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4日訊】前言
長江三峽工程﹐是中國共產黨予以特別重視的工程﹐目的是為了展示其駕馭自然能力。１９８４年中共中央成立三峽工程籌備領導小組﹐李鵬出任組長﹔１９８９年江澤民在擔任總書記後第一個出訪地就是三峽大壩壩址﹔１９９２年全國人大審批三峽工程提案之前﹐召開了人大代表﹑政協委員黨員大會﹐江澤民親自作報告﹐用組織紀律要求為三峽工程投贊成票。
中國共產黨一方面規定﹐對三峽工程不准作公開辯論﹐另一方面又開動全國的宣傳機器片面鼓吹三峽工程的效益。
黃萬里先生生前在給中共中央領導人的信中﹐反映了三峽工程所存在的嚴重問題﹐要求能給他６０分鐘的時間﹐講述為什麼三峽大壩工程永不可建的原因。中共中央領導人對此沒有任何回應﹐中國共產黨錯過了最後一次改正三峽工程錯誤決策的機會。黃萬里先生將三峽工程稱為禍國殃民的工程。
李銳先生因批評三峽大壩工程﹐二次受到黨組織最高領導人的批評﹐一次是胡耀邦的批評（胡下臺後為此表示歉意）﹐一次是江澤民和朱容基的批評。李銳先生無奈向中央建議￣為重慶準備後事。
１﹒１﹑中國共產黨給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佈置任務
１９８４年中共中央成立了三峽工程籌備領導小組﹐由新上任不久的國務院副總理李鵬出任領導小組組長。
１９８６年６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頒發了葯為“關於三峽工程論證工作有關問題的通知”的１５號文件﹐文件決定﹐由水利電力部廣泛組織各方面的專家﹐進一步論證修改原來的三峽工程可行性報告。成立國務院三峽工程審查委員會﹐負責審查水利電力部提出的三峽工程可行性報告﹐提請中央和國務院批准﹐最後提交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
根據憲法第三章第一節第五十七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憲法第六十二條具體確定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行使的職權﹐共二十一項。中共中央和國務院下了一個１５號文件﹐用命令的口吻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去審查和批准三峽大壩工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也遵照這個１５號文件規定的程序去完成所佈置的任務﹐這不是對三峽工程決策的重視﹐而是對中國憲法的蹂躪﹐是對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蔑視。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可以根據憲法規定的職權之九﹐審查和批准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和計劃執行情況的報告﹐包括審查三峽大壩工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也可以根據憲法第七十一條﹐組織關於特定問題的調查委員會﹐並且根據調查委員會的報告﹐作出相應的決議。但是其先決條件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認為這是必要的﹐而不是聽從一個政黨的某個文件的指揮。
為什麼要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查和批准三峽大壩工程﹖是為了向世人證明三峽大壩工程的決策是一個民主的決策﹖是為了讓對三峽大壩工程的讚同和反對的意見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框架內得到最充份的表達和辯論﹖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批准三峽大壩工程的真實目的在於﹐今後無人需要為出現的錯誤決策負責任﹐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為中國共產黨的三峽工程錯誤決策承擔責任。
１﹒２﹑戴晴入獄和三峽工程論證的結束
