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3日訊】中國傳統的讀書法,講得最親切有昧的無過於朱熹。《朱子語類》中有《總論為學之方》一卷和《讀書法》兩卷,我希望讀者肯花點時間去讀一讀,對於怎樣進入中國舊學間的世界一定有很大的幫助。朱子不但現身說法,而且也總結了荀子以來的讀書經驗,最能為我們指點門逕。
我們不要以為這是中國的舊方法,和今天西方的新方法相比早已落伍了。我曾經比較過朱子讀書法和今天西方所謂「詮釋學」的異同,發現彼此相通之處甚多。「詮釋學」所分析的各種層次,大致都可以在朱子的《語類》和《文集》中找得到。
古今中外論讀書,大致都不外專精和博覽兩途。
「專精」是指對古代經典之作必須下基礎工夫。古代經典很多,今天已不能人人盡讀。像清代戴震,不但十三經本文全能背誦,而且「注」也能背湧,只有「疏」不盡記得,這種工夫今天已不可能。因為我們的知識範圍擴大了無數倍,無法集中在幾部經、史上面。但是我們若有志治中國學問,還是要選幾部經典,反覆閱讀,雖不必記誦,至少要熟。近人余嘉錫在他的《四庫提要辯證》的序錄中說:「董遏謂讀書百遍,而義自見,固是不易之論。百遍縱或未能,三復必不可少。」至少我們必須在自己想進行專門研究的範圍之內,作這樣的努力。經典作品大致都已經過古人和今人的一再整理,我們早已比古人占許多便宜了。不但中國傳統如此,西方現代的人文研究也還是如此。從前芝加哥大學有「偉大的典籍」(GreatBooks)的課程,也是要學生精熟若干經典。近來雖稍鬆弛,但仍有人提倡精讀柏拉圖的《理想國》之類的作品。
精讀的書給我們建立了作學問的基地;有了基地,我們才能擴展,這就是博覽了。博覽也須要有重點,不是漫無目的的亂翻。現代是知識爆炸的時代,古人所謂「一物不知,儒者之恥」,已不合時宜了。所以我們必須配合著自己專業去逐步擴大知識的範圍。這裡需要訓練自己的判斷能力:哪些學科和自己的專業相關?在相關各科之中,我們又怎樣建立一個循序發展的計劃?各相關學科之中又有哪些書是屬於「必讀」的一類?這些問題我們可請教師友,也可以從現代人的著作中找到線索。這是現代大學制度給我們的特殊便利。博覽之書雖不必「三復」,但也還是要擇其精者作有系統的閱讀,至少要一字不遺細讀一遍。稍稍熟悉之後,才能「快讀」、「跳讀」。朱子曾說過:讀書先要花十分氣力才能畢一書,第二本書只用花七八分功夫便可完成了,以後越來越省力,也越來越快。這是從「十目一行」到「一目十行」的過程,無論專精和博覽都無例外。
讀書要「虛心」,這是中國自古相傳的不二法門。
朱子說得好:「讀書別無法,只管看,便是法。正如呆人相似,崖來崖去,自己卻未先要立意見,且虛心,只管看。看來看去,自然曉得。」這似乎是最笨的方法,但其實是最聰明的方法。我勸青年朋友們暫且不要信今天從西方搬來的許多意見,說甚麼我們的腦子已不是一張白紙,我們必然帶著許多「先入之見」來讀古人的書,「客觀」是不可能的等等昏話。正因為我們有主觀,我們讀書時才必須盡最大的可能來求」客觀的瞭解」。事實證明:不同主觀的人,只要「虛心」讀書,則也未嚐不能彼此印證而相悅以解。如果「虛心」是不可能的,讀書的結果只不過各人加強已有的「主觀」,那又何必讀書呢?
