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19日訊】當大部分中國人剛剛陷入「胡溫新政」肥皂泡破滅的失望之中時，突然又傳出胡錦濤要在十一月舉行若干紀念胡耀邦的活動的消息。此消息與其他重要資訊一樣，首先由海外媒體報導，然後以「出口轉內銷」的方式在大陸知識份子當中口耳相傳。在近兩年來國內政治、文化、新聞出版處於一篇肅殺的氛圍下，這個消息被誇大成為「胡錦濤即將啓動政治改革」的先聲。然而，人們卻有意無意地忘卻了半年前胡錦濤咒駡戈爾巴喬夫是「社會主義事業的叛徒」的講話，也忘卻了半年前趙紫陽逝世期間胡錦濤政權草木皆兵的醜態——甚至動用安全人員將一些知識份子家門的鑰匙孔用萬能膠堵上。
胡錦濤有可能通過紀念胡耀邦而啓動天安門屠殺之後封凍十六年的政治改革嗎？我的回答是否定的。首先，胡錦濤允許紀念胡耀邦，並非他本人認同胡耀邦的改革之路和人格模式，也並非他與胡耀邦同屬團派系統而對其有親近感。相反，當年胡耀邦被老人幫非法罷黜之後，胡錦濤是第一個發電擁護此決定的地方大員。感情充沛、生活簡樸、言談隨便的胡耀邦，與不苟言笑、呆若木雞、照本宣科的胡錦濤相比，簡直就是人性的兩個極端，他們之間找不到任何相似之處。其次，胡錦濤「恩准」由有關部門來紀念的胡耀邦，是一個被「胡錦濤化」的胡耀邦，我相信胡耀邦思想中最敏銳、最「自由化」的部分，絕對不會在此次紀念活動中被凸現出來。因此，這樣的紀念其實不是紀念，而是另一次適應現實的「閹割」而已。第三，中共方面此次放出風聲說要在紀念胡耀邦上有「大動作」，與年初處理趙紫陽後事時的冷酷無情形成鮮明對比。這充分說明，在今天的中共當局看來，胡耀邦曾經作過自我批評，也順從老人幫的意志乖乖下臺，因此還是一個犯過錯誤的、但總體尚好的、可以被原諒的前領導人；而在六四屠城的關鍵時刻拒絕對學生和市民開槍、此後亦一直拒絕認錯的趙紫陽，則是不可原諒的、「企圖分裂黨」的「叛徒」。
迄今為止，胡錦濤沒有透露出一點對民主和自由的興趣，對西方世界也毫無好感。與對西方世界充滿豔羨的江相比，胡對西方相當冷淡和疏離——這既有意識形態的原因，也有個人經歷和性格的原因。江是在四十年代接受過美式的大學教育，而胡則是毛澤東時代最左的清華大學中擔任政治輔導員，胡所有的文化資源和政治哲學都是毛澤東時代獲得的——因此，王元化先生指出：「胡是毛澤東主義的原教旨主義者」。胡在地方任職期間，幾乎全部都在西部地區最貧窮、最封閉的省分，如甘肅、貴州和西藏，他從來沒有在東部沿海開放地區任職，因此即便對經濟自由化帶來的好處也體會不多。胡不僅在政治上是強硬的左派，在經濟上也更傾向於「國家控制」。今年中共的宣傳機器大張旗鼓、前所未有地紀念陳雲，胡錦濤顯然有其深意在——提倡「鳥籠經濟」的陳雲甚至比提拔他的恩主鄧小平更加「政治正確」。不過，胡錦濤根本沒有辦法讓已經相當程度自由化的中國經濟重新回到計劃經濟時代，他亦無此雄心和魄力；但是，胡卻有力量使得政治和文化上向毛澤東時代靠攏：從鬧劇般的「保先」到「圍堵顔色革命」，從重判網路異議作家到整肅傳媒，皆是如此。據一位八十年代曾與胡有過「親密接觸」的人士透露，胡的家中幾乎沒有什麽藏書，他唯一的愛好就是閱讀《人民日報》並在上面圈圈點點。這也難怪胡在訪問俄羅斯的時候，回答俄國記者「閱讀過什麽俄國文學經典」的問題時，會脫口而出：「我看過《卓婭和舒拉的故事》。」《卓婭和舒拉的故事》是一本史達林時代炮製的、灌輸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的低劣的「兒童文學」，今天在俄羅斯幾乎沒有人知道這本書。如果換了喜歡炫耀學識的江，他的回答大概會是托爾斯泰的《復活》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無論他本人是否真的閱讀過。胡的答案在俄羅斯媒體上淪為笑柄。這一細節也說明，胡的學識相當貧乏，其文化知識結構深受毛澤東時代閉關鎖國的制約，其思想傾向亦遠離人類文明發展的基本潮流。
