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27日訊】因經濟拮据，上大學兩年沒有回家探親了。思戀父母親友之情，促我五七年一放暑假就日夜兼程、匆忙趕回家去。但為了省錢，回家都是坐慢車，中間要倒三次車。馬不停蹄從北京趕到家，用了整整三天。父親當時是在專區的六安師範任教，按照省黨委部署，中學以上的教員，暑期組織到蕪湖參加整風反右學習。在此之前，給一周假期，回家安排家事，討取洗換衣物。我和爸爸在家也只共同度過了三天時間。
我和爸爸交談的內容當然主要是北大和北京的反右形勢。我介紹了在鳴放期間物理系的活耀人物譚天榮等全都被打成了右派，而且在全校範圍多次召開批判大會。開始還讓他們本人發言。後來他們的發言權完全被剝奪，只能老老實實聽別人批判，說你是什麼就是什麼，只有低頭認罪的份了。人民大學的林希玲定右派時，連社會知名的元老吳玉章校長都保不了她。我還特別細緻地介紹，北大在反右開始後出現的五位黨團員主辦的「儒林內史」，完完全全是給學校具體工作提意見。結果五人全都被打成右派，按照他們自己的說法，鱔魚變成了毒蛇。我提醒爸爸引以為戒。
爸爸深有感觸地說：「禍從口出。文字獄自古有之。但古時還不至先使勁鼓動你提意見，然後給你治罪。說是暑期整風反右學習，我想大概也是先要你鳴放，後再反擊右派。你放心，我既不會鳴，也不會放。搞政治運動這不是第一次，以前幾呼每個暑期都要組織學習，或思想改造，或清查歷史，人人過關，不過還沒有像這次這樣搞大批判、戴大帽子。」
我知道，爸爸一貫比較謹慎，政治方面的事不願多嘴。他是教歷史的，對歷史上的文字獄都很清楚。在現實中，他對共產黨的作為更是心知肚明，政治運動也經歷多次了。因此我對他這次參加整風反右學習，心裡沒有什麼憂患。爸爸走後，我和媽媽談論的內容主要是在北京的舅舅和外婆的情況，對於父親此去是凶是吉竟毫無預感。
回校後立刻又回到那火火烈烈的反右鬥爭中去。除了上課，成天開批判會，小組會，挖思想、談認識，表態度，一轉眼過去了一個月。平常每個月下旬，總會收到家中寄來的信和一張十元的匯單，八塊五用於伙食，一塊五用於書本。眼看已到月底，收不到家信，心中開始焦急不安。一則，下個月的伙食費立馬交不出；再則，我對父親的前景開始萌生憂慮。又熬過大約一個禮拜，終於收到了媽媽的來信。媽媽沒有明說爸爸被定為右派，但告訴我爸爸已被大會批判，並列舉了一大串被大會批判的人名子。名單幾乎包括了全部年歲和爸爸不相上下的舒中老教員，其中有不少被認為是優秀教師而從縣中調往專區學校的。
讀媽媽的信我已經明白，爸爸和那一串名單上的人被打成右派是篤定無疑了。但我納悶，他們憑什麼定爸爸右派呢？他是既不會鳴、也不會放的。在幾個月後，媽媽在信中告訴我，爸爸被定右派是因他的一首詩《秋芙蓉》。這首詩是爸爸在五一年為舒中庭院裡的一株花繁葉茂的芙蓉花抒發的讚美之詞。 詩曰：「萬花搖落已重陽，苦雨淒風猶帶香。寄語嚴霜休近逼，好隨時序舞新妝。」當時是爸爸在「解放」後境況最佳時期：被評為舒中優秀教師，任縣人民代表。這首詩絕不可能是反右定罪所說的：對黨的惡毒攻擊。