１９８８年１１月底﹐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工作即將結束﹐論證領導小組原則通過了十四個論證小組的報告﹐長江水利委員會將在此基礎上撰寫工程可行性報告﹐計劃在１９８９年春季上報國務院審批。
以李銳﹑周培源﹑孫越崎為首的﹑以陸欽侃﹑侯學煜等科技人員為中堅的三峽大壩工程反對派﹐和以戴晴女士為首的一大批記者認為有必要在這之前讓全國人民聽到三峽大壩工程反對派的意見﹐在１９８９年２月２８日出版了由戴晴主編的“長江﹐長江——三峽工程論爭”一書（參見戴晴主編 – 長江之死）。《長江﹐長江》序言寫道﹕中國知識界在三峽問題上的發言﹐可以說是重大的歷史性行動﹐它好比是向傳統政治體制及其權威扔下一隻白手套﹐意味着﹕叫號岸岸也就是挑戰。人們對三峽大壩工程的重視只持續了很短時間。不久中國和世界把目光集中到北京天安門廣場上﹐原計劃的三峽大壩工程可行性報告也沒有按計劃在此時上報國務院。當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被軍人的坦克趕回校園之後﹐“長江﹐長江”一書的主編戴晴女士被當作“天安門動亂”的幕後黑手于１９８９年７月１４日抓入秦城監獄。其實﹐戴晴女士與學運沒有瓜葛﹐沒有參與這個運動﹐她也不讚同北京天安門廣場上學生的舉動﹐ 更不用說指揮或幕後操縱這個運動（參見戴晴 – 我的入獄）。將戴晴投入中國級別最高的秦山監獄﹐是經過精心策劃的﹐其目的不是對天安門運動的清算﹐而是為了打擊三峽大壩工程的反對派。戴晴被抓之後﹐彙集了三峽工程反對派意見的“長江﹐長江”一書被列為禁書﹐從書店和圖書館中的書架被撤下﹐被焚燒﹔國務院“三峽經濟辦公室”向國家計委等單位寫黑信﹐狀告“長江﹐長江”一書中文章的作者和被採訪者﹐說他們和天安門動亂幕後黑手戴晴有不可告人的聯繫﹐要求這些單位的黨組織在政治上審查三峽大壩工程反對派的成員（參見盧躍剛 – 長江三峽﹐中國的史詩）。
株連九族﹐這是中國政治鬥爭中慣用的手段﹐把反對三峽大壩工程和所謂的“六四反革命動亂”聯繫在一起﹐借刀殺人。在強大的政治打壓下﹐三峽工程反對派不能在公開場合發表反對三峽工程的意見﹐不能在報刊﹑雜誌上發表反對三峽工程的文章。
１９８９年７月２２日﹐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把長江三峽壩址作為他上任後的第一個出訪視察目的地。２５日回京後﹐立即前往醫院看望李鵬﹐談了去長江視察的印象﹐認為上三峽工程是必要的（參見李鵬 － 三峽工程日記）。三峽工程成為共產黨內鬥爭﹑站隊劃線的重要標誌。
就在戴晴女士入獄後不久﹐三峽工程論證領導小組將工程可行性報告上報國務院審批。其中生態環境組報告的結論是：三峽工程對生態環境的影響是弊大於利﹐但是一些弊病是可以人為的措施加以限制。這個結論到了可行性總報告中卻變成了：三峽工程對生態環境的影響是利大於弊。１９９１年８月國務院三峽工程審查委員會批准了工程可行性報告﹐但是以程序錯誤否定了生態環境影響報告。從９月起着手重新撰寫第二個生態環境影響報告。這個生態環境影響報告于１９９２年２月１７日得到批准﹐結論為三峽工程對生態環境的影響是利大於弊﹐撰寫該份報告的知識分子出賣了靈魂﹐而換取了李鵬從總理基金中拿出來的高額獎金。（參見王維洛 － 從三峽工程環境影響評價的變化看科學如何淪為政治的婢女）
１﹒３﹑三峽工程決策前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黨員會議
對三峽工程問題﹐中央領導層曾做出過決定﹐不准公開爭辯。但是１９９１年３月﹐江澤民卻發出批示﹕“看來對三峽可以下毛毛雨﹐進行點正面宣傳了﹒也應該開始做點準備。”１９９１年底和１９９２年初起﹐中國媒體大量正面報導三峽工程﹐反對的聲音則被完全壓制下去。這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的最佳表現。
１９９２年１月國務院在無有效的生態環境影響報告的前提下批准了三峽工程。１９９２年２月２０日和２１日﹐中央中央召開政治局常務會﹐專門討論三峽工程﹐由江澤民主持。會上由共產黨的水利專家錢正英對三峽工程的作用做了主題報告。錢正英說洞庭湖逐年淤積﹐已不能起蓄水作用﹐只能用三峽水庫來代替。用三峽水庫替代由於泥沙淤積和人為墾殖而日益縮小的洞庭湖﹐這正是中國共產黨違反自然規律﹑肆意改造自然﹑堅持建設三峽工程的哲學和理論基礎。李鵬在會上作主題發言說﹐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是科學決策和民主決策的表現﹐所有重大問題在可行性論證中都有了結論。三峽工程﹐防洪效益是第一位的。政治局常務會正式決定﹐中央同意建設三峽工程方案﹐由國務院將議案提交人大會議審議。
