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26日訊】以下是一本十年前的雜誌《黨史博覽》(1993年第6期)刊登的某初級中學給一年級新生的《入學通知書》：

xx學校xx同學：
根據你的考試成績，已被我校錄取。接通知後於8月4至5日持通知書、准考證來我校報到。來時帶：鄉收桌凳費50元；鄉借資300費元；雜費6元；住宿費8元；修繕費8元；文體費4元；水電費6元；書費120元(兩季課本，餘缺待算)。另代收：保險費3.5元；治安費1元。總計506.5元。逾期不報者，由備取生頂替。
xx縣白營鄉第一初級中學
1993年8月1日

其中該交的只有雜費、住宿費、書費(一季)計74元，僅占總額的14.6%；不該交的卻佔85.4%。特別 “鄉收”、保險、治安，無異勒索、明搶，完全不顧政府的體面和國家的尊嚴。當年中小學亂收費之名目繁多，已令人咋舌。能叫出名字的收費還有文體費、檔案費、班費、實驗費、水電費、綠化費、衛生保健費、防疫費、考試不及格費、補課費、留級費、桌椅押金費等五十餘項。

十年以後的今天，當然更變本加厲，眼花繚亂。教育對廣大老百姓，仍然是一場惡夢。到2004年為止的十年內，大陸教育亂收費的官方統計數字是2,000億元。城市熱門中小學擇校費或贊助費數額亦令人瞠目結舌：哈爾濱一所重點小學的擇校費要3．5萬元，北京一所著名小學的擇校費去年已漲到7萬元。鄉村政府則通過中小學校徵收農業稅、敬老院費、集資費、超計劃生育罰款等五花八門的費用。還有一些學校則強行推銷保險、食品、學具等。

學費猛於虎的局面難以扭轉的原因有：首先是教育被國家壟斷，民間資本難以進入；其次，教育投入嚴重不足，大陸教育投入占GDP比例多年來一直在2．3％～2．7％之間徘徊，2002年雖達到3．3％，但仍遠低於世界4．2％的平均水準；第三，教育資源分配極不平等，城鄉之間不平等，在城市學校之間的彼此地位亦極懸殊；第四，中共為了轉移教育投資的壓力，提倡教育產業化，使教育掙錢成為學校的普遍風氣，為社會的急功近利推波助瀾。

於是乎，許多青少年只好被迫失學，青少年或家長為學費自殺的慘劇時有發生。有人說，中國教育投資不及非洲的烏干達，失、輟學兒童人數世界第一； 中國貧困家庭子弟考上大學，因為貧窮而導致父母自殺、家破人亡的案件數，世界第一。這種慘劇在舊中國卻是聞所未聞，相反的例子卻很多。今年 78歲的張蓬才老先生退休前是重慶市萬盛南桐礦業公司醫生，出生于萬盛區金橋鎮青山新村一貧困農家，從小父母雙亡，無錢上學。1941年，當時富甲一方的教育家劉子如先生創辦青山新村小學，窮孩子可免費入學，13歲的張蓬才得以踏進學堂（《重慶晚報》）。在萬惡的舊社會，父母雙亡的窮孤兒可以免費入學讀書；鶯歌燕舞的新社會，卻有千萬父母雙全的幸福兒童被關在學校外面。有人還想起小說《紅旗譜》中，“農民的孩子因為家裏窮都是上‘師範’ 或者‘軍校’之類不用家裏出錢還管飯吃的學校” (李盾：《“知識改變命運”與“讀書賠錢”》，《中國報導》420期) ；天可憐見，興辦這些學校的 “舊社會” 恰恰就是讓這些學校培養出來的學生給打倒了。毛澤東就是個“不用家出錢”讀書的師範生；《紅旗譜》中讀師範的朱運濤、江濤等都是堅定的舊社會破壞者；更有甚者，當年那些受共產黨煽動的大學生是吃飽了飯，口袋裡還裝上幾個饅頭，再上街遊行，大喊什麼 “反饑餓、反迫害、反內戰” 口號的。

中小學亂收費，大學則高收費。據有關部門統計：全國高校生均學費已經從1995年８００元左右上漲到了2004年的５,０００元左右，進入新校區的學生的學費則在６,０００元左右；住宿費從１９９５年的２７０元左右，上漲到了2004年的１,000元—1,200元；再加上吃飯、穿衣等，平均每個大學生每年費用在萬元左右，四年制大學生需要４萬元左右。２００４年我國城鎮居民年平均純收入和農民年平均純收入9,422元和2,936元。以此計算，供養一個大學生，需要一個城鎮居民4.2年純收入，或一個農民３５年純收入，即不計吃飯、住房、交通、穿衣、醫療、養老等費用。

可是中共教育部長周濟卻對《人民網》記者說，大陸教育取得了 “兩個歷史性跨越的成就”：一， “中國基本普及義務教育，基本掃除了青少年文盲，這對一個13億人口的發展中大國是個了不起的成就。”二，“中國的高等教育在過去六年之中，規模翻了兩翻，現在的規模是1998年的4倍，而且國家的教育品質還在不斷提高。現在中國高等教育在校人數已經超過了2,000萬，毛入學率達到19%，進入了國際公認的高等教育大眾化發展階段”。睜眼說瞎話，真是無恥之極！

26-oct-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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