這首小詩，從未在報刊上發表，也未在同事中公開，怎麼就成了罪狀了呢？他們是如何得知的呢？我心中百思不得其解。在多少年之後我獲知，按照上級指標要定的右派早已內定，除個別人之外，從「舊社會」來的教員幾乎無一逃脫。要定罪，何患無辭。爸爸在蕪湖參加暑期整風反右學習時，有一本手抄的詩集被他們偷偷從學校的宿舍中抄去。雞蛋裡挑骨頭，一本詩集裡就找出這樣一首「極端反動」的詩。這是典型的先定罪後找證據，而且「證據」是明顯歪曲的。
爸爸被劃右派，我的心情很沉重。但當時對共產黨還沒有多少認識，還對黨對毛寄予希望，認為他們是在教育人，認為右派只是思想問題，認為被劃右派只是在單位不會受重用，在社會上不怎麼光鮮，說不定半年一年就會改正的。
又過了一個月，另一封遲到的家信使我進一步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媽媽告訴我，爸爸被定成右派，現在已不讓他上課，工資降兩級。媽媽告訴我，從現在起，家中恐怕無力供我的全部上學費用了。
我們一家，當時父母加我和三個弟弟六口人。父親和母親（小學教員）兩人的月工資加起來大約一百元，生活雖不富裕，但還是過得去。父親降薪給我的上學和家庭生活帶來了威脅。我的思想包袱，下雨背稻草，越背越沉了。我只好向「組織」匯報，提出助學金申請。再過些日子，助學金還未批下來，媽媽又來信告知，爸爸完全沒有工資了，只發給他個人生活費。我覺得我們家的生路越來越危機了。我不能眼看媽媽帶著一個五歲小和一個十三歲的三弟在死亡線上掙扎（當時二弟剛剛考上東北一所學院，有助學金），我決定停學，出去找一份工作幫助養家餬口。我給當時在河北徐水做醫生的大姑寫信說明情況，請求她幫助我找一份工作。大姑來信堅決勸阻我這樣做，並給我寄來二十元錢，幫我度過暫時困難。
在政治壓力和經濟困難日益沉重之下，我步履艱難，岌岌不可終日。大約半年之後，五八年四月下旬的一天收到媽媽一封來信。我誠惶誠恐地打開信箋，細讀母書。第一句話就讓我捏 出了一身冷汗。信曰：「全兒，你要有個思想準備，我們將要承受更大的災難。」我抑住心跳、摒住呼吸把信讀完，半天不能自我。信中母親告訴我，三弟寫信告訴媽媽，爸爸在四月中被正式逮捕。當時三弟才十三歲，跟著爸爸在六安讀書。爸爸被捕時三弟問其由，回答是極右加歷史問題。三弟信中還說，在拘捕爸爸的同時，一次宣佈逮捕六安地區三個中學的十九名教師。這時我才開始意識到，「反右」根本不是思想教育，實際上是毛的一次有計劃有步驟對知識分子的迫害。
多少年之後，從一位九死一生的父親同事並同難陳老師那裡得知大致情況。在五七年暑期反右學習一開始，除了個別人，老教師們都被列為重點對象，日夜組織大小會議攻心、深挖、批判、逼供，要你「向黨交忠心、很挖一閃念」。那些被戴上極右帽子的無一不是「很挖一閃念」向黨交出的「罪狀」。爸爸當時交出的兩條大罪狀就是：一，在報上看到儲安平說，毛主席是當代最大的政治流氓，心中有共鳴；二，感到積極分子是壓在頭上的大山。所謂歷史問題，那是在鎮反和肅反中兩次做過結論的事。在國共合作時期，父親時任省七零中學校長時擔任國民黨區黨部書記。抗戰後就脫離了國民黨，他在任期間多次保護校內的共產黨員學生。
就憑這向黨交心的「很挖一閃念」的罪狀和歷史問題的回鍋，專署黨委五人領導小組的大筆一揮，爸爸被判了二十年。其他同時被捕的也都被判十年以上。