此時中共中央決策層對三峽工程提案是否能在全國人大通過並沒有把握。盧躍剛在“長江三峽——中國的史詩”的報告文學中是這麼記錄的：“三峽工程﹐長期在黨內﹑在國務院內﹑在全國人大﹑在全國政協懸而未決﹐爭論不休。贊成派在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中做了大量的工作﹔今年年初﹐中央各大媒體在統一指導下﹐對三峽工程作了大規模的正面宣傳……仍然不敢保證人大代表百分之百過半數。”為了防止這一情況的出現﹐江澤民在會上建議﹐他將親自到“兩會”黨員會議上就三峽工程去作動員報告（參見李鵬￣三峽工程日記）。為了三峽工程總書記要親自上陣了。
１９９２年３月７日﹐江澤民﹑李鵬﹑田紀雲﹐陳俊生﹑蕭秧﹑李伯寧共同商討修改了江澤民在“兩會”黨員會上關於三峽工程的講話稿。
１９９２年３月１８日今天上午﹐中國共產黨在“兩會”期間召開了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的黨員大會﹐由李鵬主持會議﹐先講１５分鐘。江澤民主講﹐專講三峽工程﹐講了兩個小時。江澤民說黨中央和他都投了贊成票（參見李鵬：三峽工程日記）。共產黨的第一把手到全國人民人大代表大會和全國政協會議中去召集代表黨員大會﹐去為一個工程拉選票﹐這在共產黨的歷史上是第一次﹐也是中國共產黨對全國人民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實施代表政治權力的粗暴干涉。應該說﹐“兩會”期間的這次代表黨員大會﹐對半個月後的三峽工程的投票決策結果起了決定性作用。“個人服從組織﹐全黨服從中央”﹐這是中國共產黨黨章中規定的組織紀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的黨員代表﹐最終代表的不是選民和人民的利益﹐而是中國共產黨的利益。
１９９２年４月２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就三峽工程舉行投票。投票前﹐黃順興代表要求對三峽工程作一大會發言﹐但未得到同意。黃順興等２５名代表以退場﹑不按表決器表示抗議。當天舉行的三峽工程投票結果如下：贊成票１７６７票﹔反對１７７票﹔棄權６６４票﹔未按表決器的２５票。
這樣﹐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就通過了興建三峽工程的提案﹐贊成票佔出席人數（２６３３人）的６７％﹐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的共產黨員的比例基本吻合。
中國著名的散文家余秋雨先生曾寫過一篇文章﹐說他夫人（一位著名的戲劇表演家﹐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十分後悔當年聽信了海外媒體的誤導﹐在三峽工程決策時投了棄權票。其實余秋雨先生應該後悔的是﹐他夫人沒有參加人大和政協“兩會”黨員大會﹐聆聽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信息傳遞﹐否則也不會在這樣重大問題上和黨中央發生偏離了。
１﹒４﹑黨組織的紀律對三峽大壩工程反對者的限制
１９８４年年底﹐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了李銳先生的《論三峽工程》一書﹐系統地闡述了三峽工程存在的各種問題以及他和林一山在五十年代時期的爭論。文化大革命後﹐李銳先生出任胡耀邦的副手﹐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為全國平反冤假錯案做出了重大貢獻﹐後任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就以李銳的官位﹐出版一本著作只是區區小事而已。但是要出版這本反對三峽工程的書﹐卻不是這麼容易﹐北京﹑上海出版社卻沒有人敢挺胸而出。李銳先生只好回老家湖南﹐利用老關係才出版了這本書。
《論三峽工程》出版不久﹐李銳先生就受到共產黨的紀律處份﹐因為作為一個黨員﹐他出版此書沒有得到黨組織的批准。而給予李銳先生處份的正是他的老鄉﹑好朋友﹑當時的中央總書記胡耀邦。
胡耀邦下臺之後﹐曾寫詩給李銳先生﹐就這件事表示歉意。李銳先生也和詩回贈﹐表示理解﹐並闡述他對三峽工程不變的態度（參見：王維洛：胡耀邦和三峽工程）。
