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21日訊】(自由亞洲電臺記者楊家岱採訪報導)中國刑事律師的職業環境和人身安全令人擔憂。官方媒體承認，他們在刑事辯護案中面臨三難，即“見面或約見難、閱卷難、調查取證難”。另外，對律師的“濫抓、濫拘、濫捕、濫訴、濫判”嚴重威脅著他們的人身自由和安全。有媒體認為，中國在為律師創造良好的職業環境、保證律師的人身安全方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應記者邀請，美國紐約開業律師葉甯和電子雜誌《中國事務》主編伍凡，就中國刑事律師的職業環境問題作了一場討論。

記者：中國律師，刑事律師的職業環境，聽說比較差啦！有的律師，莫少平就起來說，比以往更為惡劣。實際情況是個什麼樣子？葉先生，您先講吧。

葉甯：中共建政以後，在一段時間裏面，把律師都消滅了，這個職業呢，就在所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上是一片空白。那麼1979年以後，中共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有一段所謂不亂反鎮時期，那麼這個作為不亂反鎮時期在法治這個層面上，最大的成果就是它頒布了一系列的法規，79年頒布了刑法、刑事法、人民法院組織法，隨後又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法」，這樣以後呢，律師這個行業逐步得到恢復。但是，中國律師，特別是刑事辯護律師，確實是在非常險惡的條件下執業。律師行業，特別是刑事、辯護律師成為一種高危職業，這是一個非常令人關注問題，也是一個非常令人痛心、扼腕的問題。

記者：國內對律師，存在濫抓、濫拘、濫捕、濫收、濫拍這個五爛，這些看起來都是司法機關幹的。為什麼政府都不能夠好好的保護律師啊？伍先生，您怎麼看這個問題啊？

伍凡：共產黨不喜歡你批評它，更不喜歡你找一幫人給它打官司。可是共產黨在國民黨時期，它專門利用律師去跟國民黨打官司，它打贏了很多官司，所以它知道律師這一行啊。對於政權的批判，對他們來講是非常危險的，因為他們是這樣走過來的，它知道這批人就是知識份子中最精英的人、最會挑毛病的、最會利用法律、司法程序來和政府鬥的，他們很害怕。

記者：網上有一篇文章，觀點和剛才伍先生講這個情況是一致的，就是律師工作對政府當權是最大挑戰，這個當成是社會弱勢群體和律師結成同盟，來挑戰現存制度，這樣分析問題，葉先生，您認為是不是觸及到問題的根本了？

葉甯：確實是觸及到了問題根本，他完全是就像伍凡先生剛才提到的，就是害怕中國的這一批最有頭腦的，每天要接觸大量社會問題的，這樣一批知識精英，就是去成為弱勢群體的頭腦。因為這些弱勢群體，如果沒有一批知識精英和他們攙扶在一起的話，他們可能就是說在抗爭的過程當中，在方法的使用上，可能會有一些比較毛躁的地方。律師本身就是，他的職業素質，就要利用法律，就是提供的一切有限的空間為當事人爭取最大的權益，合法權益。

記者：現在國內律師從事辯護有三難聽說，會見難、閱卷難、調查舉證難，這個閱卷的卷是卷宗的卷，這個會見的見是指會見誰啊？

葉甯：是指會見當事人、會見被告。

記者：這個為什麼難呢？

葉甯：我想閱卷難的話呢，主要是刑事案件，刑事案件當中，這個被告，律師的當事人，他是在人身被控的狀態，律師要去會見他的客戶、他的當事人，首先要取得監獄當局或者拘留所的同意。我們知道在美國一般的監獄，對律師他是有一個禮遇的，有相當多的州，他是律師會見客人24小時開綠燈、24小時放行。

記者：網上還有一些文章，反而是講這個對律師展開教育整頓，是批評某些律師的功利化，這個商業化訊息。我們今天這個討論啊！一定是要有助於維護律師的正常的職業環境。不過我也想問一問，中國的律師總的來說，他們的職業操守情況怎麼樣？就您所知的情況，伍先生。

伍凡：好壞參半啦！有好、有壞，都有啦。這個在任何一個職業裏，尤其在中國現在沒有一個機構去監督司法程序，包括律師的職業操守，現在都沒有。這裏面出一些批漏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啦！但是你要知道，如果沒有律師的話，中國就更糟糕了。你不能因為說他有一些貪污的人，就通通一干子船打翻所有的人，是不合理的啦！有壞老鼠，但是也有好的貓啊！

葉甯：至於說律師這個行業，就是說這個商業化的問題，你如果在一個市場經濟的國家，律師法律活動的商業化是很正常的現象，你不讓律師商業化，你不讓律師收費，你讓律師怎麼生存？當然律師，做為一個好的律師，他不能只是為了錢打官司，首先是應該為了司法正義、社會正義最大限度的保障當事人的利益、權益。你要當事人你如果一旦請律師的話，你哪怕是最後發現這個官司，就是越大越沒錢，這個當事人也越大越窮的情況下，沒有錢交律師費的情況下，你也要給他保質、保量的打好，這才是一種職業操守的職業道德的問題。當然不能要求律師脫離這個商業社會的規律，律師不能生活在真空裏。

(據自由亞洲電臺錄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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