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17日訊】貴州省大方縣貓場鎮狗吊岩村孩子們上學確實太難了，放棄讀研究生而自動去那裡當小學教師的徐本禹與外界聯絡非常困難，那地方不通電、不通車，打個電話要走18公里山路到鎮上去。有時只能通過時斷時續的微弱信號，發手機短信，每次發短信，還得爬到山頂上去。

同去的7 名短期支教學生因水土不服，先後病倒，紛紛打道回府，去年8月1 日，最後一個學友也離開了。那晚，徐本禹給《楚天都市報》記者發短信：「現在只剩下我了，有一種前所未有的孤獨。」

到狗吊岩村一個多月後，徐本禹被選為校長，這個村辦學校有220 人，孩子來自周圍幾個村，家長如沒有錢，就交包穀代學費。當地人每天吃兩頓飯，大多是土豆、酸菜湯和玉米面，因為生活不習慣，1.75米的徐本禹，體重降到50公斤，瘦了十幾公斤！[畫外音：在偉大領袖毛主席和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從此過上了幸福、美好的生活！如今翻了五十六年，卻越翻越窮。]

儘管如此，他說：「我知道自己的能力有限，但我希望通過我的努力，給狗吊岩的村民傳遞一個信息，他們沒有被遺忘。」 9 月28日，中秋節。徐本禹發來短信：我病了幾天了，但還是堅持吃了一碗包穀面，我要保存體力熬過去。

通過徐本禹在武漢和貴州兩地的努力和影響，一年多來，貓場鎮狗吊岩村的環境大為改善，村裡修了路、通了電，孩子們住進新校舍。[畫外音：如果沒有徐本禹，貓場鎮狗吊岩村早讓人遺忘了，那裡的環境也永遠不會有人去改善，村裡也永遠沒有路、沒有電，孩子們也永遠沒有新校舍，那麼老百姓要這個國家幹什麼？飬那麼多肥肥白白的總書記、總理、書記、省長們幹什麼？]

這時，徐本禹萌生了一個想法：到更貧困、更需要幫助的地方去支教！經過一番考察，大方縣最偏遠的大水鄉大石村成了他的目標，該鄉黨委書記沈義勇年輕有識，兩人一拍即合。今年7 月，徐本禹轉到大石小學。

大石小學是一棟二層木結構老房，年久失修，已成危房。徐本禹寫信向母校彙報後，華中農業大學決定捐資8 萬元用於大石小學建新校舍。貴州省委書記錢運錄得知徐本禹的事蹟後，當即批示當地政府撥款29萬元，投入新校舍建設。[畫外音：請問中共貴州省委書記錢運錄同志，您在貴州到底除了當官做老爺之外，還會幹什麼？為什麼要得知徐本禹的事蹟後，才肯批示撥款29萬元建新校舍？可見您不是沒有錢，而且麻木不仁、大大壞了良心的。這本來是您的失職，現在倒像您在做好事，大石小學成了閣下的 「政績工程」、在您的老臉上添了許多光彩。再說貴州就這一個地方窮麼？]

貴州之行，記者真切地體驗到了徐本禹事蹟的感召力。在大水鄉，記者見到了一位從武漢來支教的王昌茹女士。今年54歲的王女士，她將在這裡義務支教一年。 50歲的劉力女士，是貴陽的一名私營企業家，去年，她捐資9,000元用於狗吊岩村修路、給孩子們交學費；今年，她又捐資1 萬元給學生們修課桌。[原來狗吊岩村修路還是靠私人捐資，農民交了幾十年農業稅都餵了狗！]

大水鄉黨委書記沈義勇說，像王昌茹、劉力這樣的熱心人太多了，大方縣各中小學先後來過59名志願者，其中還有一些外國人。現在，留在大方縣的仍有 20多人，他們分別來自上海、深圳、哈爾濱、武漢等大城市。「徐本禹」這三個字，不再僅僅是一個熱血青年的名字，而成了一種精神的象徵（《楚天都市報》）。[畫外音：但更應該是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可恥象徵，中共反動派為了維持永久的法西斯政權而長期實行文盲化、貧困化政策，致使《義務教育法》成了一張廢紙，農村教育成了叫化子事業。]

