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13日訊】10月8日至11日，中共舉行了「十六屆五中全會」。在會前的宣傳中，當局強調該會議的主題是「經濟議題」。實際上，每一次這樣的「中央全會」，他們都定調為 「圍繞經濟議題」，而從來不提政治議題。因為，一提到政治，就難免提到政改，這恰恰是當局要極力迴避的。他們也從來不突出人事問題，哪怕有時候發生重大人事變更，以至於整個全會都圍繞人事進行，在相關報道中，也都口徑一致地輕輕帶過。當局自知，所謂人事問題，其實就是權力鬥爭和權力分贓，這正是他們黑箱作業中，最難以啟齒的部分。

縱觀「十六屆五中全會」，最大的「經濟議題」，莫過於「十一五規劃」，即「第十一個五年計劃」。所謂「五年計劃」，是計劃經濟的典型標誌，原從蘇聯繼承和模仿過來。如今，蘇聯解體，包括俄羅斯在內的前蘇聯各共和國實現民主化，計劃經濟早已被前「社會主義」陣營棄如蔽履。唯有中共還沿襲套用這一副陳舊過時的框子。把「計劃」 二字改為「規劃」，換湯不換藥。反映了中共高層的僵化思維，也難怪國際社會至今不承認中國為「完全市場經濟國家」。

「十一五規劃」，強調科學發展、社會和諧、自主創新，等等。這些名詞，都是在社會的長期不滿和外界的持久壓力下，當局被迫提出來的。

說到科學發展，當局承認：中國多年來的GDP增長，主要靠固定資產投入，成本極高，效益極低。比如，單位產值能耗，中國是美國的4.3倍、德國和法國的 7.7倍、日本的11.5倍；一台售價79美元的國產ＭＰ3，國外要拿走45美元的專利費，中國企業的純利潤只有1.5美元。當局因而暗示，要更注重經濟增長的質量，而不是數量。這等於承認：多年來製造的高速增長神話，其實是一個假象，在迷惑了國內外視線的同時，更讓中國人民付出了沉重代價。

說到社會和諧，背景是：地區差距、城鄉差別、貧富懸殊，不斷拉大。比如，測量貧富差距的基尼係數，已經逼近0.47（外界測算為0.54），超過國際公認的警戒線，隨時觸發社會動盪。事實上，連當局也承認：從1993到2003的十年間，中國社會的群體抗爭事件，從每年1萬起，急劇增加到每年6萬起。貧富懸殊和貧富對立，使中國社會處於隨時可能爆發的火山口。當局打算懸崖勒馬，遏制貧富分化，等於承認：鄧小平當年「讓少數人先富起來」的提法，根本就是一個錯誤。

然而，胡溫當局一邊高喊「建立和諧社會」，一邊卻繼續用高壓手段對付人民。不久前頒佈新的「上訪條例」，授予公安更大權力，隨意抓捕和關押上訪民眾；在最近廣東太石村的罷選風波中，心虛理虧的當局，居然動用社會黑勢力，恐嚇村民，襲擊和毆打前往關注的教授、律師、人大代表、和記者等。胡溫說一套，做一套，表明，他們口中的所謂「和諧社會」，並沒有外界期待的含義，而任由他們自己定義。那就是，要人民規規矩矩，鴉雀無聲，任憑他們擺佈。或者說，即便胡溫略有心思，想製造一點「和諧社會」的表象，但在現行制度下，他們自己也辦不到。道理很簡單，構建「和諧社會」，至少意味著消除貧富分化。然而，從上到下、多如蟻聚的中共官員，構成巨大的食利集團，多數人的貧窮，正是他們得以集中財富、花天酒地的來源和保障。要想從他們口中奪食養民，比登天還難，因為，只有徹底打破現行專制制度，實現民主化，還政於民，才可能杜絕官商勾結，權錢交易，剷除貧富分化的根源。胡溫等人，屬於毫無獨立思維的技術官僚、黨的「白面書生」，斷不敢越雷池一步。

至於自主創新，當局承認：發達國家發展經濟，75％靠技術進步，25％靠能源、原材料和勞動力的投入，而中國的情況正好相反。歷經27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產業仍處於低級階段。然而，「自主創新」的說法，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共與發達國家，尤其美日歐等國關係不善、甚至經常處於緊張的尷尬局面。十六年來，受制於西方制裁，中國一直無法獲得推進產業升級的高技術或核心技術。主導 「六四」屠殺的中共當局，自當對此擔負歷史重責。(//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