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20日訊】九月二十五日與二十六日﹐香港特首曾蔭權率領香港立法會五十九名議員（尚有一位自由黨議員在北京參加其他會議）訪問廣東﹐並與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張德江會晤﹑對談。香港民主派議員全體參加﹐因而成為令人注目的新聞。因為這是中共官員首次與香港民主派面對面的接觸。
由於中共的專制政權本質﹐所以一向對香港民主派抱有敵意。八○年代中共“改革開放”﹐器量也大一些﹐趙紫陽就表示九七後可以“民主治港”﹐但就是如此﹐在成立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時﹐五十九名的委員中﹐香港民主派只有李柱銘和司徒華兩個人﹐扮演“花瓶”的角色。
六四後﹐民主派與中共決裂。李和司徒退出草委會﹐中共視香港為“顛覆基地”﹐所以把民主派人士當作敵人﹐拒絕與他們來往﹐並且千方百計加以打擊。由於民主派支持末代港督彭定康擴大香港民主的政改計劃﹐遂淪為中共眼中的“漢奸”與“反華勢力”。於是九七年中共收回香港主權時﹐民主派議員均被迫“下車”﹐由親共議員組織“臨時立法會”﹐到九八年立法會進行規定中的普選與小圈子選舉﹐民主派才重回立法會。但是北京仍然拒絕與民主派接觸﹐而特首董建華體會上意﹐也拒絕與民主派溝通﹐或者表面接觸﹐但是完全不考慮他們的任何意見﹐並且千方百計排斥他們。
一直到二○○三年中共為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引發超過五十萬的香港市民出來遊行﹐立法受挫﹐深深刺激了中共領導人﹐加上江澤民下台﹐所以新的中共領導人才有可能以“新思維”來處理香港事務。於是從原先的強硬改為懷柔政策﹐也就是加強統戰民主派﹐這從後來主管香港事務的曾慶紅在去年七一前夕從南非放話﹐聲稱與香港民主派沒有衝突作為“和解”訊號。同時拋棄無能的董建華﹐換上被“愛國人士”斥為“港英餘孽”的曾蔭權出任特首﹐以改善香港總體的政治環境。
精於權謀的中共﹐因為與“老民主派”鴻溝太深﹐彼此缺乏信任﹐所以先著手統戰“新民主派”﹐這是一批在反對二十三條立法中湧現出來的大律師﹐後來組織了“四十五條關注組”。他們的專業精神﹐他們的溫文爾雅﹐他們問政的“理性”﹐在市民中擁有很高的威望﹐在去年九月的立法會選舉中﹐除吳靄儀與以前一樣由功能組別選出外﹐再有三名經一人一票的普選選出﹔而他們的書生氣﹐也被中共認為比較容易接受統戰﹐而且不會做出令中共尷尬的事。因此中共對他們基本上是待之以禮﹐沒有把他們列為黑名單﹐保持一定的接觸。
在曾慶紅聲稱願意與民主派接觸後﹐民主派為了避免被分化﹐所以堅持一定的底線﹐那就是要見一起見﹐特別是原先中共要把最激進的“長毛”梁國雄排擠在外。經過多次的彼此試探﹐最後由新任特首曾蔭權提出先訪問廣東﹐以後再根據情況發展作進一步接觸和溝通。於是才最後拍板有這次廣東之行。在這以前﹐也有一次“熱身”﹐那就是曾慶紅九月十二日來香港為迪士尼開幕剪綵﹐在一場晚宴中與民主派全體議員同堂﹐但是沒有同檯﹐因此彼此沒有交集﹐長毛雖然也有抗議呼口號﹐但也比較克制﹐曾慶紅比以前的中共領導人有肚量﹐沒有因此翻臉。