河北淶源縣桃木疙瘩村農民也和貴州農民一樣悽涼，那裡農民每天也只能吃兩頓飯，而兒童每天只能吃一頓。即使一天一頓還只有玉米土豆，該村希望小學 5 年級學生，現年12歲的孩子叫丁肖霞的對《信息時報》記者說，她一天只吃一頓飯，都是在中午吃，說是吃飯，其實是只有土豆和玉米，有時候煮成粥，有時候炒著吃。只有過年的那一個月，家裡才會買米做飯吃。[畫外音：這就是「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的幸福圖景，一邊荒淫無恥，一邊饑寒交迫。這種慘狀決不止存在於這兩省，而是各省都有，尤以西部省份、山區、邊區、少數民族區、沙化區、水旱災區、汚染區、血吸蟲疫區、艾茲病區更甚。]

小霞還說，家裡有爸爸媽媽和16歲的哥哥，每天都要下地勞動，他們每天吃兩頓飯才有力氣幹活，由於糧食太少，要是自己也吃兩頓飯，他們就不夠吃了。

這條 「新聞」 已被網易、新浪、搜狐、騰訊、大洋網等各大網站紛紛轉載，並成為網友議論的熱門話題。前日下午5 時止，該條新聞居「信息時報—狐狐網友眼球率最高文章」當日排行榜第二位，點擊率高達345,964，跟帖1,282條。其中，絕大多數網友留言表示，看了這則消息後直想哭。

[畫外音：一名網友說，我們是否可以少搞一些慶典，少一些形象工程，為我們祖國的未來們創造出更多一些教育機會呢？這一名網友太天真，「為我們祖國的未來們創造出更多一些教育機會」的做法違背了我黨的愚民政策的。須知：天下沒有了愚蠢而又貧困的農奴、城市貧民，我黨不是沒有了壓迫、奴役和剝削的對象了嗎？]

78歲的張蓬才老先生退休前是重慶市萬盛南桐礦業公司醫生，去年腦溢血，至今行動不便。半年前，老張取出最後8,000元積蓄，訂做了100 套課桌，預備送往萬盛山區學校。「那是他的養老錢呀。」說起老張的犟，老伴代仕芬一臉苦笑。（《重慶晚報》）

張老為省錢抽葉子煙，看14英吋老式「紅岩」彩電，冬天捨不得開電烤爐，洗衣淘菜的水必須留下再次利用，三個兒女下崗，張老從未資助過他們；四兒因車禍致殘，智障，走路一瘸一拐，張老也不給四兒子錢，還叫人做了輛架子車，讓四兒子推車沿街叫賣醬油、醋，自掙生活費。去年，四兒子病逝，老張落淚道：「對不起他啊！」但張老在退休18年中，竟為當地教育事業捐款32萬元。[畫外音：張蓬才毀家助學，黨和國家卻讓張老一家自生自滅，是何心肝！]

萬盛區教委教育科科長楊洪曾去過老張家，科長大人說：「屋裡簡陋得沒地方落腳，怎麼看也不像拿得出32萬元的家。」[畫外音：我想問科長大人，一、府上一定比張家闊氣得多了，那麼閣下拿下多少錢來助學？閣下可是先進代表喎！二、既然張家這麼窮，您還忍心收下他的錢，真是閆王不嫌鬼瘦呀！愛心感動全世界，就感動不了鐵石心腸的貪官汙吏。]

張老出生於萬盛區金橋鎮青山新村一貧困農家，從小父母雙亡，無錢上學。1941年，當時富甲一方的教育家劉子如先生創辦青山新村小學，窮孩子可免費入學，13歲的老張得以踏進學堂。[畫外音：在萬惡的舊社會，父母雙亡的窮孤兒可以免費入學讀書；鶯歌燕舞的新社會，卻有千萬父母雙全的幸福兒童被關在學校外面。河北省尚義縣黃腦包村農民李靜靠賣血供兒子讀書，後來實在供不起了，二兒子初中沒畢業就去打工。]

1988年，張老退休回老家探親。發現「村校的孩子特苦，沒有課桌，站著上。」 [畫外音：這是因為沒有了富甲一方的教育家劉子如先生，他們都被當作反動地主階級消滅了。另外，張老先生沒有看到從鄉村到中央的我黨和政府的辦公大樓是何等富麗堂皇，也沒有看到我黨送給古巴、朝鮮多少真金白銀，也沒有看到我黨先進分子們僅吃喝、小車、旅遊一年就花去公帑七千萬元，也不知我軍費每年都是雙位數增長，也不知道我國早已小康盛世了。如果他知道他那點錢還不夠大人老爺們塞牙縫，他還會幹這種傻事嗎？]

