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30日訊】我出生在文革中﹐剛記事就常聽到廣播裡經常咬牙切齒的說一個詞“知識分子”。我雖然聽不懂他們在講什麼﹐但能感覺是說“知識分子”不好。一次﹐還上幼兒園的我怯生生的問父母﹕“你們是知識分子嗎﹖”母親不說話﹐父親反問﹕“你說是嗎﹖”我說是﹐父親問我﹕“為什麼是呢﹖”我說﹕“電影裡的知識分子都帶眼鏡﹐所以你們是。”但我說這些話的時候﹐心裡非常不情願。父親還是反問﹕“戴眼鏡就是知識分子嗎﹖”

文革結束後﹐我才明白﹐我的父母都是高等學歷﹐父親還是清華大學的高才生。他們都是中國最權威的科研機構的科技人員﹐可當時在中共的迫害下他們作為“臭老九”卻不敢承認這個優越的事實。

改革開放後電視裡出現了廣告﹐一次演鵲巢咖啡時我的叔叔和姑姑們全說﹕“我們小時候喝的就是這種畫着一個小鳥窩的奶粉。”我和家族中的兄弟姐妹們全震驚了﹐我們小的時候喝的可是象糨糊一樣的糕乾粉﹗根本不知道有奶粉。

80年代大陸開始流行打網球﹐可我家仍然很窮﹐買不起一把網球拍。這時又聽父輩們說﹕“當初你們爺爺和朋友打網球時﹐我們給他們當球童。”我們再次震驚了﹗黨不是一直教育我們說“是共產黨讓我們翻身得解放﹐過上了幸福生活”嗎﹖怎麼我家越過越窮﹖這時我們這些孫兒才聽到了我們爺爺奶奶的故事。

我的爺爺奶奶都出生在貧寒之家﹐但又都智慧勤勞。爺爺小小年紀離開農村老家去打工﹐邊打工邊讀書﹐在那麼艱苦的條件下硬是學成了一位職位很高的工程師。奶奶在城里大戶人家的資助下才上了學﹐因為生活條件差高考前一天生了重病﹐考試時還是憑着過人的智慧與毅力考了全省第一名﹐被報紙報導過。成為了一位受人尊重的教師。所以在中共建國之前﹐他們憑自己的能力過上了小康生活。

爺爺一向與人為善﹐用自己的錢供他的弟弟上了燕京大學。沒想到受他供養的人搖身一變﹐成了共產黨軍隊的高官﹐而他卻在共產黨進城後失去工作﹐下放學習改造。這只是因為爺爺當時所任職的公司是舊政府辦的﹐他雖然只是技術人員﹐也脫不了干系﹐是改造對象。於是我家失去了生活來源﹐到了等米下鍋的地步。文革中﹐爺爺再次受到衝擊﹐被抄家﹐但他還仍然為共產黨的政府機關盡職盡責的工作﹐一次冒雨去工地後被檢查出肺癌﹐最終在文革的迫害中去世。

聽到這裡﹐我們回想起爺爺在肺癌晚期﹐呼吸很困難時還在給我們這些孫兒們講幽默故事﹐心中不禁傷感。

上高中時爆發了“六四”慘案。很快我在北京大學上學的哥哥就告訴家人﹐帶他們試驗課的研究生遇難了﹐留下了一對不到一歲的雙胞胎。緊接着﹐噩耗傳來﹐我的一位遠房表哥那天傍晚和平常一樣去公共浴室洗澡﹐過長安街時聽到喧譁聲停下來看熱鬧﹐他身材魁梧﹐紅背心上搭了一條白毛巾﹐好一個活靶子﹐立刻就被擊中心臟。

當然幾天後象這樣才華橫溢的學子和平平常常的北京市民就被中共定了性﹕“被打死的人都是暴徒﹗”

所以上大學時我已經知道了命運的存在﹐知識分子家庭良好的家教也使我淡薄名利﹐有過人的隱忍精神。我所學的專業是承接了祖輩﹑父輩的事業﹐一次參加全國最權威的競賽時﹐我的參賽作品得到了評委們最多的選票﹐但出於對中國那所最名牌的大學和主辦學校的照顧﹐我被評為銀獎。當時我的老師們見到我﹐沒有一個向我表示祝賀﹐全都痛斥中國學術界的門戶之見和後門作風。我聽到後都是淡然一笑﹐我知道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是不可能有公正的。

結婚後﹐在夫家又聽到了更多關於中共迫害的故事。

我的公婆都是北京大學的畢業生。因為公公出自官宦之家﹐婆婆的父親是大資本家﹐所以文革中肯定是一對標準的“反革命”﹐被趕回原籍燒了好幾年鍋爐。丈夫的奶奶是標準的大家閨秀﹐性格開朗﹐待人和藹。她的父親是張學良將軍的部下﹐曾被寫進中國的歷史教科書。文革中奶奶被剝奪了祖產﹐住進了很小的一所單元房裡﹐仍然樂呵呵的。那時同樣受迫害的一位中國最著名畫家和他們是街坊。畫家先生當時無所事事﹐只能自己作畫。在丈夫的童年回憶裡﹐有一個滿地是紙的爺爺。很多人都在大畫家落難之際向他要畫﹐只有奶奶從不希罕這些身外之物﹐只是一味的幫助他。結果他們反倒成了莫逆之交﹐畫家主動把最好的畫送給她。真是好人得福報﹐那些珍貴的藝術作品至今保存着。