「虛」和「謙」是分不開的。我們讀經典之作,甚至一般有學術價值的今人之作,總要先存一點謙遜的心理,不能一開始便狂妄自大。這是今天許多中國讀書人常犯的一種通病,尤以治中國學問的人為甚。他們往往「尊西人若帝天,視西籍如神聖」(這是鄧實在1904年說的話),憑著平時所得的一點西方觀念,對中國古籍橫加「批判」,他們不是讀書,而是像高高在上的法宮,把中國書籍當作囚犯一樣來審問、逼供。如果有人認為這是「創造」的表現,我想他大可不必浪費時間去讀中國書。倒不如像魯迅所說的「中國書一本也不必讀,要讀便讀外國書」,反而更乾脆。不過讀外國書也還是要謙遜,也還是不能狂妄自大。
古人當然是可以「批判」的,古書也不是沒有漏洞。朱子說:「看文字,且信本句,不添字,那裏原有缺縫,如合子相似,自家去抉開,不是渾淪底物,硬去鑿。亦不可先立說,拿古人意來湊。」讀書得見書中的「缺縫」,已是有相當程度以後的事,不是初學便能達得到的境界。「硬去鑿」、「先立說,拿古人意來湊」卻恰恰是今天中國知識界最常見的病狀。有志治中國學問的人應該好好記取朱子這幾句話。
今天讀中國古書確有一層新的困難,是古人沒有的:我們從小受教育,已浸潤在現代(主要是西方)的概念之中。例如原有的經、史、子、集的舊分類(可以《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為標準)早已為新的(也就是西方的)學科分類所取代。人類的文化和思想在大端上本多相通的地方(否則文化之間的互相瞭解便不可能了),因此有些西方概念可以很自然地引入中國學術傳統之中,化舊成新。但有些則是西方文化傳統中特有的概念,在中國找不到相當的東西;更有許多中國文化中的特殊的觀念,在西方也完全不見蹤跡。我們今天讀中國書最怕的是把西方的觀念來穿鑿附會,其結果是非驢非馬,製造笑柄。
我希望青年朋友有志於讀古書的,最好是儘量先從中國舊傳統中去求瞭解,不要急於用西方觀念作新解。中西會通是成學之後,有了把握,才能嚐試的事。即使你同時讀《論語》和柏拉圖的對話,也只能分別去瞭解其在原有文化系統中的相傳舊義,不能馬上想、「合二為一」。
我可以負責地說一句:20世紀以來,中國學人有關中國學術的著作,其最有價值的都是最少以西方觀念作比附的。如果治中國史者先有外國框框,則勢必不能細心體會中國史籍的「本意」,而是把它當報紙一樣的翻檢,從字面上找自己所需要的東西(你們千萬不要誤信有些淺人的話,以為「本意」是找不到的,理由在此無法詳說)。
「好學深思,心知其意」是每一個真正讀書人所必須力求達到的最高階段。讀書的第一義是儘量求得客觀的認識,不是為了炫耀自己的「創造力」,能「發前人所未發」。其實今天中文世界裡的有些「新見解「,戳穿了不過是撿來一兩個外國新名詞在那裏亂翻花樣,不但在中國書中缺乏根據,而且也不合西方原文的脈絡。
中國自唐代韓愈以來,便主張「讀書必先識字」。中國文字表面上古今不異,但兩三千年演變下來,同一名詞已有各時代的不同涵義,所以沒有訓話的基礎知識,是看不懂古書的。西方書也是一樣。不精通德文、法文而從第二手的英文著作中得來的有關歐洲大陸的思想觀念,是完全不可靠的。
中國知識界似乎還沒有完全擺脫殖民地的心態,一切以西方的觀念為最後依據。甚至「反西方」的思想也還是來自西方,如「依賴理論」、如「批判學說」、如「解構」之類。所以特別是這十幾年來,只要西方思想界稍有風吹草動(主要還是從美國轉販的),便有一批中國知識份子興風作浪一番,而且立即用之於中國書的解讀上面,這不是中西會通,而是隨著外國調子起舞,像被人牽著線的傀儡一樣,青年朋友們如果不幸而入此魔道,則從此便斷送了自己的學問前途。
美國是一個市場取向的社會,不變點新花樣、新產品,便沒有銷路。學術界受此影響,因此也往往在舊東西上動點手腳,當作新創造品來推銷,尤以人文社會科學為然。不過大體而言,美國學術界還能維持一種實學的傳統,不為新推銷術所動。今年5月底,我到哈佛大學參加了一次審查中國現代史長期聘任的專案會議。其中有一位候選者首先被歷史系除名,不加考慮。因為據昕過演講的教授報告,這位候選者在一小時之內用了一百二十次以上「discourse」這個流行名詞。哈佛歷史系的人斷定這位學人太過淺薄,是不能指導研究生作切實的文獻研究的。我昕了這番話,感觸很深,覺得西方史學界畢竟還有嚴格的水準。他們還是要求研究生平平實實地去讀書的。
這其實也是中國自古相傳的讀書傳統,一直到30年代都保持未變。據我所知,日本漢學界大致也還維持著這一樸實的作風。我在美國三十多年中,曾看見了無數次所謂「新思潮」的興起和衰滅,真是「眼看他起高樓,眼看他樓塌了」。我希望中國知識界至少有少數「讀書種子」,能維持著認真讀中國書的傳統,徹底克服殖民地的心理。至於大多數人將為時代風氣席捲而去,大概已是無可奈何的事。
但是我決不是要提倡任何狹隘的「中國本土」的觀點,盲目排外和盲目崇外都是不正常的心態。只有溫故才能知新,只有推陳才能出新,舊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這是顛撲不破的關於讀書的道理。
來源:本文收於作者的文集《錢穆與中國文化》,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 ◇(//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