蹤，這實際上是中國特務給我製造的麻煩，當然用的都是流氓無賴的手段。我馬上與警察聯繫，講明真相，告訴他們我一生從來沒見過毒品，我是被中國特務污陷的，因為我揭露了中國特務。
中國特務在澳大利亞可以竊聽電話
2000年9月30日，澳大利亞奧林匹克運動會閉幕式的那天，那是大約下午2點，我撥號碼發傳真。使我吃驚的是，在傳真機裡出來這樣的聲音：「If you want China visa,Please press bottom—-.」（如果你需要中國簽證的話，請按—–鍵—–。）這聲音顯然是從中國大使館的接線電話中傳過來的。
我認為是中國大使館好像可以竊聽我的電話，這是由於奧林匹克閉幕式，大使館監聽人員也許去看閉幕式去了，或由於其它原因，使竊聽線與使館對外接線電話線串線了，這就使我的傳真機傳出使館接線電話的聲音。我馬上打電話到聯邦警察，但是警察給我的回答是「不可能，中國大使館不可能監聽你的電話。」但後來，他又覺得事情是有點奇怪，又建議我聯繫紐省警察，看是否有人竊聽我的電話，最後轉來轉去，轉到Telstra，一位女職員查了一下我的電話，給我的回答是：不否認我的電話是可能被竊聽的。
2001年，我正準備搬家（實際上是準備回國，因母親病重），我要聯繫庫房可以按置我的傢俱。一個電話從電話公司「Globle Talk」打過來，一個女職員，大概名字叫Helen，一聽聲音馬上可以斷定是中國人的英語，在電話裡她說：「你必需馬上交電話費。」我很奇怪，我剛交完電話費啊，我問她我有多少欠賬，她說$8元錢。我說我剛交完電話費，又沒有多少，為甚麼你又要我提前交電話費？她說「你搬家前一定要把電話費交了」。
電話過後，我忽然認識到這電話裡有文章，Helen一定竊聽我電話了，利用電話公司的設備竊聽電話。如果她沒有竊聽我的電話，是不會知道我即將搬家的，她肯定竊聽了我的電話，無意中說走了嘴而通知我交電話費，儘管我剛交完電話費，只有$8的賬單。
以後我幾次打電話給那家公司，找Helen，但是她竟「消失」了。 之後，我從這個小樓搬出去，準備回國，我把傢俱都存在一個在Mortdale區的庫房。這時，我發現一個可疑的中國人監視我，他的車牌號是：WVY-986,是一輛較新的黑綠色越野車，Land Rover。當我從中國回來後，發現有人從庫房頂部向庫房灌水，我的傢俱與商品都濕了，牆上留著水印，這事我與管理人員（Real Eastate）講了。
這里特別要指出的一件事是發生在1998年4月13日，晚上6點鐘，我和女兒出去到Bankstown中學去學習英文寫作，剛出門，過馬路，忽然一輛原來停在路邊的車（在我住的小樓的同側）立即打火起動並開大燈，汽車急速的衝向我們倆，幸好因為車是從停車狀態啟動的，不可能一下子開得很快，當這車已經靠近我們時，我們剛剛踏上對面馬路的邊道上，這輛車因為衝到對面路邊（實際上車已開到人行道側，這是違法的），車沒法馬上轉彎，只好停到那側邊道傍，我這時才意識到事情來的可疑，我讓女兒躲起來，我馬上轉過身去看這輛車（當時我真傻竟沒有多想這樣做是很危險的），見到一個中國青年人，上身白襯衣，短平頭，大腦袋，皮膚挺白，他見我返了回來，慌忙用報紙擋他的臉，我越發覺得這個很可能是僱來殺我或撞傷我，僱他的人無疑是中國特務。因為我從來沒有個人的敵人。他們之所以這樣做，大概就是因為我在1995年公開揭露沉鐵是特務的事，（沈鐵在我揭露他是中國特務後，馬上從澳大利亞消失了。）我馬上將車號記下來：ADS-157。 ◇