細心分析共產黨和三峽工程的關係﹐特別是共產黨員作為個體對三峽工程的態度﹐可以發現﹐共產黨員在位時多表示支持三峽工程﹐特別是那些處在上昇期的政治新星﹔而在退休下臺之後（包括到政協去任閑職後）﹐對三峽工程多持懷疑﹑批評和反對的意見。胡耀邦是這樣﹐趙紫陽可能也是這樣﹐林華﹑喬培新﹑彭德﹑王興箇等都是這樣。可見﹐當一個人在不怎麼受黨的決議﹑紀律約束時﹐在他的大腦可以有自由思維余地時﹐他對三峽工程的意見就難以和黨中央保持一致。這也證實了國際上對三峽工程的評價 － 一個斯大林主義的產物。
透露李銳先生因三峽工程受江澤民和朱容基批評一事的是李鵬撰寫的三峽工程日記一書,１９９６年４月１４日, 朱容基對我說﹐李銳給他打電話﹐要求中央停建三峽工程。他已報告江澤民同志﹐並對李銳做了工作﹐勸他不要搞串聯。１９９６年４月１５日，昨天﹐江澤民同志在電話裡向我談了幾點，李銳上書要求停建三峽工程已被制止﹐要他從大局出發（參見李鵬 － 三峽工程日記）
李銳先生建議中共中央停建三峽工程﹐結果是受到批評。最後﹐李銳先生不得不向黨中央建議：“為重慶準備後事”。
２﹑三峽工程的防洪作用和三峽水庫的淹沒
２﹒１﹑三峽工程的防洪作用
建設三峽工程的目標有防洪﹑發電﹑航運﹑南水北調﹑區域發展等等。而防洪是建設三峽工程的最主要目標﹐據說在防洪效益方面﹐三峽工程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峽大壩壩頂高程海拔１８５米﹐正常蓄水位海拔１７５米。三峽水庫的防洪庫容為２２１億立方米（為壩址處海拔１４５米至１７５米時的庫容量）。這是三峽工程防洪目標實現的技術基礎。
１９９８年長江流域發生大洪水﹐三峽工程論證領導小組副組長﹑三峽開發總公司總經理陸佑楣專門接受人民日報記者的採訪﹐採訪記錄以“陸佑楣￣三峽工程的防洪作用”發表在１９９８年８月３１日人民日報上。
陸佑楣說：“如果三峽大壩已經建成﹐１９９８年沙市的水位將被控制在４３﹒５米﹐長江中下游將不會出現如今緊張的局面。”可見三峽工程防洪作用在三峽工程論證領導小組中的重要地位。
陸佑楣還透露﹐為了保護長江中下游的防洪安全﹐防洪期間三峽水庫不但要蓄水到海拔１７５米時﹐而且還可以蓄水至１８０﹒４米﹐可以形成２７９億立方米的庫容﹐這相當于５個半荊江分洪區的蓄洪量。
黃萬里先生等對三峽工程的防洪作用有不同的看法﹐他認為利用大壩水庫防洪﹐無非是把大壩下游的洪水﹐移到大壩上游去了。
那麼三峽工程發揮防洪效益時﹐大壩壩址處蓄水至海拔１７５米﹐甚至海拔１８０﹒４米時﹐三峽大壩上游各地的水位如何﹖重慶的水位如何呢﹖
２﹒２﹑李鵬的理論
三峽大壩建成後﹐上游各地的水位如何﹖是否會淹重慶﹖１９８４年１１月８日至１２日﹐中國共產黨在蘇聯留學成材的水電專家﹑國務院副總理李鵬專門就這個問題攷察了三峽地區和重慶市。１１月２０日李鵬將攷察結果寫成報告﹐上報中共中央。通過攷察﹐李鵬對這個問題的結論是：三峽工程可以蓄水至海拔１８０米﹐重慶並不擔心三峽水位定在１８０米。
請看李鵬日記中的有關記錄摘要:
１９８４年１１月８日下午３時﹐去參觀朝天門碼頭﹐這是嘉陵江和長江的匯合處。今天水位１６３米﹐相應的流量為６３００立方米／秒﹐航道保持３米水深。據朝天門碼頭辦公樓前庭院中石碑上的水文記載﹐１９８１年７月１６日﹐最高水位達到１９３﹒７米﹐其他年份夏季洪峰水位都在１８０—１８５米之間﹒重慶在１８０米水位以下基本沒有永久性建築﹐幾乎每年被淹﹐因此重慶並不擔心三峽水位定在１８０米﹒
晚上﹐聽市委彙報……蕭秧在彙報中講的中心問題要求三峽工程搞中壩方案﹐即大壩高程１８０米。
１９８４年１１月１０日今天我們乘船在通往三峽的航道上﹐順流而下。晨５時﹐到達涪陵﹐７時半上岸。涪陵古稱涪水﹐巴王陵墓在此。涪陵１９８１年７月的最高洪水位為１６９﹒８米﹐沿江路為１５２米﹐市中心廣場路為２１０米﹐河灘房子為１６６米﹒因此﹐水位在１５０米時基本不淹﹐在１８０米時淹６０％﹒
……
下午３時﹐到達萬縣地區忠縣境內。地區行署常務副專員張光政﹑縣長郭金龍來接。我們在忠縣對岸的石柱縣換船﹐然後﹐到江北上岸。參觀了名勝石寶寨。………
石寶寨位於長江北岸忠縣﹐有孤峰突起﹐形如玉印﹐故名玉印山﹐當地人傳說是女媧補天的遺石。石寶寨建于康熙年間﹐寨樓依山勢呈階梯狀佈局﹐整個建筑由寨門﹑層樓和寨頂廟宇組成﹐共１２層﹐通高５６米﹐猶如一柱奇峰矗立江邊。遊人盤旋登樓至紺宇宮﹐猶如登雲梯直上霄漢。鳥瞰四週﹐大江滾滾向東流去﹐北面一片梯田。如三峽大壩建成﹐石寶寨也不會被淹沒。（筆者注 － 石寶寨入門處的高程正好是海拔１７５米）
１９８４年１１月１１日晨７時半﹐我們下船到萬縣市﹐這是一座熱鬧的山城。……當日長江水位在１１３米。１９８１年７月最高水位為１４２米。如果長江水位達到１５０米﹐半個城市將被淹掉。全市街長４公里﹐縱深1公里﹐市區工業都佈置在１４２米標高以上。電池﹑皮革和食品工業為大宗產品。