俄羅斯學者索爾·舒爾曼在《權力與命運》一書中指出，蘇聯這種刻板的極權主義體制有一個基本的特徵，就是這個體制中的任何變革只能自上而下進行，自下而上的變革是根本不可能的，因為遲早會被坦克鎮壓的。一般來說，試圖進行激進的民主改革的領導人，也不可能在這個體制當眾達到權力的最高峰，因為這種體制會嚴格挑選掌握它的人。所以，改革成為一個「死結」。那麽，戈爾巴喬夫是怎麽出現的呢？戈爾巴喬夫被提拔，是因為克里姆林宮連續死了三個主人——勃列日涅夫、安德羅波夫、契爾年科，黨內外再也無法忍受接二連三的葬禮了，所以戈爾巴喬夫才憑藉著年齡的優勢脫穎而出，「戈爾巴喬夫是這個體制的人，但他是這個體制由於偶爾疏漏而被推上頂峰的人當中優秀的一員」。英國思想家波普在談及戈爾巴喬夫在蘇聯民主化中所扮演的角色時指出這樣一個細節：戈氏訪問過美國幾次，看清了那裏的真相。戈氏發現民主和自由帶給美國社會的蓬勃生機，他希望死氣沈沈的蘇聯也能像美國一樣，這比捍衛一黨專制和所謂的「社會主義制度」更加重要。戈氏說過一句名言：「我希望蘇聯人民能是正常的百姓。」這句話意味著他已看透了事情的本質，知道蘇聯的百姓並不是正常的人民。因此，波普一針見血地指出：「戈爾巴喬夫的價值就在於他瞭解，蘇聯人民跟美國人民相比是不『正常』的。」
中共的體制淵源於蘇共。中共的領導人篩選體制也曾出過「差錯」——那是在文革結束之後，鄧小平尚有一定的思想活力的時候，先後提拔了胡耀邦和趙紫陽。但是，由於種種原因，胡耀邦和趙紫陽都未能成為「中國的戈爾巴喬夫」。在吸取了胡耀邦和趙紫陽「不忠誠」的「教訓」之後，以鄧小平為首的元老們為確保「紅色江山不變色」，在挑選接班人問題上慎之又慎。胡是鄧「隔代指定」的接班人，說明在鄧的眼中，胡與江沒有大的差異，都是「一路貨色」。胡之所以能為鄧所選中，又在江的治下度過了十三年如履薄冰的「皇儲」生涯，亦表明他絕不會一夜之間變成「中國的戈爾巴喬夫」。由胡錦濤這樣的人來擔任黨魁，就是一個明確的信號：中共體制內已不可能出現任何良性的改革力量。胡根本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國民是「不正常」的國民：自從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以來，中共治下的老百姓便陷入了專制暴政的「捕鼠器」之中，過著極端「不正常的生活」。剛剛落幕的江澤民時代和剛剛上演的胡錦濤時代，都大大加劇了這種「不正常」——我們都是天安門屠殺的幸存者，我們都是現實苦難的製造者和承受者，用魯迅的話來說，集吃人者和被吃者於一身。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共和國衛士」們成為鋌而走險的搶劫殺人犯。十五年前那些向市民和學生開槍的士兵本身就是工農子弟，服役期滿之後卻遭到了他們忠心耿耿地服務的政權的抛棄。近年來發生在內地和蔓延到港澳的若干搶劫銀行和綁架富豪的惡性案件，主犯大都是復員軍人。巨大的貧富懸殊所産生的欲望、「劣等公民」的身份歧視而導致的憤怒、鄉村和城市平民區中令人絕望的現實，使得這些曾經充當過「鋼鐵長城」的前士兵們繼續殺人。這就是中國現實之一種。胡錦濤也沒有意識到，其實自己也生活在「不正常」的狀態之下，出訪歐美諸國，卻需要使館出錢雇傭僑民和留學生前來「歡迎」——這究竟是一種什麽樣的「榮譽」呢？
胡錦濤是戈爾巴喬夫的反面，與有宗教信仰和道德感的戈氏不同，胡不會考慮永恒的問題。同時，胡也對諾貝爾和平獎不感興趣——區區一百萬美元的獎金，還不如中共一名廳局級官員一屆任期內貪污受賄所得的贓款，又豈會被胡總書記放在眼裏？胡絕對不會是改革者，這只是部分西方媒體和中國問題專家抛來的「媚眼」和一些奴性十足的中國知識份子抛出的「繡球」，胡根本不會接受的。當然，胡也拿不出新的意識形態來作為中共這一垂死的「百足之蟲」的「強心劑」，而只能繼續沿用江時代三心二意的民族主義作為號召。他所倡導的「新三民主義」與「三個代表」一樣空洞無物，「和諧社會」更是淪為笑柄——造成中國社會「不和諧」的最主要因素，恰恰就是一黨專政的中共的存在。
——二零零五年九月十二日
——轉自《人與人權》2005年10月號(//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