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20日訊】101歲的巴金走了，那盞燈熄了，我想起了少年巴金離開故鄉四川時的一幕，寂寞的夜航船上，他的心曾被遠處一盞閃爍的燈所牽引，並寫下了一首小詩：

天暮了，
在這渺渺的河中，
我們的小舟究竟歸向何處？
遠遠的紅燈啊，
請挨近一些兒吧

那一刻，他還不到十九歲。從此，在他漫長的人生中，更多的時候都有這樣一盞燈，在他的面前，或者在他心中，招引著他的生命之船，如今那盞燈終於熄滅了。我們都知道，巴金不是因為懷抱文學夢才踏上文學之路的，而是因為這樣一盞燈，讓他感到激動，讓他體會憂傷，讓他懂得憤怒，讓他情不自禁地提起筆，讓他才思如泉，也許我們可以把這一樣東西稱為他的理想，無論是他早年熱烈信仰的「無政府主義」，還是他晚年一再倡導的「講真話」，都是他的這種理想情懷在起作用。他對人類情感的體察，他對社會黑暗的敏感，他對筆下人物寄予的同情都由此而來。比他的文學更重要的，是他的心，是他內心的掙扎、向往和渴望，是他對這個現實世間的思考。他熱愛巴枯甯和克魯泡特金，無非是向往一個公正、平等的美好社會，就如同其他的人信仰其他主義一樣，都是出於一種真摯的理想，這種理想對於他從來都不是政治的，而是人性的。

「妨礙人民自由就是『政府』。自從有了政府後，我們的自由全然失去，一舉一動都要受政府的干涉。」這是少年巴金1921年春天在寫下的一句話，那時他剛剛皈依了無政府主義信仰。沒多久，他就親嘗了政府干涉的滋味，當年7月15日，因為發表文章反對四川當局不准女子剪發的禁令，他參與編撰的無政府主義刊物《半月》遭到查封。他晚年之所以呼籲「講真話」，也無非是因為仍然生活在一個欲講真話而不得的時代。

早年的無政府主義理想一直在巴金的生命深處縈回不去，直到晚年他還寫過多篇文章，懷念少小時一起熱情地信仰過的同伴。儘管1958年以後，他刪改了自己作品中有關無政府主義的內容，但是1959年5月，他在《我的幼年》注解中依然深情地說：「無政府主義使我滿意的地方是它重視個人自由，而又沒有一種正式的、嚴密的組織。……自然，這種生活裏也不是沒有痛苦的，恰恰相反，它充滿了痛苦。所以我的作品中不斷地呻吟、叫苦，甚至發出了『靈魂的呼號』。」他和他筆下的許多人物一樣發出了「靈魂的呼號」，也正是這種呼號打動了萬千青年讀者。他向往自由，向往一個全新的社會。但他從來不是一個革命者，他對革命沒有興趣。所以，他的作品中總是有一種「憂鬱、悲哀的調子」，並不總是一片燦爛，到處是鋪滿鮮花的道路。相反的，那裏常常有人間的不平，有無可挽回的悲劇，包括最美好的東西在刹那消失……可以說，正是這樣的底色使得他的作品多了一些內涵，獲得了更多青年男女的共鳴。

在巴金的信仰中，更多的是對愛和真的追求，是對善良人性的尋找，在他早年的作品中，奉獻出來的完全是他的赤子之心，是他真實的內心世界。那個時候，青年巴金有自己的迷惘，有自己的困惑，苦苦地探尋著人生的答案，他真誠地敍說自己的憂傷和快樂，這一切都和那個時代的青年們是那麽合拍，他們在巴金的作品中發現了自己，似曾相識的所思所想，愛與恨，痛苦與悲哀，追求與失落……正因為巴金那種常常憂鬱的色調，同時也埋藏在許多人的內心深處，或者說他們的世界裏也曾有過這樣一盞燈，年輕讀者才會喜歡巴金的作品。是的，每個人的生命中都應該有這樣一盞燈，只是有些人沒有明確地意識到，有些人抛棄了而已。在許多幽暗的長夜裏，是巴金把這盞燈重新點燃了。

1932年，28歲的巴金說：「我的許多年來的努力，我的用血和淚寫成的書，我的生活的目標無一不是在：幫助人，使每個人都得著春天，每顆心都得著光明，每個人的生活都得著幸福，每個人的發展都得著自由。」正是懷著這樣的理想，這樣的夢，他踏上了文學之途。

作為一個小說家，他在不惑之年就已攀上了他一生的峰頂，他自己也曾說過，他的黃金時代大致上是二十年，從1927年到1946年。《寒夜》之後，他最重要的創作生涯實際上已經過去，我對那個創造的巴金，將滿腔熱忱傾注筆端的巴金，眼眶中常含著淚水的巴金，孜孜於為年輕一代提供文學糧食的巴金充滿敬意。在那個二十年中，他日夜致力於用筆構建一個精神世界，以此來抵抗世俗社會的平庸、腐朽、肮髒，用他的筆反對不合理的社會制度，譴責不合理的婚姻制度，批判一切與人性相違背的家族專制，努力掙脫舊觀念、舊價值的鎖鏈。當然，他只是一個單純的、乾淨的文學中人，他只是用文學作為入世之媒，在自己的崗位上扮演了一個獨立的角色，一個不可替代的角色，他開創的文化生活出版社，他辦的文學期刊，都注定了要載入出版史、文學史。

今天，還遠不是為巴金的文學成就蓋棺定論的時候，文學只有放在時間的長河中，經歷時間的淘洗，才能分出來，哪是金子，哪是泥沙。但是我們不能否認巴金對理想主義的那份真誠，不能否認，他早年的作品曾震撼過、滋養過幾代人。雖然巴金直到臨終之時，還是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一個從少年時代起就追求無拘無束的精神生活，一心向往一個沒有任何世俗羈絆的人，最後卻籠罩在世俗的榮耀和名聲中，想解脫也解脫不了，這真是莫大的悲哀。誠然，我們也不該忘記，他在1949年以後主動選擇了留在「單位」外，不拿工資而靠稿酬生活。

由於不可抗拒的時代原因，巴金真正的文學創作生涯實際上在1949年就結束了，而且「文革」十年連唱讚歌的自由也被剝奪殆盡，當他有機會再次拿起筆時，燈光已漸漸黯淡，留給他的時間已經不多了，他還有許多未了的心願，他要發起建立現代文學館，他呼籲建立「文革」博物館，他為自己曾聽信過謊言，說過假話而痛心疾首，悔之莫及，他大聲呼喊「講真話」，並以垂暮之年留下了一部《隨想錄》。在他生命的兩頭，一頭是他的「激流三部曲」和《寒夜》這些沈甸甸的長篇小說，另一頭是講真話的《隨想錄》，雖然真話還說得不夠、說得不透，但如果不是這些文字為他挽回的榮譽，巴金將死不眠目。

在輾轉於病床的時光，巴金曾一次次地向家人、醫生、記者提出安樂死的願望，甚至向女兒發過脾氣，說不尊重他，不把他當人看。其實，他不知道他的生命早已不屬於自己，他的生死也不是他的家人、醫生所能決定的。在一個無所不能的政府之下，這位少年時代起就信仰無政府主義的世紀老人，最終連求安樂死都不能。這真是對他的無政府主義理想最辛辣的嘲諷。

「遠遠的紅燈啊，
請挨近一些兒吧」

這聲音很遠，這聲音也很近，燈熄了，巴金老人終於走完了他的長長一生。

──轉自《觀察》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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