奶奶見到我後喜歡得很﹐說起以前她的姊妹們穿的都是嶄新的意大利名牌真皮高跟皮鞋﹐樣子﹑顏色都漂亮的很﹐足有好幾大箱。因為擔心作為“資產階級思想”的罪證﹐全部偷偷扔掉了。要是知道現在會有我這樣一個精緻的孫媳婦﹐怎麼着也要給我留一些﹐想想真是可惜。

參加工作後﹐我聽到了我單位的老總因愛國而受中共迫害的故事。

日本人侵略中國時我的老總還是少年﹐他不肯作亡國奴﹐腰帶上寫着“好男兒當馬革裹尸﹐戰死沙場”﹐懷着一腔愛國熱情步行千里到後方﹐憑着過人的才華考上了不用收費的清華大學。當時清華大學與中國從敵佔區遷來的各名牌大學一起組成了西南聯大﹐在國民政府的統制區得以進行教學。那時﹐美國的飛虎隊以及一些美國軍官正在那裡幫助中國人民抗戰或是指揮中國軍隊作戰﹐需要翻譯。西南聯大的學生們很多精通外語﹐爭先當翻譯。英語系的學生往往被派到最關鍵的地方——前線。日本人很狡猾﹐知道只有殺死翻譯才能阻止美國軍官指揮中國軍隊﹐所以日本狙擊手專打翻譯﹐老總的同學有不少就這樣戰死沙場。他自己當時也在為飛虎隊做翻譯﹐因為工作出色國民黨軍隊要授他為少校﹐但他一向不問仕途﹐參戰只為愛國﹐就以自己只有20歲為由拒絕了。

抗戰終於勝利後﹐共產黨卻立即挑起了內戰。我的老總不明白抗戰時共產黨一直躲着用小米加步槍打遊擊﹐怎麼抗戰一結束就用飛機大炮挑起了內戰。為了使人民得到休養生息﹐他和其他學生們一起開始反對內戰﹐喊出了“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在文革中﹐這當然被作為了反對共產黨的罪證﹐又因為在抗戰時當翻譯﹐被定為外國特務。最讓我的老總憤慨的是﹐寫他專案的共產黨幹部是在抗戰時留在敵佔區給日本人當警察的漢奸﹐當日本人投降後此人又開始為共產黨幹事﹐變成了共產黨的幹部。這便是中共的“愛國”本質。

工作一年後我開始修煉法輪功﹐以前人生中的苦難與困惑全得到了解釋。我完全不問政治紛爭﹐只是更加努力的工作﹐更加誠懇的待人。但是1999年卻風雲突變﹐和平﹑理性﹑智慧的法輪功學員們被污衊為非傻即瘋的狂徒。我用和平的方式堅持正信﹐把真象告知受欺騙的世人與被中共利用鎮壓善良百姓的政府﹐遭受了慘重的迫害致殘。我的哥哥來看我﹐為了讓我避開中共的迫害﹐他給我講了我嫂子一家的故事﹐於是我聽到了一個更加慘烈的中共迫害人民的故事。

嫂子的家鄉確實有一個惡霸﹐命令她的爺爺給惡霸幹事。爺爺﹑奶奶都是正直的人﹐不肯助紂為虐﹐在惡霸以人命相要挾下﹐萬般無奈﹐爺爺出走當了八路。到解放軍佔領她的家鄉時﹐爺爺已經是中共軍隊中的大官。但是進到他們村裡的共產黨幹部儼然是個流氓﹐不但沒有懲罰真正的惡霸﹐還和惡霸的小老婆私混在一處。於是定成份時惡霸的小老婆趁機報復她家﹐把她家定為富農。爺爺由於成份不好不能再做共產黨的官﹐要被下放﹐於是他主動提出回家務農。共產黨剛一建國﹐這個為共產黨打過天下的人家就開始遭受迫害。

爺爺共有三個兒子﹐嫂子的伯父很早以前到一個福建的親戚家讀書﹐親戚是國民黨官﹐後來他隨他們去了台灣。伯父聰穎過人﹐用驚人的速度完成了德國的醫學博士課程﹐被台灣報紙傳為佳話。後來在海外從醫。文革中她的伯父當然就被說成是外國特務﹐多少年不能和家裡通信﹐唯一一次回鄉探親﹐和她的父親見面後總感覺隔牆有耳﹐竟然找不到說話的地方。

