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19日訊】 (自由亞洲電臺記者申華採訪報導)中國將在2006年全面免除農業稅。免除農業稅之後，中國的「三農」問題會發生什麼變化？

最近，數十名中國的學者、各級政府官員聚首廣州，在「中國農村發展論壇」上各抒己見。記者申華也就這個問題邀請到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教授崔大偉以及美國康州三一學院經濟學教授文貫中進行討論。他們認為，後農業稅時代中國農村依然存在很多尖銳的問題。

記者：我們知道免除農業稅的目的就是為了減輕農民的負擔，那麼首先我請教一下崔大偉先生，您覺得在實質意義上免除農業稅有沒有減輕農民的負擔呢？

崔大偉：應該對某一些農民有一些影響，但是我想在農村的主要問題也不是農業稅，主要問題是像地方稅，像教育稅等這樣的費用都比較大，減輕農民的負擔是從七八年開始提，但基本上沒有減輕農民的負擔。

記者：文貫中先生，您覺得在農業稅免除了之後，中國「三農」問題還存在一些什麼嚴重問題呢？

文貫中：農業稅最後被取消有很大的象徵性意義，但實質上給農民的好處不是很大，因為總共也就免掉農民的三百億，那麼多農民大家一分的話，每人能免掉的稅其實是比較小的，並不能使中國的農民在今後的幾十年當中，能夠迅速的跟東南沿海的城市裡面居民的收入差距有明顯的縮小。所以我覺得就是說要做的事情還是很多很多。

記者：您覺得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麼？

文貫中：我覺得還是要把市場機制引入到農村裡面去，這個第一點。第二點，可能就是說農村的一些基本的保障體制也應該建立起來，一個是社會保障、一個是醫療保障。那麼第三就是說，中央一定要想辦法保證義務教育費用的來源，而不應該轉嫁到農民頭上去。如果這三項都能做到，那麼我想給予時間的話，農民就有機會來分享東南沿海出現的經濟繁榮。

記者：崔大偉先生，剛才文先生提到義務教育、醫療保健、社會福利這方面還有待中國政府來關注。那麼您覺得現在農民是不是在一個是義務教育方面，一個是醫療保健方面確實負擔很重呢？

崔大偉：這個不僅負擔很重，教育制度在農村不好，農民沒有一個出路；第二是，現在很多窮的人要是生病了以後就沒辦法，你要花很多錢能治好你的病就不錯了，但是要花很多錢的話就沒辦法承受這個負擔。另外一個方面，基層幹部的數量也太多了，最近十年雖然要減輕農民的負擔，但是實際上很多鄉政府的幹部都請他們的親戚來當幹部，所以人數太多了，現在要看能不能取消鄉政府。

記者：您的意思是取消鄉政府？

崔大偉：對，沒有必要。

記者：文貫中先生您覺得鄉、鎮、縣這幾級政府過於龐大，也是增加農民負擔的一個主要來源？

文貫中：我剛提到要把市場機制引入到農村裡面去，其實就包含凡是市場能做的事情就不應該由縣、鎮、鄉來管。那麼其實像剛才崔先生所說的，中國現在縣、鎮、鄉幹部仍屬於市，他們實際上就變成了騎在農民頭上吸農民血的吸血鬼，我覺得現在中央政府已經意識到這一點，但是它也有一個矛盾的地方就是說中國共產黨執政的權利基礎它就是要靠自己的黨員、幹部去貫徹中央的一些意圖，所以如果把這兩級政府大大削弱的話，就會影響到自己統治的基礎，所以這是一個兩難的問題。

記者：我們知道最近一段時間發生了很多起農民各種形式的維權，也就是說農民的困難不一定光是物質上的，而且還存在有公民權方面的問題。比如說廣東太石村發生的農民要罷免村官的事件，結果就是罷免不下來。也就是說如果要解決中國農民的問題是不是不可避免的還要解決中國農民公民權的問題？也就說要給農民一定的權利去保護自己的權益？請問崔先生。

崔大偉：也可以這樣說。我想有一個很大問題就是農民的權利意識也擴大了，比方說是土地問題，現在也可以說土地是最後一個公共財產，賺錢的人都是基層幹部，所以農民發現這件事，他們就很生氣。

記者：文貫中先生呢？

文貫中：其實農民抗爭的主要原因往往跟土地以及課徵雜稅是相關的，我記得多年來的一個結論是土地還不如就說私有化，把土地的所有權徹底的還給農民，好處大部分就應該是由農民來分享，現在是落到地方官員和開發商的手裡邊去。

記者：但是土地私有化以後也只能就是說解決農民財產權的問題，但是如果出現了社會不公平現象，如果農民遭受到不公平對待，而如果沒有公民權的話，他還是無法跟不公平的事情來對抗、打官司，這還是解決不了他們政治權利的問題。

文貫中：如果有一個土地所有權的話，農村裡面慢慢會形成一個中產階級，那麼他們能夠比較有力的對抗鄉村幹部的濫權問題。

(據自由亞洲電臺錄音整理)(//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