實例二：
我在澳大利亞遭受的政治迫害
我叫馬萬平， 1990年移居泰國。1992年中國掀起了氣功熱潮，經中功創始人授權，我在泰國組建了環宇國際中華養身益智功總部，任總裁。
我是一個純粹的氣功修煉者，沒有任何政治目的。1999年7月從中國傳出把法輪功和中功定為X教鎮壓時，我在泰國首當其衝遭到了鎮壓追捕，並且連累了我的家人，我在大陸的72歲的老母親被嚴刑逼供毒打，被迫服毒自殺身亡。我在泰國遭到中國特工組織的追捕，於2001年4月15日逃亡，途經澳洲準備前往美國避難時，澳洲政府將我收留在澳洲。
我是一名基督徒，2001年6月，我按報紙上的廣告電話，聯繫前往坎培拉附近的一家台灣人辦的基督教會做禮拜，禮拜結束前，主持人叫新來的客人自我介紹名字。當我介紹了我的名字馬萬平時，一位自稱是教會主任的李XX等二人把我叫到教堂大門外右邊的一間房屋內，對我進行辱罵和訓斥。我與他們發生了爭吵。他們怕我在教會講述真相，便用車強行把我送到坎培拉市中心的中心公園旁邊叫我下車。
當我下車以後，從前面不遠的地方走過來四個身強力壯的男人，聲稱他們是在國內受害的法輪功學員，也是逃難來到澳洲的，他們要求和我交談，把我騙到中心公園內大旗桿下的樹叢中，把我毒打成傷。
從此以後，我被冒充法輪功學員的特務毒打致使右胸部長期疼痛，牽涉右手神經痛，導致右手出現陣發性顫抖，經過長期醫治至今五年未癒，使我失去了工作的能力。
在坎培拉的幾個月中我的行動長期遭到特務的跟蹤，錄像，有兩次我走在路上，突然一輛汽車在我身旁停下，從車上跳下來兩個人把我往車上拉，在我極力的反抗掙扎中幸運地有路人經過使綁架未遂。
我在坎培拉被打傷後，為了用中藥治病才轉到悉尼朋友家居住，但情況更是艱難，在我的住所四周長期都有特務在前後的兩條街跟蹤，經常遭受毒打、威脅、綁架。例如2003年3月14日被特務打傷，由警察和朋友陪伴把我送到醫院檢查治療，這些都有報警，有據可查。
特務們除了對我長期跟蹤、監視、企圖綁架、毒打外，同時對我進行精神迫害。2003年5月，我到悉尼火車站旁的英文教學中心去讀書學英語，當我上課三天就有三位同學對我進行騷擾。她們總是無事生非，有意對我刁難辱罵。
教我英語的華裔女教師更是離譜出格，她要求與我發生性行為，我發現她有給我製造犯罪行為的不可告人的罪惡目的，企圖給我製造一起強姦案例，到時候叫我有口難辯。一旦他們的陰謀得逞，澳洲政府可以把我驅逐出境，特務們就是想要把我遣送回中國，這不能不引起我的高度重視和小心。
該女教師和班上的幾名女特務，急於要完成任務，她們利用工作的方便，在同事和領導中製造了我很多謠言。2003年6月出事那天本來不是她當班教課，她卻來到了學校，她們精心策劃了一場對我進行政治迫害的卑鄙事件。
那天早上我剛進入學校走上電梯中，女教師也走進了電梯，她立即對我進行威迫利誘，強行要帶我到一個地方與她做愛，並說如果我不答應她的要求，就叫我馬上不能讀書，取消我讀書的資格。
我聽了以後極端氣憤，想起我這幾年遭受迫害的悲慘遭遇，難過得痛不慾生。因為我的悲憤痛苦，卻跌進了這幫特務早已精心設計的圈套之中。為了不影響別人上課，我走出教室，一個人坐在另外的一間空房之中煉功打坐調節情緒，並沒有吵鬧也沒有影響別人上課，她們卻平白無故地把警察叫來說我有精神分裂症強行把我送往精神病醫院。