長辦調查﹐大壩在１５０米高程時萬縣淹沒區人口為２１萬人﹐而地區上報移民３９萬﹐其中二次移民１１萬。長辦調查淹沒固定資產２﹒１億﹐而地區估算９億元﹐兩者相差甚為懸殊。
（摘錄完）
從李鵬日記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李鵬認為三峽水庫是個沒有水力坡度的平面﹐三峽水庫在壩址處的水位為海拔１８０米﹐距離三峽壩址６００多公里處重慶的水位也在海拔１８０米。三峽水庫蓄水對重慶沒有影響﹐因為重慶在海拔１８０米水位以下基本沒有永久性建築。
三峽水庫在壩址處的水位為海拔１８０米﹐重慶的水位也在海拔１８０米。這個理論通過李鵬給黨中央的報告﹐成為了中央決策層的共識（圖１：長江上游開發規劃）﹐並貫穿在１９８６年開始三峽工程論證中﹐也貫穿在之後的三峽工程移民淹沒紅線的確定中。在三峽庫區到處可見海拔１７５米或１７７米（考慮了２米的風浪加高）的標誌線﹐在這根線底下的土地將被淹沒﹐居民必須搬遷﹐而在這標誌線以上的土地不會被淹沒﹐居民也無須搬遷。
２﹒３﹑錢正英不讓討論三峽水庫的淹沒問題
三峽水庫如果沒有水力坡度﹐那水庫中的水怎麼從海拔１８０米高的重慶﹐流到６００多公里外同樣高度的三峽壩址處﹖有人說﹐這麼簡單的錯誤﹐難道中國那麼多科學技術人員﹐在三峽工程論證審批時就沒有發現﹖當然不是。有人知道﹐但是∪上頭∪不讓說。
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員郭來喜參加了三峽工程論證﹐但未在論證報告上籤字。郭來喜認為:“三峽水庫建成後﹐達到正常蓄水高程﹐河流侵蝕基面抬高﹐水流必然減慢﹐影響洪水下泄﹐延長滯洪時間﹐肯定會加重上游地區的防洪負擔。更況且﹐水庫運行若干年後﹐如遇百年一遇洪水﹐重慶朝天門水位可達２０２米﹐比現在的情形高出７‧７米﹐這在人口稠密的四川盆地的長江兩岸又需增加多少移民和損失﹖﹗”（參見戴晴: 訪中國科學院研究員郭來喜）。在全國人大審批三峽工程決策前﹐郭來喜把自己的意見歸納成十大問題﹐用電傳發給全國人大﹐但只有少數代表看到他的意見書。
根據郭來喜的回憶﹐１９９０年７月６日下午４時許﹐在中南海國務院第一會議室三峽工程展覽室﹐三峽工程籌建處哈總工程師私下和其密友交談時也不得不承認三峽水庫對重慶淹沒的問題﹐並且說錢正英部長不讓談這個問題﹐怕影響論證。
為什麼不讓討論三峽水庫對的重慶的淹沒問題﹐正說明這裡有問題﹐而且有大問題。
２﹒４﹑錢正英在全國人大會議上對四川重慶代表的保證
錢正英是中國共產黨內的水利專家﹐六朝元老﹐一直擔任水利副部長﹑部長﹐後擔任政協副主席﹐以“從中國水利看共產黨的領導”和“中國水利的決策問題”的等文章﹐而獲得中國工程院院士的頭銜。
在１９９２年全國人大審批三峽工程提案時﹐四川省特別是重慶市的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對三峽工程對重慶的淹沒問題特別擔懮﹐中共中央專門派這位水利專家去做解釋和說服工作。
錢正英當然知道李鵬的“三峽水庫在壩址處的水位為海拔１８０米﹐重慶的水位也在海拔１８０米”的理論是錯誤的。但是她是不會去指出這個錯誤的﹐相反﹐她要千方百計地去掩蓋這個錯誤。因為﹐李鵬的理論被否定﹐三峽工程的論證也要被否決﹐三峽工程的決策也必然被否定。
錢正英向代表們解釋﹐三峽工程完成後﹐重慶的百年一遇的洪水位為海拔１９９米﹐低于海拔２００米﹐不會影響重慶主市區等等﹐這是科學家經過模擬模型論證的。代表們也聽信了錢正英的解釋﹐因為她是共產黨內的紅色專家﹐而且還有模擬模型論證。
２﹒５﹑１９９８年長江中下游的洪水水位
其實﹐錢正英在這裡玩弄了一下概念差的游戲。錢正英說重慶的百年一遇的洪水位為海拔１９９米。這是幾個模擬模型計算的結果中的一個最低值。模型計算的結果是一個區間值﹐即海拔１９９米至２０３米﹐錢正英取了最小值﹐低于海拔２００米。為什麼海拔２００米這個值對重慶人來說這麼重要﹐因為重慶朝天門碼頭最高一級台階的高程為海拔２００米﹐而且周恩來也曾把海拔２００米作為三峽工程對重慶淹沒的最大上限。但是錢正英也沒有告訴人大代表﹐重慶百年一遇的洪水位海拔１９９米時﹐三峽大壩處的蓄水位是多少。是三峽工程的正常蓄水位１７５米﹖還是陸佑楣說的海拔１８０﹒４米﹖許多善良的中國人都以為﹐最起碼是正常蓄水位１７５米﹐因為三峽工程的２２１億立方米的防洪庫容和這水位是聯繫在一起的。
其實﹐在計算重慶百年一遇的洪水位時﹐三峽工程的防洪蓄水位不是在海拔１７５米﹐而只是在海拔１６４米左右。這個數據可以從三峽工程論證領導小組技術總負責人潘家錚在“（三峽工程）發電”一書的所提供的三峽水庫蓄水過程圖中看出（圖２摘自潘家錚￣發電）。根據錢正英和潘家錚提供的數據﹐可以看出﹐重慶百年洪水位要比三峽壩址處的水位高出近４０米。這和李鵬所說的﹐三峽水庫在壩址處的水位為海拔１８０米﹐重慶的水位也在海拔１８０米﹐是截然不同的。
