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23日訊】巴金的去世，代表五四一代知識分子在中國的最后告別——這代以追求個性自由為起點的文化精英，經過“革命和建設”年代成為精神植物人，這一歷程本身給這時代留下了巨大的文化反芻題材。人們不能簡單將這一悲劇歸因于權力的壓制和對党對生存資源的壟斷，因為五四一代人，一直是以“左傾”面目出現的20世紀的地平線上的，他們与新政權一直存在某种合作關系，這一合作關系不是從1949年才開始的，也不是從1978年才開始的。然而革命和建設畢竟吞噬了他們的妻子和儿女，這种慘痛的經歷以及年齡上的衰老，逼迫他們晚年在病床上用沉默抗議賈慶林所宣稱的那种朋友關系，也抗議自己對這种關系的無能為力。在這些以植物狀態抗議被利用和死亡的雙重壓力的五四一代人中，巴金無疑是特別具有代表性的一位。
然而不能過于強調巴金在政治上未能“堅持真理，抵抗強權”這一面，這种政論分析方法缺乏歷史感，作出這些論斷的“六四之子”或“网絡智子”們。按他們的聰明，他們即使經歷文革，未必比巴金一代人表現得更优秀。巴金在批判胡風會議上的表現，以及晚年雖然不能堅持建立“文革博物館”卻堅持不懈地給江澤民寫信建立“現代文學館”，這些事件只能放在他的時代局限中去理解，放在人性的普遍狀態中去消解。
至于巴金的文學成就，也許值得人們給予相當程度的敬重，盡管他1949年已經喪失了寫作能力，但《隨想錄》給國人的沖擊還是很大的。在漢語文學中，作家一直缺乏長篇小說的創作能力和寫作意志，現在的所謂作家更乏善可陳（但愿他們懂得為作家這個稱號感到羞愧）。在這方面，巴金尤其值得尊重，而他早年的几個長篇，因自由寫作而充滿了生命的張力。不過巴金的文學在思想上至少存在兩個方面的缺陷：第一，受俄國文學女性气質和法國啟蒙思想的影響過大而受宗教气質影響過少；第二，仍然在中國儒家和佛教思想的二元世界里尋找出路，在這种世界觀中，他打碎了“家”，但在社會和世界上仍然是流亡者。后面這一點是整個五四一代心靈的悲劇，他們离家出走了，然而社會比“家”更殘酷。巴金從“家”出來，到自己的家在文革中被打碎，蕭姍冤死，展示了一個离家出走、有家難回的生命輪回悲劇，這是這一百年的中國悲劇。家本是人類在這地上安居靈魂最后的避難所，但我們看到，在巴金的世界里，他和國家先后成為打碎這帳篷的凶手，區別僅僅是前者為了個性自由，后者是為了權力自由。巴金的文字沒有能力將這一悲劇對象化，但這种力不從心恰恰應該构成巴金之后中國文學的精神主題。
不過巴金在思想上的貢獻遠不遜色他在文學上的貢獻。文革之后，超越“都是四人幫的錯”這种思維模式，巴金提出了“講真話”和“忏悔”等主題具有非常重要的解构意義。他是否自己做到了，這是另外一個問題，然而這兩個命題對中國是非常重要的。令人遺憾的是，“忏悔”問題因為缺乏宗教根据已經淪為后來者的文學表演和互相攻擊的石頭，而“講真話”也被恐懼感捉弄得面目全非。
本來，一個民族把“講真話”上升為道德目標，這本身就具有諷刺意味；在一個受“十誡”傳統影響的社會里，“講真話”不過是常識。但我們必須正視它在中國的意義。一方面，自古以來，“說謊是智慧”這种文化在中國具有結构性的影響，另一方面，文革等政治災難進一步將不講真話降低為生存必須和活命策略。
在這种背景之下，主張講真話甚至被歪曲為“讓人當烈士”這种陰謀，這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反應。事實的真相正相反，恰恰是總有人在這墮落和顛覆的世代逼人把他們當烈士，或者做烈士狀，所以我在所有的相關文章都旨在強調：這不是真的。我從不逼迫任何人當烈士，但我主張既然你不是就不要用語言和文字把自己制造成道德人上人和文化李逵。我主張正視我們時代的精神高度，目的有三：第一、承認自己不是烈士，承認自己軟弱，恰恰是改進的前提，否則就更沒希望了；第二、這种誠實正是對真烈士的尊重，所以你要把自己占領的那個高台空出來留給那個標准；第三、這樣就可以避免因為美化自己從而美化這罪惡的時代，在這個侏儒領導一切的世代，任何公共知識分子神話和“超女民主”等胡說都是厚顏無恥的。
無論是放大自己的政治擔當的，還是動轍指責別人“逼自己當烈士”的，都根源于一种政治恐懼。換言之，實在嚇破了膽，一方面，別人沒有那個意思，他也怀疑別人要他上前線，這种殺豬般的拒絕可以叫恐懼綜合症。另一方面，人對自己勇敢的評价与恐懼感成正比，越是害怕專制的人，越會放大自己抵擋的壯烈程度——他自己都被自己的勇敢感動了，因為那恐懼的對象實在太駭人了。這正如一只老鼠對貓的恐懼，一旦有一天他在貓面前打了個噴嚏，他凱旋歸來就以為自己是亞洲英雄或公共知識分子了，就以為自己肩抗黑暗的閘門了，就打算沒有資格那樣謙虛地謙虛了。然而一旦你告訴他還沒壯烈呢，他又覺得你逼他壯烈了。