我一再聲明自己沒有精神分裂症，拒絕去精神病醫院，在極度困擾的情緒下，拒絕醫生給我打針對我進行摧殘，與醫生發生了拉扯。他們幾個人把我按在地上強行給我注射了摧殘神經的藥品至使我處在昏迷不醒的狀態。然後，又把我送進了第二所精神病醫院即皇家太子精神病醫院。
在該院迫害期間被關進一間鐵欄大院內，有一天兩名女特務站在鐵欄圍牆外叫我的名字，對我說：馬萬平，我們把你關在這裡面「治療」一兩年，你不瘋也得瘋，看誰厲害！說完哈哈大笑而去。
在精神病院的迫害期間，醫院的法庭開庭審理病情時，我正義嚴詞地反駁，這是一場殘酷無恥的政治迫害，法官見我說得條理分明把我放了出來。當我從精神病院出來後，在殘酷的精神摧殘和藥物摧殘下，我患上了嚴重的憂鬱症。待我出院回到家中，我收到了陷害我的那位女教師代表學校簽的一張紙條，說我患有精神分裂症，為此把我開除了，剝奪了政府給我的150個小時學習英語的權利和機會。
2004年4月的一天，一位自稱是搞精神病鑑定的醫生周XX (實際上他只是個護士)，受社區委託來鑑定我的病情，他問的全部是政治上的問題，對我進行威迫利誘，態度極端惡劣，我一再向他申明我沒有精神分裂症，只是因為特務的長期跟蹤、綁架、毒打、騷擾才患上了憂鬱症。
他一概否認，並強詞奪理，主觀武斷地說我是精神分裂症。說完再叫我畫一張圖和簽名，因為我的右手在坎培拉被特務打傷後，右胸和右手神經痛而引起顫抖不能拿筆簽名，他一口咬定這也是精神分裂症引起的顫抖，在鑑定證書上強行給我定上了精神分裂症。從而達到了滅絕人性的借刀殺人，對我進行合法的政治迫害及精神和肉體的摧殘。
又過了兩天，這位姓周的打電話來叫我到社區醫院去看病，醫治我的胸痛和右手顫抖。2004年4月21日當我在監護人的陪伴下，到達社區醫院，醫院的醫生說要送我去檢查我的胸痛，手痛，手顫抖的病，叫來了警車強行把我裝進了囚車送往精神病醫院，我再次跌入了特務精心設計的騙局和圈套之中。
這次我進入了精神病醫院，法官再也不聽我的申訴了，我只有無助地接受那損害神經的藥物摧殘，每次護士強行逼我服下了精神病藥，我就跑進廁所喝下大量的水，然後用手指頭刺激喉嚨把吃進的藥物和水吐出來。
後來他們發現我每次吃了藥就往廁所裡面跑，就在廁所門外偷聽，發現我在廁所裡面嘔吐的聲音，就馬上改用一種放進嘴裡就立即溶化了的藥物逼我服藥，每次把藥放進口中再讓我喝下一杯水，守在我的身旁不讓我進廁所以防我喝水把藥物吐了出來。
我無助地被迫接受著藥物的摧殘，只能利用這些時間來書寫詩詞抒發自己的悲憤和痛苦。這次我在精神病醫院被摧殘了一個多月。
第二次從醫院出來後，我就在主治醫生和專門護士的監管下治療。儘管我每次都向醫生申明我沒有精神分裂症，她們卻無條件地給我把藥量一再加重，還要求給我打針，我以死拒絕才暫時免去了藥物注射的摧殘，我的醫生和護士她們做的是特務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
除此之外特務對我的綁架、威脅、騷擾更加持續不斷升級，有增無減。從2001年至今我到達澳洲5年多的時間中，特務對我的暴力人身攻擊多達一百餘次，惡毒的語言威脅咒罵就舉不勝舉，幾乎天天都有。