如果三峽水庫象陸佑楣所說那樣﹐發揮防洪效益﹐動用防洪庫容２２１億甚至２７９億立方米的庫容﹐三峽水庫在壩址處的水位上昇到海拔１７５米甚至１８０﹒４米﹐重慶百年一遇的洪水位還會停留在錢正英所說的海拔１９９米嗎﹖
關於這個問題﹐筆者已經做過多次論述﹐不再重複（參見王維洛：三峽工程移民紅線的崩潰等文章）。這裡只想向讀者提高兩張圖﹐由大家思考﹐尋求自己的回答。
第一是１９９８年以及１９５４年長江中下游從九江到宜昌的洪水水位曲線（圖３：１９９８洪水水位線﹐資料來源：長江年鑒１９９９年）。九江到宜昌的距離一共為九百多公里﹐水位從海拔２３米上昇到５５米。三峽壩址至重慶六百多公里﹐怎麼能夠象李鵬說說的那樣﹐三峽壩址海拔１８０米﹐重慶的水位還是海拔１８０米呢﹖在三峽大壩完工之後﹐大壩壩址至重慶壩區長江河段的寬度也還要遠遠小於中下游河段的寬度﹐過流的截面也遠遠小于中下游河段的截面﹐因此大壩壩址至重慶段的平均水力坡度肯定要大於九江到宜昌的平均水力坡度。林秉南院士建議三峽水庫採用上荊江段（圖中沙市至宜昌段的坡度計算）的平均水力坡度萬分之零點七計算（即１００公里水位差７米）。從三峽大壩蓄水位海拔１７５米或１８０﹒４米出發﹐就可以找到自己的答案。
第二是三峽大壩下游已經建成的葛洲壩水庫水位變化的情況。當流量為４００００立方米／秒時﹐葛洲壩工程壩址處的水位為海拔６３﹒５米﹐﹐距壩址７０﹒１公里的香溪口﹐水位為海拔７９﹒２４米﹐一共上昇了１５﹒７４米﹐平均水力坡度為萬分之二點二（資料來源：唐日長，泥沙研究）。
在建設三峽工程和葛洲壩工程之前﹐宜昌至重慶的長江河段處於自然河流狀態﹐宜昌的最高水位為海拔５５﹒９米﹐最低水位為海拔３８﹒９米﹐最大水位變化幅度為１７﹒０米﹐常年平均水位為海拔４４﹒５米﹔重慶最高水位為海拔１９２﹒８米（１９８１年洪水位海拔１９３﹒７米﹐但葛洲壩工程已經開始建設）﹐最低水位為海拔１５９﹒５米﹐最大水位變化幅度為３３﹒３米﹐常年平均水位為海拔１６５﹒７米﹒以最高水位計﹐宜昌至重慶間的水位差為１３６﹒９米﹐以最低水位計﹐兩地水位差為１２０﹒６米﹐以常年平均水位計﹐兩地水位差為１２１﹒２米﹐平均水力坡度約為萬分之二﹒正是這１２０余米的水位差﹐才使得浩浩蕩蕩的長江水﹐以迅猛的流速穿過這狹窄的三峽河谷。李白的詩句：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詩詞描繪了船速（水流）之快﹐也間接地闡述了白帝城較江陵的地勢水位要高﹐這是千里江陵能夠一日還的原因﹒
葛洲壩水庫在流量為４００００立方米／秒時平均水力坡度為萬分之二點二﹐與川江在自然河流狀態下的平均水力坡度接近﹐這說明﹐未來三峽庫區某些區段的水力坡度很有可能超過林秉南院士建議採用的萬分之零點七的坡度﹐特別是從三峽壩址到重慶一共有十三個峽谷﹐這些峽谷段阻水和壅高水位的作用很強。如果讀者有興趣可以閱讀一下金刀先生的“高峽出斜湖”和任不寐的“巴蜀－特大洪災還是特大人禍”等文章。
從這些圖表和簡單的計算中﹐人們可以理解﹐為什麼李銳先生要向黨中央建議：“為重慶準備後事”。
2.６﹑中國水庫建設中的失誤實例
一位名叫伊文的先生曾對筆者的觀點提出批評￣到這裡我真的懷疑這位王水利專家的水平﹐怎麼竟會把重慶的水位給算錯了﹒照他這麼一算﹐重慶的水位就變成了２１７米﹐那麼重慶真的被淹得差不多了﹒果真是這樣的話﹐那麼真的從中央到地方不是傻瓜就是瘋子﹐否則怎麼會讓這樣愚蠢的工程上馬呢﹖只要稍有流體力學或者水力學基礎的人都知道﹐水庫基本是沒有比降的﹐也就是說水位是平的﹐只是在庫尾及其上游才有比降。
也有不少讀者認為水庫有水力坡度﹐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但是他們不願相信﹐中國的這麼多的工程技術人員﹐會讓有如此錯誤的工程通過他們的手﹐而不被發現﹑不得到更正。他們仍然善意地希望﹐三峽工程不要出現這樣的錯誤。
在中國的現實生活中﹐從中央到地方都不是傻瓜也不是瘋子﹐而是十分精明的人﹐否則就不能在那個位置上坐着。中國青年報記者盧躍剛在採訪三峽工程論證領導小組技術總負責人潘家錚時﹐也提到三峽水庫各地的淹沒問題和三峽水庫有沒有水力坡度的問題。潘家錚沒有敢正面回答記者的問題。
一個普通的人不穿衣服在大街上走﹐大家都會說這個人沒有穿衣服。如果皇帝沒有穿衣服在大街上走﹐大家都說皇帝穿了件漂亮的新衣服。三峽水庫沒有水力坡度﹐三峽水庫在壩址處的水位為海拔１８０米﹐重慶的水位也在海拔１８０米﹐這是李鵬通過幾天的實地攷察得出的結論。潘家錚就是有兩院院士的頭銜﹐也不敢說李鵬的觀點是錯誤的﹐也不敢說中央的決策是錯誤的。潘家錚敢說的只是﹐黃萬里不懂河流泥沙淤積問題﹐或是提出水庫水力坡度這個問題的人﹐不懂水利。
