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7日訊】元旦前夕，我接受一幫混際於官場和商場的哥們的吃請，他們都是一群在官場、商場猶如戰場的摔打中“成功”的衝上彼岸的男人，有的是縣處級幹部，有的是科局級，從商的都是董事長、經理甚麼的。他們躊躇滿志、趾高氣揚，人到中年，早已“中部掘起”。吃飯由官職最大的A處長接客，金碧輝煌的高檔包房裡一坐，服務小姐忙不迭的端茶遞水，酒是好酒，菜是好菜，山珍海味疊床架屋，幾杯酒下肚，談興就濃了起來。（考慮到他們的安全問題，我只能用英文字母代替他們的姓氏。）

海闊天空的窮侃後，自然就聊起最近最熱門的《九評共產黨》的話題上了，從商的幾個人都埋頭做生意，不知道《九評》的情況，但從政的幾個人都知道這件事。“《九評》我看了一半，是在海外網上看的，很尖銳。”W主任是在教育部門的辦公室做文字工作，他說：“可惜的是，國內的網站都看不到，封鎖太嚴，真是防民之口——不，防網之口勝於防川”他一說完，P副局長接著說：“封鎖有甚麼用？共產黨遲早會完蛋，只是遲或早的事，現在是在掙扎……”他還沒說完，A處長一本正經地說：“噯噯噯！你我可都是共產黨員呢，拿著共產黨的俸祿，嘴裡還罵共產黨，像話嗎？”“你當然要說共產黨的好處呵，你當然知足嘛！”C副處長是在一個有職無權的部門工作，他說：“給了你那麼重要的位置，又管人又管財，但對我、對老P，公平嗎？我們單位的幾個領導，你有錢給他『拍托子』，三萬兩萬的送，或者有強大的後台對他有用處，他就給個有油水的活兒給你幹，級別也就上去了，要是無錢無勢力，你靠邊站，級別不給我們提上來，工作又沒有油水，按我說呀，九評還不夠，還要來個十評、評共產黨對我最不公平……”T經理笑道：“共產黨給了你一個縣處級，你還不知足？不過我並不感謝共產黨，我只感謝老A，只要為集體，咋喝咋有理，條子一堆，大筆一揮就報銷了。”C副處長還沒有說完，A處長笑道：“好呵，這一桌飯用我一千元，我請你們吃了喝了，你們還攻擊我，我讓你們吃在肚裡撐死！下次也不用我請了。”L副科長忙道：“有權不用，過期作廢，老A你權大，是管官的官，請我們吃一桌一千多元，我的權最小，是挾在石頭縫裡的官，只能請你們吃地攤，吃路邊店，這共產黨呵，等級制度也太多了，老C說要搞個十評，我看要搞個十一評——評共產黨可怕的等級制度……” “來來來，喝酒喝酒！”M董事長這時大聲道：“《九評》不如『酒瓶』重要，你們沒聽說過嗎？政治是虛的，理想是遠的，權力是硬的，票子是實的，——要去掉虛的，扔掉遠的，抓住硬的，撈到實的才重要……”他一說完，一桌人都哄笑起來……

酒興正濃時，他們三句話不離本行，又扯到省政府的人事變動，張三如何如何憑裙帶關係“上”了，李四是腐敗透頂的官員憑金錢提了，擔任了肥缺部門的頭頭；王五得罪了上司栽了跟頭，劉麻子不會捧、不會送“下”了，接著，老A要求我這個“筆桿子”談起一些國際形勢，我與他們談起最近的《九評》所產生的轟動效應，並有很多共產黨員看了九評後因此都退黨了，很多老革命幹部看了九評後奮筆疾書，揭露共產主義的荒唐。這時，一直很少說話的M副主任說話了，他講起他十二年前在農民住隊搞“社教”的故事。

九十年代初，也就是六、四事件被鎮壓不久，江澤民執政之初，為了穩定農民的情緒，在農村大搞“社會主義基本路線和基本國策教育”，簡稱“社教”。對農民強行灌輸“社會主義好”的理論，要求人人唱三歌（社會主義好、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國際歌）；戶戶帖三條（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黨的新時期基本路線）；一面像牽豬趕羊一樣的將農民從田間地頭喊到新開的夜校裡，組織“老革命”、“老黨員”講“村史”、“家史”、“十年改革巨大成就”等等枯燥乏味的說教，另一面，強迫農民將“聖經”、“道經”以及“十字架”拿出來焚燒；田間地頭到處是張帖的大標語。老M當時是工作隊的副隊長，他按上級要求，製作了一副大鐵牌的標語：“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組織人員在村子交通要道懸掛於數十米高的大樹的上空，可是，這幅大標語沒掛幾天，工作組接到報告，說這幅標語少了一個字，而且唯獨少了最前面一個“沒”字，這個“沒”字一少，整個標語的意義全變了——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後來，這個事件著為政治案件追查了一個多月，才查出是一個民辦老師“作的案”。

P副局長聽後拍手大笑道：“這個老師有水平，是呵，——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妙妙妙！”酒足飯飽，A處長站起來說：“好啦，管他有共產黨也好，沒有共產黨也好，我們極時行樂才是重要的。——我的官大，我接吃喝，K董事長做生意有錢，銀子多，請玩。下面的節目由他來安排，——你們是跳舞去還是洗桑拿？”

一群人興高采烈地跟著K董事長走出包房，向娛樂場走去……

2005年元月6日於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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