例如2003年3月的一天，我獨自一人在達令港的水池邊遊玩，一名女特務走到我身邊猛然叫我的名字，當我一愣神，她就抽出一支微型手槍來對我亮了一下，命令我不許動。馬上用電話招來一個女特務一起監視我，再次用電話聯繫，一會兒又來了四個男特務，四個男人把我挾持在中間從達令港一路走到唐人街後面的電影院門口的街道上，他們再次用電話招來一輛麵包車，在押我進麵包車之際，我趁他們冷不防，猛然出拳反擊並大聲呼救，與他們搏鬥，此時右邊的街道上走來一大群遊人，使他們的行為有所畏懼收斂，才使我有機會拔腿向唐人街衝過去，逃過了一劫。在這五年中跟蹤我的人有17歲至30歲的年青男女學生，更多的是60至70 多歲的老婦人特務，以及少數60歲至75歲左右的男性老人。
打我、威脅、綁架或企圖綁架我的是青年和中年壯年男性，其中有華人和西人。我受到迫害所報的案也只是很少的幾次。因為那時我還不想影響中國政府和共產黨的聲譽，再一個問題是我不會講英語，報案有困難，儘管我報案的次數是受到騷擾迫害的很少部份，但是警察也感到很不耐煩，報案也不起任何作用，使我對警察及報案失去了信心，不到忍無可忍也就不報案了。
我於2005年三次前往中國領事館向他們表明我一貫熱愛和擁護中國政府，請求他們對我不要進行騷擾，於姓領事一再聲稱澳洲沒有一個中國特務。問題不但沒有得到任何解決反而更加變本加厲，特務們對我進行更卑鄙下流的人身攻擊和政治迫害。
6 月份，我多次受到特務的人身攻擊和性騷擾，她們對我騷擾的目的是要讓我動怒與她們發生爭吵或打架，她們每次製造事非時都提前在現場佈局了很多的所謂「見證人」，他們拿這相機。如果我一旦墜入他們的圈套與她們打鬧起來，她們都會出面指證反咬一口，給我製造犯罪記錄，使澳洲政府不給我入籍，把我遣送回國。當然我識破了她們的陰謀詭計也就沒有上她們的當。
我在難以忍受的情況下，於2005年7月1日上午10:30分與我的監護人一同到XXX警察局報案，警察局的長官看了電腦記錄，在不問青紅皂白的情況下，不准我上廁所，抽掉我的褲帶，強行把我關在車內，押送到精神病醫院，找了一個所謂「專家」對我進行鑑定。這「專家」對我極端不負責任地問了一下，就把我定為精神分裂症，要強行送往XXX皇家精神病醫院。我知道如果我一旦踏進精神病醫院一定會兇多吉少，又要遭到那殺人不見血的藥物摧殘，醫生和護士又要強行地給我加大藥量。
他們正在準備送我去精神病醫院，並一再要求要給我打針。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我打破了忍受精神和肉體摧殘煎熬達五年的沉默，打通了《大紀元時報》辦公室的電話，向他們求援。當大紀元的記者和希望之聲電台的記者來到醫院採訪我時，迫於輿論的壓力院方纔把我放了出來。
我強烈呼籲西方民主世界聲援我，派有關精神疾病專科的權威的專家對我進行全面的精神分裂症鑑定，給我一個公正的評估，還我做人的尊嚴，使我的人身安全和人權不受侵犯，徹底調查我在澳大利亞遭受特務政治迫害的事實!
（據馬萬平介紹，目前馬萬平已成為一名澳洲公民，因此企圖製造犯罪記錄遣送他回中國的目的已不可能實現，但他依然生活在恐怖的陰影中，繼續受到騷擾。——編者按）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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