中國共產黨不允許把三峽工程的問題放到公眾媒介中去討論﹐更不敢公佈三峽蓄水的水庫的實際水位﹐特別是２００４年秋川江洪水時的水位﹐所以中國也就不可避免地一次又一次地重複這樣或那樣的錯誤。
下面是筆者收集到的一些實例。這些水庫大壩工程在設計時水庫均按無水力坡度計算﹐所以工程計劃中的水庫蓄水位高﹐但是施工後才發現實際淹沒損失和移民人數都將大大超過計劃的估算﹐最後不得不降低蓄水位﹐以致大壩工程目標無法達到﹐或是導致工程徹底失敗
黃河三門峽大壩工程：原設計正常蓄水位海拔３６０米﹐在建設過程中調整為“按３６０米設計﹐３５０米施工﹐３４０米運用﹐３３５米移民。”２００３年渭南洪水時﹐三門峽大壩壩址處的水位僅海拔３１６米﹐低于原設計的３６０米４４米﹐卻造成渭南地區歷史上最大洪水災害。如果三門峽大壩按照設計方案正常蓄水位３６０米執行﹐如今西安市一定已經被三門峽水庫所淹沒﹔
遼寧渾江上的恆仁水電站水庫：正常蓄水位從原設計的３２０米下降到３００米﹐下降２０米﹐工程目標無法實現﹔陝西漢江上的石泉水電站水庫﹐正常蓄水位從原設計的４３０米下降到４１０米﹐下降２０米﹐工程目標無法實現﹔浙江飛雲江上的珊溪水利工程水庫﹐正常蓄水位從原設計的１６０米下降到１４２米﹐下降１８米﹐工程目標無法實現﹔
湖南沅江上的五強溪水電站﹐正常蓄水位從原設計的１２０米下降到１０８米﹐下降１２米﹐工程目標無法實現﹔
有的水庫因為淹沒損失問題則採取所謂的分期開發﹐逐步加高水位﹐逐步加大移民人數的辦法﹐把問題往後推﹐如：
如湖北漢江上的丹江口水利工程﹐設計水庫正常蓄水位為１７０米﹐先期按１５７米建設﹔現在為了南水北調再增加壩高和蓄水位﹔
紅水河上龍灘水電站的正常蓄水位設計４４０米設計﹐現在按４４０米設計﹐３７５米建設﹐比正常蓄水位下降了６５米﹔
四川大渡河上的龔嘴水電站﹐設計水庫正常蓄水位為５９０米﹐先期按５２８米建設﹐低于正常蓄水位６２米。儘管如此﹐龔嘴水庫一期完工後﹐由於泥沙淤積﹐水庫上游水位抬升﹐已經影響到位於海拔５９０米以上的成昆鐵路的安全。
有的水庫大壩雖然按照計劃建設了﹐但是在運行中﹐卻不敢把運行水位提高到正常蓄水位處。
新安江水庫﹐正常蓄水位為海拔１０８米﹐從１９６０年投產以來﹐水位就沒有昇高到海拔１０８米。在１９９９年６月底﹐新安江水庫第一次蓄水到海拔１０８米﹐淳安縣新安江水庫庫區的２７個城鎮﹐３１５個行政村和６萬多居民卻被洪水圍困﹐需要緊急轉移的有３萬多人。換句話說﹐新安江水庫在開工後的４２年﹐蓄水上昇到正常蓄水位﹐還需要再安置６萬多居民（原移民已達３０萬）。
３﹑三峽工程決策的錯誤
３﹒１﹑工程目標之間的矛盾
三峽工程的目標有防洪﹑發電﹑航運﹑南水北調﹑區域發展等等﹐並有排渾蓄清﹑開發性移民等措施的保證。將這些目標和措施分割開來﹐一個一個地論證﹐可以描繪出一張張美好的圖畫﹐防洪可以保護長江中下游的安全﹔發電可以照亮半個中國﹔航運可以使萬噸船隊直達重慶﹔南水北調可以解決北京﹑天津以及華北地區的缺水問題﹔三峽水庫採用排渾蓄清措施不會出現泥沙淤積問題﹔採用開發性移民措施﹐可以保證移民在當地安置﹐併發財致富……但是只要把這些目標和措施放在一起分析﹐分析目標和措施之間的關係﹐即互補﹑相容和矛盾的關係﹐就會發現三峽工程中的目標和措施之間大多互相矛盾﹐目標不可能同時實現。防洪和發電矛盾﹐防洪和航運矛盾﹐防洪和排渾蓄清矛盾﹐發電﹑防洪﹑航運與移民矛盾﹐發電和排渾蓄清矛盾﹐航運和排渾蓄清矛盾﹐南水北調在目前的蓄水位下﹐根本不能實現等等。此外﹐三峽工程對生態環境的破壞﹐遠遠大於三峽工程的經濟效益﹐僅僅是三峽水庫蓄水導致水流減緩﹑水體自淨能力減弱﹑水質變壞而造成的損失﹐超過三峽工程的發電的經濟收入。
在宣揚三峽工程某一目標的效益時﹐必須考慮對其他目標的影響。陸佑楣說如果三峽大壩已經建成﹐長江中下游將不會出現１９９８年的緊張局面。這時就要考慮防洪對水庫上游地區的影響﹐重慶的淹沒會是什麼樣﹖蓄水位升至１８０﹒４米﹐對下游防洪有利﹐但要考慮這會增加多少移民﹐增加多少淹沒損失﹖水庫上游的城市是否可以承受得了﹖
有人認為只要降低三峽水庫在壩址處的水位﹐就可以使重慶不受淹沒﹐就保了重慶。這個措施可行﹐但也宣佈了三峽工程的死刑。降低三峽水庫在壩址處的水位﹐比如將正常蓄水位下降２０米或３０米。水位降低了﹐萬噸船隊就不可能直達重慶﹐發電能力大為下降﹐三峽工程的防洪效益也不能發揮（不可能有２２１億防洪庫容了）。此時人們就要問﹐建設三峽大壩﹐到底是為了什麼﹖三峽工程的問題﹐是工程目標內部的自相矛盾﹐就好比一把兩面刀。如果三峽水庫水力坡度小﹐小到接近零﹐這對減少移民和淹沒有好處﹐但是三峽水力坡度小﹐三峽工程如何實現排渾蓄清﹑解決泥沙淤積問題﹖反過來﹐三峽水庫有水力坡度﹐水力坡度大﹐對解決水庫泥沙淤積問題有利﹐但是這樣對水庫上游各地的移民和淹沒十分不利﹐重慶也難保。問題的關鍵不在於﹐林秉南院士建議的平均水力坡度萬分之零點七是否太大或太小﹐而是大有大的問題﹐小有小的問題。問題的癥結在於李鵬提出的三峽水庫在壩址處的水位為海拔１８０米﹐重慶的水位也在海拔１８０米的結論﹐中共中央接受了這個結論﹐批准了三峽工程﹔三峽工程論證也是在這個結論的基礎上做出的。李鵬提出的結論是錯誤的。