今年9 月23日去世的93歲蹬三輪的老人白芳禮，在他最後的二十年中，靠著一腳一腳地蹬三輪，掙下35萬元人民幣，捐給了天津的多所大學、中學和小學，資助了 300 多名貧困學生。而他的個人生活幾近乞丐，他的私有財產賬單上是一個零。[畫外音：毛澤東把武訓批得狗血淋頭後的五十年，中國又出現了一個新武訓，何其諷刺！]

1986年，74歲的白芳禮從天津回到家鄉河北省滄縣白賈村。他走在村裡，發現大白天到處都有在幹活的孩子。他問：為什麼不上學？孩子們說，大人不讓他們上。他便又找到大人問，為什麼不讓孩子上學？大人說，種田人哪有那麼多錢供娃兒上學！

第二天老人便召集家庭會議，宣布 「第一，我要把這些年蹬三輪攢下的5,000塊錢全部交給老家辦教育；第二，我要回天津重操舊業，掙下錢來讓更多的窮孩子上學！」

白芳禮回到天津重新蹬起三輪車，每天的午飯總是兩個饅頭一碗白開水，穿的總是從街頭路邊或垃圾堆裡撿來的衣衫鞋帽。一年365 天，他沒歇過一天。他曾在夏季烈日的炙烤下，從三輪車上昏倒過去；他曾在冬天大雪滿地的路途中，摔到溝裡；他曾因過度疲勞，蹬在車上睡著了；他曾多次在感冒高燒到39℃ 時，一邊吞著退燒藥，一邊蹬車，甚是尿濕了棉褲還照樣蹬著車跑。

從1993年到1998年，老人資助了200 多名藏族學生，直到他們高中畢業。有一年他到南開大學給貧困學生捐款，學校要派車去接他，他說不用了，把省下的汽油錢給窮孩子買書。他自個兒蹬三輪到了學校。捐贈儀式上，老師把這個事一講，台下一片哭聲。許多學生上台從老人那裡接過資助的錢時，雙手都在發抖。這些年得到白芳禮捐助的大學、中學、小學以及教育基金等單位達30家之多。

1994年，81歲的白芳禮把兩間老屋賣了，又貸點款，在緊靠天津火車站的一塊小地盤上搭個小售貨亭，賣一些糕點菸酒等，這就是「白芳禮支教公司」。他把售貨亭交給夥計打理，自己照樣天天出車拉活。他說：「我出一天車總能掙回二三十塊錢，可以供十來個苦孩子一天的飯錢呢！」

為了在車站前拉活方便，他又挨著亭子搭了個小鐵皮棚子，裡面用磚頭搭了一塊木板算是「床」，夏天，棚裡的溫度40℃；冬天，水可結冰。白芳禮就在這裡面住了整整5 年。蹬著三輪闖蕩了一輩子的白芳禮，骨子裡有一種大義與胸懷，國家與社會在他心目中有頭號的位置。[畫外音：他曾對兒女們說，我現在是有國無家。可惜國家並不領他的情，拆了他「白芳禮支教公司」，決不手軟，而且分文不賠。]

1999年，天津火車站所有商亭一律被拆除，「白芳禮支教公司」也在劫難逃，老人哭了。他老了，腿腳沒勁了，以後還指望用什麼掙錢給孩子們讀書呢？

那年冬天，老人蜷縮在車站附近一個自行車棚裡，硬是給人家看了3 個月的自行車，每天把所得的1 角、2 角、1 元、2 元的錢，整整齊齊地放在一個飯盒裡，等存滿500 元時，他揣上飯盒，蹬上車，在一個飄著雪花的冬日，來到了天津耀華中學。人們看到，他的頭髮、鬍子全白了，身上已經被雪浸濕。他向學校的老師遞上飯盒裡的 500 元錢，說了一句：「我幹不動了，以後可能不能再捐了，這是我最後的一筆錢……」老師們全哭了（《新華網》）。

[畫外音：不哭白不哭，哭了也白哭。一個衰朽的武訓終於擋不住無產階級專政的巨大鉄輪，武訓連同他所摯愛、向徃的教育事業早已粉身碎骨。佚名先生說，教育產業化——好歹把大學搞成了養雞場。現在只剩有陶行知、蔡元培、胡適、蔣夢麟、傅斯年、梅貽琦、竺可楨、李登輝、馬相伯、司徒雷登、潘光旦、張伯苓、唐文治、鄒魯、許崇清、薩本棟、羅家倫、吳有訓、熊慶來、吳貽芳、陸志韋等，這一長串的名字供後人憑吊！]

15-OCT-2005於深圳河畔
(10/15/2005 22:49)

──原載《新世紀》(//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