中國建國時嫂子的叔父還年幼。面對艱苦的生活他只能寫日記來排解﹐把日記本藏在家裡的黃荳缸裡。文革中﹐那些共產黨的幹部更是頻繁光顧他家﹐東瞅西看想要找茬﹐但從來也沒發現那個日記本。一天﹐那人又來了﹐仍然什麼也沒發現﹐正要出門時突然停住﹐轉身直奔那個黃荳缸而去﹐翻出了日記本。一看﹐在三年困難時期﹐這家勤勞的人為了活命曾經種過南瓜﹐但那些游手好閑的“貧農”就偷他家的南瓜﹐那時只有十幾歲的叔叔無奈中寫下了自己向黨告白的心裡話﹕“黨也不能不讓我活呀。”那個共產黨的幹部看到此話立刻說﹕“你敢說是黨不讓你活﹖”當時把她叔叔抓起來﹐示眾槍斃。

中共最鐘愛的文人魯迅曾寫過一篇《藥》﹐揭露那時用革命黨人殺頭後的鮮血蘸過的饅頭做為藥賣。但是共產黨作為藥的東西更加殘忍﹐叔叔剛被槍斃﹐就被當眾開堂﹐挖出仍然活脫脫的心臟﹐作了共產黨人的藥引子。

文革後雖然很多人得到“平反”﹐但她叔叔仍然不能“平反”﹐原因是他“就是說了反黨的話”。幸好嫂子爺爺當年的勤務員已經當上了副省長﹐通過這個關係親自批條子下來﹐才使這個因少年時說過的一句話而死于非命的人得到“平反”。但這時﹐嫂子的嬸嬸早已帶着叔叔的孩子們改嫁換姓了。逝去的生命與破碎的家庭都不會再復原。

嫂子的父親在當地屬於文化程度很高的﹐自然就被充當了當地的“反動學術權威”。文革絕大多數時間是在牛棚裡度過的。好在她的母親是貧農成份﹐沒有馬上受牽連﹐就把嫂子的哥哥送到姥姥家﹐把嫂子送到奶奶家﹐自己躲進山溝裡去教書。

一次﹐負責看管她父親的工人造反派們決定當天晚上把他在批鬥會上當眾活活打死。幸好那裡有一個人是嫂子母親的學生﹐通知了她。她趕集召集村裡的父老鄉親﹐趕到批鬥會現場。當時雖然“工人階級是老大哥”﹐也要“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農民們說﹐這個人不歸你們批鬥了﹐以後由我們來批鬥﹐工人們沒有辦法﹐只好把嫂子的父親交給了他們﹐才免于一死。
嫂子的姥姥家在貧困的農村﹐吃的東西很少。入秋後有白薯吃了﹐她的哥哥少不知事﹐把白薯皮剝掉﹐吃起了香甜的白薯。細心的姥姥就把白薯皮收起來涼干。第二年的糧食還沒下來﹐家裡已經沒的吃了。哥哥說﹕“姥姥我餓。”於是姥姥就拿出白薯皮給他吃。於是小男孩只能用從小麻雀口中剩下的布滿小洞的白薯皮充飢。

嫂子很小時就由奶奶扶養﹐長到兩三歲時﹐突然看到奶奶家來了一個陌生的女人﹐還要抱她﹐她嚇得直往奶奶背後躲。奶奶說﹕“怎麼啦﹖你平時不是總喊着要媽媽嗎﹖今天媽媽來了呀﹖”嫂子自幼就是一個非常淳朴的人﹐實實在在的說﹕“媽媽﹐我不認識你了。”母親辛酸的眼淚奪眶而出。

文革結束後﹐嫂子一家人全都輾轉投奔了她的伯父。當她得知我在中國時曾經遭受的迫害時說﹕“國內一點也沒有改變。”

這便是共產黨帶給人們的“幸福生活”。這個邪惡的組織用撒旦才能具備的自私﹑殘暴﹑陰險﹑妒忌﹑流氓﹑虛偽和欺騙﹐用暴力無休止的毀滅了多少人的幸福﹐殘害了多少生靈﹐拆散了多少家庭﹐給我們的民族和國家帶來了幾十年的厄運。

因為我從小學﹐中學到大學一直是最優秀的學生﹐所以少先隊﹑共青團和共產黨我都被要求第一批加入﹐並一直在其中擔任重要職務。雖然我已經在2000年就向共產黨組織宣佈了退黨﹐並從檔案中消去了一切與中國共產黨有關的記錄﹐但今天還是想用此文鄭重聲明﹕

我當初加入一系列中共的組織純屬中共對我進行邪惡的洗腦灌輸和脅迫利誘的結果﹐其實我心中從來就不曾相信過共產主義這個連共產黨自己的高官都不相信的痴人說夢的幻想。儘管始終在無神論的教育下﹐我卻一直敬畏大自然的力量﹐相信神佛的存在﹐煉法輪功之前﹐我就相信神佛不會象共產黨的幹部那樣收賄賂走後門﹐不會看人是否往功德箱裡扔錢﹐而是在宏觀上保護一切善良的人﹐懲罰一切行惡的人。曾經加入過這個龐大的邪教體系是我人生最大的污點。我要用此文來洗刷這個污點﹐宣佈入隊﹑入團﹑入黨申請書一律作廢﹐並與邪黨以及它下屬的一切組織形式徹底決裂﹗

願共產黨邪靈早日覆滅﹗願世界上所有善良的人們早日擺脫它的陰影過上真正的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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