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8日訊】日本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1999年在德國柏林一次講演中引用托馬斯．曼的話，呼喚戰鬥的人道主義。2000年9月，大江在接受中國《南方週末》記者專訪時又說﹕「歐洲人道主義從16世紀文藝復興時期一直延續到現在，實在太溫和了，以至出現了希特勒。必須讓它更具戰鬥力。」大江又說﹕「戰鬥的人道主義可以理解為『戰鬥的民主主義』。我認為這在現在是非常重要的。知識份子，不是在家裡寫寫小說、做做試驗就行了的。他必須主張通過自己的學問獲得對人類、對社會的認識，為此需要戰鬥。」

托馬斯．曼和大江健三郎講得很好。一提出人道主義、民主主義，人們都會注意到﹕它包含著仁慈、寬容、團結、合作等人與人之間互愛、互信、互相尊重其個人價值、個人自由、個人尊嚴的行為準則。但是，反人道、反民主的勢力卻往往採取專制、奴役、對抗、仇恨、監禁、殘殺等手段來對待人道主義、民主主義者。因此，人道主義、民主主義者還必須揭露、批判、反抗反人道、反民主的勢力，並戰而勝之。這就是戰鬥的人道主義和戰鬥的民主主義。

仁慈、寬容、團結、合作都要求雙方對等，而且以強勢為先。統治者對被統治者，首先要仁慈、寬容、講團結、求合作；被統治者、居下位者、非權勢者才能給以同等的回應。如果前者對後者採用反人道、反民主的態度和手段，卻要求後者對前者仁慈、寬容、團結、忍讓，那就是以專制主義來對付奴隸主義，而不是什麼人道主義、民主主義了。

道德要求的對等，不僅在現代民主社會如此，在開明的君主專制社會也是如此。孟子就主張「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以草芥，則臣視君如路人；君之事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寇仇。」孟子還歌頌「湯放桀，武王伐紂」，認為人民有推翻、以至誅殺暴君的革命權。這是否符合人道主義呢？「吊民伐罪」、除暴安良，正是戰鬥的人道主義。

西方世界在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以後，把人道主義叫得震天響，托馬斯．曼還認為太溫和了，以至出現了希特勒的法西斯主義。在中國，過去是口頭講也不允許。1983年，周揚、王若水只在口頭上講了講人道主義，就受到那些「霸道主義者」的蠻橫批判。現在，口頭上講一講大概無妨，如果你要實行人道主義、民主主義，你就會受到非議和打擊。儘管這樣，有些先生還認為「5．4」新文化運動太偏激了，魯迅太偏激了，主張「費厄潑賴」（fair play）應該早行，主張對那些反人道、反民主、很不仁慈、很不寬容的人和事實行寬容、忘卻、「不爭主義」，甚至歌頌「天王聖明，臣罪當誅」。

其實，「5．4」精神、魯迅精神，就是戰鬥的人道主義和民主主義。80年來，「5．4」精神之所以未能實現、反而頻繁地遭到扭曲、篡改以至公開否定。民主、科學、自由、人權之所以言者遭忌、行者遭殃，主要的原因，就是由於人道主義、民主主義者喪失了魯迅所提倡的韌性的戰鬥精神，過早地提倡「費厄潑賴」，以至那些未落水和已落水的「叭兒」們變成窮凶極惡的虎豹豺狼，以反人道的教條殺人，以反民主的制度殺人，同時也明火執仗地以槍炮、坦克殺人，使中國幾千年來吃人的和被吃的歷史一代一代的延續下來，至今還看不到盡頭。

歷史一再證明魯迅的預言﹕「假使以後光明與黑暗還不能作最後的戰鬥，老實人誤將作惡當作寬容，以為姑息下去，則現在似的混沌，是可以無窮無盡的。」

魯迅還說﹕「反改革者對於改革者的毒害，向來就並未放鬆過，手段的厲害也已經無以復加了。只有改革者卻還在睡夢裡，總是吃虧，因而中國也總是沒有改革，自此以後，是應該換些態度和方法的。」

因此，「費厄潑賴」，還要緩行！

「費厄潑賴」何時才能實行呢？那就需要反人道、反民主勢力真正的、永遠的放下他們殺人的屠刀，不是拖刀之計，不是明裡放下一把刀，暗裡又掏出一枝槍，不是落水以後又爬上岸來咬人，而是放棄他們殺人的教條、殺人的制度，並把他們殺人的坦克、導彈和槍炮交給真正主權在民的國家，那就需要統治者和被統治者，據上位者和居下位者，權勢者和非權勢者在政治上和法律上一律平等。到了那個時候，善良的人民和人道主義、民主主義者不會實行「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報復主義，而會讓一般的統治者、據上位者、權勢者同受過迫害的人同樣享受到人道主義、民主主義的權利。自然，罪大惡極猶如洪水猛獸的元凶，比如李鵬之流，必須受到法律的懲罰，就像但丁在《神曲》中講的「把他們打入地獄，永劫不復，接受正義的審判，在抑惡中彰善。」這也是人道主義、民主主義的題中應有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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