３﹒２﹑中國共產黨錯過了最後一次機會
三峽工程論證﹐將黃萬里先生排除在外﹐使得中國共產黨在三峽工程咨詢上失去了一位能不顧個人利益得失而大膽死諫的謀士。共產黨喜歡利用的是象張光斗教授那樣的﹐為了個人利益﹑可以出賣靈魂的人（張光斗在發現三峽工程的實際防洪庫容不可能達到設計標準的錯誤後﹐建議黨中央不要將這個錯誤告訴中國的老百姓）。
黃萬里先生多次給中共中央總書記寫信﹐闡明他對三峽工程主要問題的看法:“在此我願再度鄭重地負責地警告﹕修建此壩是禍國殃民的﹐請速決策停工﹐否則壩成蓄水後定將釀成大禍。此壩蓄水後不出十年﹐卵石夾沙隨水而下將堵塞重慶港﹔江津北碚隨着慘遭洪災﹐其害將幾十倍于１９８３年安康漢水驟漲２１米﹐淹斃全城人民的洪災。最終被迫炸壩﹐而兩岸直壁百米﹐石渣連同歷年沉積的卵石還須船運出峽﹐向下游開曠之地傾倒。航運將中斷一兩年。不知將如何向人民交代。論經濟效益﹐此壩每千瓦造價三四倍于一般大中型壩﹐其經濟可行性並不成立。對比五年工期的大中型壩﹐設此壩施工期１９９５年至２０１０年﹐連續１５年﹐按１９８６年物價﹐每年２０億元中浪費達１３億元﹐等於每年拋扔大海４００萬噸糧食。此舉遠比美國胡佛總統１９３１年只一次沉糧于海以示眾﹐還要壯烈。完工後十年內陸續回收發電效益７８１億元﹐未必能抵償炸壩運渣﹐斷航﹐及淹沒損失。詳情請閱前送的《簡釋》。據說三峽問題規定不准公開爭辯。此事關係重大﹐願向諸公當面解說。單談卵石塞港問題只需一小時。若再談經濟問題﹐則外加半小時﹐質詢時間在外。擔保講得諸公都明白。”可惜﹐中國共產黨的決策層沒有給黃萬里先生這個機會﹐錯過了糾正三峽工程決策錯誤的最後一次機會。
黃萬里先生指出:“長江三峽高壩是根本不可修的﹐不是甚麼早修晚修的問題﹐國家財政的問題﹔不單是生態的問題﹐防洪效果的問題﹐或能源開發程序的問題﹐國防的問題﹔而主要是自然地理環境中河床演變的問題和經濟價值的問題中存在的客觀條件﹐根本不許可一個尊重科學民主的政府舉辦這一禍國殃民的工程。”
３﹒３﹑可悲的歷史重演
伊文先生思維論證的方法是﹐從中央到地方都不是傻瓜也不是瘋子﹐所以三峽水庫沒有水力坡度﹐三峽水庫在壩址處的水位為海拔１８０米﹐重慶的水位也在海拔１８０米的結論是不可能有錯的。這種思維方法是中國教育體制培養的結果。大躍進的倡導者毛澤東深信糧食畝產可以達到“兩千多斤的二十多倍”﹐于是中國大地糧食畝產不斷放衛星﹐畝產幾萬斤﹑畝產十幾萬斤一直到四十一萬斤﹐糧食產量的紀錄天天被刷新。那時的中國人也不是瘋子更不是傻子﹐可是從中央到地方又有誰敢說這是不可能的呢﹖所以發生這種事情﹐要有一定的條件。第一，這種事情不可能發生在一個民主的社會中﹔第二，說這話或是倡導此事的人是個獨裁者﹔第三，有一大幫中央到地方的官員為這個理論抬轎子﹔第四，有一大幫重量級的所謂科學家為這個理論提供所謂科學的論證﹔第五，不能討論這個理論的正確與否﹔第六，新聞媒介大量單方面的報導。
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這是每個中國人都知道的俗語﹐也是一個樸素的真理。但是三峽水庫這根沒有水力坡度的移民淹沒紅線﹐在三峽庫區到處可見的移民淹沒紅線﹐從１９９２年起到現在整整１２年了﹐有多少共產黨的官員從這根紅線旁邊走過﹐有多少科學家從這根紅線旁邊走過﹐有多少中國人從這根紅線旁邊走過﹐他們根本不會去想﹐這源自李鵬理論的移民淹沒紅線﹐就和毛澤東的畝產幾萬斤糧食一樣﹐是錯誤的。
三峽工程是一個涉及中國社會﹑經濟﹑環境﹑文化的工程﹐是涉及中國幾億人﹐涉及中國人的子孫後代的大事。既然李鵬能提出三峽水庫在壩址處的水位為海拔１８０米﹐重慶的水位也在海拔１８０米的理論﹐為什麼不敢勇敢地站出來為自己的理論辯護﹖為什麼中國共產黨要制定這樣規定﹐三峽問題不准公開爭辯﹖既然三峽工程真有這麼多的利﹐而且利於千秋﹐難道還害怕一群既不懂這個也不懂那個的人﹐向三峽工程的叫號嗎﹖
三峽工程﹐一個禍國殃民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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