重頭戲是民主派訪問廣東。首先解決回鄉證的問題﹐因為他們中的一些人曾被拒絕入境而失去回鄉證。在這個問題上﹐中共的“區別對待﹐分化瓦解”統戰伎倆沒有改變。一些人可以申請十年一期的回鄉證﹐十個人只給一次性的通行證。這顯示了在中共眼中﹐哪些是有望爭取的對象﹐哪些是“頑固分子”而必須“孤立”。這十個人是李永達、何俊仁、李柱銘、張文光、楊森、李卓人、梁耀忠、劉慧卿、鄭家富、梁國雄﹐他們大多是支聯會的成員。其實所謂的“一次證”他們也沒有看到﹐只是填張“出入境登記卡”後上交。
中共的統戰招式自然是組織他們參觀“祖國”建設的偉大成就。他們參觀四個城市的多項建設，從製造磁頭到汽車的工廠，還有地鐵﹑展覽館﹑科學園﹑大學城等等。這是中共亙古不變的統戰招數。五○年代對東南亞華僑﹐七○年代後對美歐日華僑﹐現在對台灣人和香港人﹐都是如此。對十六年沒有入境的部分議員來說﹐自然是百感交集﹐前民主黨主席李柱銘就說好比“大鄉里出城”。他們面對新起的建築物﹐面對他們不熟悉的工廠﹐有的人難免表現出“驚嘆”﹐於是被中共和他們的同道宣傳為祖國的驚人成就而大加渲染。在現在世界﹐十六年不見﹐自然有大變化﹐何況本來是窮困而又有外資大量注入的地區。十六年﹐小孩都變成成人了﹐有何大驚小怪之有﹖就如不懂軍事和沒有見過航空母艦的人﹐見到炮艇都會感到新鮮。這就是中共抓住被統戰對象心理拿來宣傳的伎倆。
而真正的戲肉則在與張德江的會見上。見面說甚麼﹐民主派內部有不同意見。既然是多元化的民主﹐有不同意見很自然﹐但被某些傳媒渲染為“內哄”﹐徒見他們“一言堂”的思維。根據不同意見的討論﹐終於還是堅持表達要求六四平反和○七年特首與○八年立法會普選的立場。有的議員如李卓人在見面時還提出為何不讓組織工會﹖（不是沒有工會﹐而是只有御用工會）張德江回以“話不投機半句多”﹐因此雖然彼此沒有“不歡而散”﹐但是沒有取得任何妥協。所以會面一結束﹐劉慧卿就立刻表示失望。
會面後﹐李柱銘也表示他們的訪問像是落入中共的圈套。這個“大實話”立刻受到“愛國人士”的撻伐﹐再度給他加上一連串的“漢奸”帽子。有的民主派人士也不以為然。應該怎樣理解這句話呢﹖在出訪前﹐李柱銘肯定這是“破冰之旅”﹔有人說﹐“圈套論”與此相矛盾。其實這有甚麼矛盾呢﹖破冰之旅指這個行程是破冰﹐因為過去沒有過。至於此旅結果如何﹐那是另一種評價。如果中共官員接受民主派的意見﹐對民主派而言就是“圓滿成功”了﹐但是這次並非如此。特首曾蔭權因為組織這次破冰﹐所以民望提升﹔中共因為沒有把長毛抓起來﹐也沒有翻桌子﹐所以也算有“雅量”了。民主派呢﹖雖然堅持自己立場﹐但是中共傳媒沒有報導﹐因此對國內民眾毫無影響﹐他們只知道中共如何有雅量接待民主派製造和諧社會﹔而民主派的立場在香港早就“眾所周知”﹐拿不出新東西所以加不了分﹔而長毛的強硬則被“務實”的民眾認為“犯上”﹐沒有與中共領導人“禮尚往來”﹐結果反而失分。在這情況下﹐民主派正是掉進中共的圈套了﹐等於配合中共與特首做秀也。