事實上主張“講真話”絲毫不意味著逼人講真話，只是說明人應該講真話，并告訴人什么叫講真話。如果做不到，就不要把自己裝扮成真話英雄，更不要把自己的半真半假的妥協視為智慧的化身，也不要把為神舟六號“親筆題詞”的超女視為民主的希望化身。講真話本是“絕對命令”，這意味著我們時代雖然不能徹底做到實話實說，但至少可能給“真話”留一個空間，留一份尊重，而不是高舉半真半假的人坐在那最高的位置上。這种“虛心”狀態對建立一個“講真話”的文明是非常重要的。
然而，為了掩蓋軟弱，更是為了捍衛自己“半真之子”卻充當“全真道人”這种道德上的貪婪，中國這些年來興起了一批自我寬容卻絕不寬容忏悔呼聲的力量，他們聯合起來，以“逼人當烈士”為罪狀抵擋那些要求正視我們時代精神高度的反省。沿著這种墮落他們繼續向下走，結果就是為“講真話”建立所謂的“底線”，其中最著名的一條是北京大學中文系某位“當代魯迅”一直主張的：“講真話應該以不傷害別人為底線”。這种觀點不能說完全是個陰謀，它也說明了一种根深蒂固的糊涂。
人們必須清楚，“講真話”總的來說是沒有底線的，因為“講真話”本身就是底線，如果你再為這個底線搞一個底線，真話就被顛覆了。特別重要的是，如果講真話以“不傷害別人為前提”，你就干脆不要講真話——特別在我們的社會里，講真話題中之意就是要傷害某些人，雖然傷害別人永遠不應該是講真話的目的。如果你打算不傷害人，就不要講真話。這种主張深刻代表了漢語思想和中國良心的困境，它把道德完全放在人倫層面，放在人与人的關系架构中。在這种平面結构中，講真話不是對真理和上帝負責的，乃是為他人服務或“為人民服務”的（實際上是為自己利益服務）。在中國，講真話沒有被當作終极真理問題，反而被歪曲為人際交往方式。在這种文化氛圍中，講真話永遠被“策略化”了，所有今天所謂的道德英雄和自由人士，不過是一些有選擇地講真話的人，誰可以罵，誰要贊美，都清清楚楚；什么時候与批評，批評什么，也都清清楚楚。如何及時和“多數”及“名人”站在一起，他們在這方面簡直干得漂亮极了。甚至一些所謂的基督徒也未能免俗。他們要有清晰的“陣營意識”和“派系敏感”，否則，“你會失去朋友了”。這种精英，他們不過是体制外的党內人士，真理永遠不是他們的最高目標，他們也不可能在真理基礎上建立真正的友誼，不過是一些利益圈子，本著“党同罰异”、“利益最大化”的基本國策隨利聚散，謀食分贓。沒有原則是他們永遠不變的原則。
正因為如此，最偉大最深刻的文化首先將“真”視為是人与神的關系，說謊不是傷害了人，而是背叛了神。所以使徒保羅說：“我現在是要得人的心呢，還是要得神的心呢，我豈是討人的喜歡嗎？若仍舊討人喜歡，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他還說，“我如今將真理告訴你們，就成了你們的仇敵嗎？”事實上，按人的本性，人是仇恨真理的，所以如果沒有對真理的信仰，沒有人愿意得罪人去講真話。人類是喜悅假話的，自己喜歡也愿意別人去行，而那些說真話的人，在這個社會里永遠被邊緣化，除非他站出來向他們划出的“但不傷害別人”的“底線”投降。這就是我為什么說中國根本不需要什么公告知識分子，而需要獨立知識分子的原因。獨立知識分子不以討好權力也不一討好人民、朋友、權威為己任，他只求討真理和上帝的喜悅。講真話并不是要傷害人，但由于堅持真理客觀上傷害了人，獨立知識分子就必須怀著喜悅樂的心情承擔這种后果。他怕傷害人，但他更怕神的憤怒。
實際上所謂“講真話不要傷害人”，說穿了并沒有那么溫情和人道，其主要的懮慮不在于傷害他人，乃在傷害自己。他不是怕傷害別人，乃是怕因為傷害別人結果傷害自己，包括因傷害別人造成自己的利益損失和名譽損失以及追捧者。這种表明寬容的姿態具有深刻的表演性，對于那些搞文學的人來說，它把自己感動了，以為真的“我本善良”，“我最清楚自由主義的真意”。對于搞政治的人來說，他們要在別人的肉体和贊美上得榮耀，所以尤其樂于寬容各种黑暗。然而所有這些利他主義精英，從不真正關心別人的心靈，更不關心真理，他寬容別人恰恰是因為他根本不在乎別人是否有罪，真理是否第一重要。他只在乎“穩定壓倒一切”，在這穩定局勢里面，他要撈取“互相寬容”、“互相撫慰”給自己或者給彼此帶來的那些好處。
從巴金開始，“講真話”就被視為是一個人倫道德問題，而不是真理問題，這是過去100年中國文化最大的局限。今天，這100年已經結束了，但新的時代并沒有到來。我們還活著的人，紛紛在道德自欺欺人的气氛中偽善地回避真理問題，然而真理已經親自到城市的高處呼喊了。在巴金成為植物人這些年代里，真理意識完成了從草根向城市的征服過程。我有理由相信，一個真理的時代已經活化在新世界的地平線上，我們有幸能為這時代做見證。
──轉自《華夏快遞》(//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