在毛的連連咒語和黨機構的層層加碼之下，五八年下半年又刮起反右補課之風。未曾開展反右或右派抓得不夠指標的單位或系統都要補課。於是五八年暑期全體小學教職員也被趕進了反右的絞肉機。其間，我的母親，我的一個姑母和姑父，一個堂兄，一個堂弟全被打成了右派。
母親被打成右派，純粹是因為株連。唯一屬於她自己的「罪狀」就是，「攻擊」農村大好形勢，說學生春季輟學多，是由於春荒不接時學生家裡少吃。這是一個鐵的事實，所有做過農村學生家訪的人都不可能否認。母親被打成右派後月工資從三十八元降到十八元，她帶著兩個弟弟在飢餓死亡線上掙扎了數年之久。
由於生活極端艱難，連買信紙、信封和郵票的錢也很難拿出來，媽媽很長時間沒有來信了。六０年九月中突然收到媽媽的一封來信，我的心忐忑不安，有一種不祥的預感。信剛讀了一句：「全兒，你要堅強一些」，我的眼淚就忍不住湧出來。我趕快躲到避靜地方。信沒有讀完，我的淚如雨下，大片浸濕信紙，幾乎無法讀下去。
爸爸去世的噩耗來得這麼早、這麼突然、這麼無情，我無論如何無法接受。爸爸，我三年沒有見你一面，三年沒有通一封信，三年沒有說一句話。你今年才五十五歲，難道你就這樣永遠走了嗎？為什麼我就不能最後見你一面？為什麼我就不能最後聽你說一句話？人死還有一別呀！然而我們卻無別地永別了。
媽媽獲知父親的死訊，連哭的權利都沒有了，自己已經是右派，再去哭反革命極右，會罪加一等的。媽媽讓當時還只有十五歲的三弟到爸爸勞改的白湖農場去打聽情況。弟弟辛苦跋涉，到了白湖農場，沒有遺體，沒有骨灰，沒有遺物，沒有遺言，甚至死的具體時間、具體地點也都沒有。當時勞改農場的花名冊，像圖書館裡的索引卡片，按姓氏分排，一個姓氏一個抽屜，大姓氏有好幾個抽屜。光姓韓的就有滿滿一抽屜。工作人員翻出父親的卡片稱：「你爸爸是拉肚子死的」，這就是弟弟帶回來的唯一信息。
八０年父親平反時，三弟遇到同在白湖農場勞改死裡逃生的陳老師。從他那裡才得知父親的真正死因。六０年九月的一天，一次外出勞動，遇到暴風雨，回歸的路上，青壯年走在前面先行離去，而父親和原安徽大學校長劉某走在最後，在通過一個木板鋪就的獨木橋時，滑落湖中，沉入泥潭。那時候全國已是餓殍遍野，一個農場的勞改犯那裡還能吃得飽。長年的飢餓加上沉重的體力勞動，人已經被糟蹋成朽木枯枝了，一旦掉入泥潭就沒法再爬上來。就這樣，他們雙雙成了泥潭冤魂。一隻裝有飯盒和飯勺的尼龍網兜，帶著冤魂餓鬼的無聲控訴，殘留在泥潭之上。
九二年，為了尋得父親的一星半點遺物，三弟再次去到白湖農場。遺物一無所獲，卻聽到一個住在白湖邊，後被招工到《白湖水暖器材廠》（勞改廠）工作的女工說： 「這湖不知有多少勞改犯沉陷在裡面，有時人掉下去，別人還不敢拉，就看著他沉陷而死。唉，冤魂成千上萬，家屬還無從收屍，真慘啦！」 看來，共產黨殺人的辦法，比希特勒用毒氣、斯大林用槍斃、薩大姆用活埋還要大大高出一籌。白湖沼澤泥潭下的無數冤魂，世人不知不曉，家屬不見不辯，劊子手不用一顆子彈，黨國增加了大量高效的人肉肥料。(//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