其實﹐自從香港被決定送回中共手裡﹐就是掉進圈套的開始。因為“一國兩制”的前提是“一國”﹐香港的民意無從體現﹐由專制的中共解釋一切﹑決定一切﹐民主派必然動輒得咎。最通常的罪名就是“搗亂”與“賣國”。如果不是五十萬人遊行震撼中共﹐香港早被基本法二十三條的繩子紮的緊緊的了。五十萬人遊行後圈套稍微放鬆﹐民主派的空間大了一點﹐但是遠沒有跳到圈套外﹐如果應對不當﹐又會被束緊﹐也就是被“統一”﹐這是香港民主派面臨的重大考驗。 那麼民主派應該持甚麼態度呢﹖
第一﹐這次訪問廣東﹐是香港民主派堅持鬥爭的勝利。去年曾有一位親共議員轉述中共官員的話說﹐在中央向香港“派糖”後香港人還不領情﹐說明香港人“吃硬不吃軟”。但是事實證明﹐北京的“硬”沒有壓服香港人﹐所以被迫改變策略。
第二﹐過去中共沒收民主派一些成員的回鄉證﹐是錯誤的﹐是違反人權的。這次是遲來的“平反”﹐而且吞吞吐吐﹐猶抱琵琶半遮面。民主派歡迎中共改正錯誤﹐但不必因此對中共的“寬宏大量”抱感激之心﹐而是應該繼續督促中共改正錯誤。
第三﹐既然中共有悔改的表現﹐或者說他們轉換了鬥爭策略﹐民主派應當制定出一套對策。可惜這方面做得很不夠﹐只是就事論事表白甚麼立場﹑提出甚麼要求﹐沒有一個總體的應對策略。特別是在局勢出現變化後﹐也需要有新思維來與中共爭取群眾。這個問題要多說一些﹕
為了回應北京的“善意”﹐香港民主派也必須做出適當妥協﹐才會被民眾“諒解”﹐同時提出新的口號來吸引群眾。因此○七﹑○八普選問題﹐只要中共提出一個可以接受的時間表﹐例如推遲到二○一二年﹐民主派就應該做出適當妥協。六四問題固然可以提出﹐但不必作為“主軸”而被認為“老生常談”和做秀﹐而且中共早有標準答案﹐目前不會有結果。更吸引力的話題是怎樣從興寧礦災中體認“以民為本”﹖太石村為何罷免一個村主任都那樣困難等等。這都是近期在廣東發生的事件﹐實際上直捅“一黨專政”的死穴和中共的腐敗肌體。李卓人組織工會之說﹐張德江就難以回應﹐他如果說工會早就有了﹐那麼他們為何不保護工人的權益﹖也可以從血汗工廠表明重視人權的重要﹐而不只是捉放異議人士而已。而且這些問題不但可以引起有強烈同情心得香港市民的共鳴﹐而且可以獲得國內民眾的廣泛支持﹐樹立香港民主派在國內的威望﹐達到支持中國民主運動的目的。因為沒有中國的民主化﹐香港也不可能會有民主。而為了擴大“戰果”﹐民主派必須提出要求中共開放傳媒的要求﹐沒有資訊自由﹐這些接觸對中國人民來說是“黑箱作業”﹐對中共當局與香港民主派﹐也都缺乏應有的輿論監督。
由於香港民主派經歷第一次的重大戰略轉變﹐應對欠妥在所難免﹐表現遠比連戰﹑宋楚瑜﹑郁慕明的“投共”強。這篇文章也不是事後諸葛亮﹐而是事前的一些想法和事後的反思。香港民主派有必要組織一個“智庫”來研究應變策略﹐由鄭宇碩﹑司徒華來牽頭﹐吸收了解中共而又沉穩而又具有謀略的學術界與政界﹑新聞界人士參與﹐例如劉細良（應該歸隊了）﹐除了提供冷靜﹑客觀的意見﹐還可參與協調。如果靠吃老本而沒有變通﹐前景就不妙了。（原載“動向”2005年10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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