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27日訊】在人類歷史歷程當中﹐每一個時期﹐公共知識分子的角色與定位﹐其內涵或有不同﹐但其本質都是一樣的。
從其內涵而言﹐它所服務的人群﹐由於時空環境的不同﹐因此產生不同的內涵﹐這些特定的內涵﹐主要在於服務這群特定時空的人。有些特定的內涵﹐適用于某一個時代﹐或某一個地區﹐但未必適用于其它的時代或其他的地區。例如﹐專制時代的人文思想﹐經常不適用于民主時代的人民。
從其本質而言﹐公共知識分子﹐代表人民的最高良心﹐也代表人民的最高正義。不論在任何時空之中﹐這種對良心與正義的要求﹐都不會有所改變。
21世紀﹐人類面臨了兩種大潮流﹐第一種大潮流為全球化﹐第二種大潮流為民主化。在全球化與民主化的潮流之中﹐人類的公共知識分子﹐具有特別的內涵。這種內涵﹐應該包括下列三大文明議題﹐即是對人類的正義﹑對大自然生命的正義﹑對地球環境的正義。
這三種重大的內涵﹐關係到人類未來文明的發展﹐也關係到人類未來的命運﹐人類絕對不可以輕忽。換言之﹐人類的公共知識分子﹐對這三大文明議題﹐有道義的責任﹐他必須盡力地維護它們的健康發展﹐如此人類才能創造和諧與幸福的文明。
從人類正義的議題而言﹐21世紀初期﹐人類最重要的道義工作﹐便是如何儘快消滅專製文明的存在﹐因為專製文明﹐不僅會侵害人的尊嚴﹑迫害人權﹑造成社會的不公不義﹑導致人民的貧窮與苦難﹐而且會影響人類追求愛﹑正義﹑民主﹑自由﹑幸福與和平的權利。
從人類文明大家庭的角度而論﹐這種專製文明﹐已不是任何一個國家的個別問題。由於人類文明之間﹐已經形成了密切交流的形式﹐如果有一個國家﹐仍然維持專制的政權形態﹐那麼它就有可能﹐成為全體人類文明的重大危險﹐自由的國家﹐就必須要設法實施各種軍事的圍堵﹐以便保障自由地區人民的幸福與安全。
換言之﹐從人類全球民主化的觀點而言﹐專制政權是自由世界的公敵﹐也是自由世界和平的潛在危機。例如﹐法西斯主義﹑獨裁專制政權﹑恐怖主義等。
從維護人類民主文明的立場而言﹐人類的公共知識分子﹐必須充分保護人民的權益。這種保護人民權益的角色與立場﹐與人類前民主文明時期﹐有明顯的不同。
在人類前民主文明時期﹐人類的公共知識分子﹐經常被異化成為統治者的工具﹐他只能匍匐在專制統治者腳下﹐仰人鼻息或搖尾乞憐。如果公共知識分子﹐能夠得到開明統治者的垂青﹐那麼他有可能多照顧人民的利益﹐這種公共知識分子﹐屬於被統治者的階層﹐他們沒有獨立自主性﹐也沒有人格與尊嚴。
在人類民主文明時期﹐人類的公共知識分子﹐屬於人民的代言人﹐人民屬於統治者﹐政府公職人員屬於公仆。人民以其所制定的法律﹐來約束政府公職人員的行為﹐使政府公職人員﹐能夠合理地為人民服務。
在民主時代﹐由於普遍的人民﹐他們的表達能力﹐未必十分明確或顯著﹐因此公共知識分子﹐經常成為了人民意見的代表。由於這種特殊的角色與地位﹐公共知識分子必須具備有公共的道德正義與良知﹐如此他們才可以充份地代表人民的權益。
從這種代表人民權益的立場而言﹐公共知識分子﹐是最有權力的人﹐也是最沒有權力的人。所謂的最有權力的人﹐是指公共知識分子﹐有權批判與要求任何人﹐必須按照愛與正義的法則行事﹐被要求的人﹐也包括所有的政府公職人員。所謂的最沒有權力的人﹐是指公共知識分子﹐沒有權力推卸關心公共事務的責任﹐他必須為人民的權益而抗爭﹐永遠不能退卻或妥協﹐如果他必須要犧牲生命﹐他也不可以拒絕﹐否則就沒有資格擔任公共知識分子的角色。
民主時代的公共知識分子﹐屬於社會的統治階層﹐因此公共知識分子﹐表述觀念和意見時﹐絕對不同于專制時代的公共知識分子。例如﹐不可以乞求﹑希望或建議的方式﹐來拜託政府公職人員辦事﹔而應該以上對下﹐或統治者對待被統治者的方式﹐要求政府公職人員辦事﹐如果公共知識分子﹐做不到這一點﹐那麼他們就不是符合民主時代的人民代表。
生活在專制政權之下的人民﹐他們的命運﹐經常是極端黑暗﹑苦悶與悲慘的。他們必須要仰賴公共知識分子的抗爭﹐才有可能擺脫專制文化的魔影。然而﹐在專制政權之下的公共知識分子﹐也是悲慘的﹐他們必須突破統治者的謊言與暴力魔咒﹐也必須打破自我心中的恐懼感﹐如此才有可能終結專制政權﹐為人民爭取自由與民主。
從這個客觀的事實而論﹐凡是一個專制國家﹐他們的公共知識分子群﹐如果普遍地敢於與專制政權抗爭﹐那麼這個專制政權﹐就有可能被推翻。因此專制國家的公共知識分子群﹐必須具有更強大的道德正義感與良知﹐否則他們很難有足夠的精神力量﹐號召人民推翻專制政權。
這種公共知識分子群﹐強大的道德正義感與良知﹐從中國的傳統文明﹐很難找到。這方面的心靈力量﹐受基督教文明洗禮的公共知識分子群﹐比較大﹐他們可以為了他人﹐能夠獲得自由﹑平等﹑民主與人權的價值﹐義無反顧地犧牲自己的生命﹐他不為自己﹐也不為家人﹐而是為了廣大他不認識的人民。
這種偉大的犧牲之愛﹐就是《聖經》中基督的愛﹐也是神的命令﹐作為一個基督徒﹐當他在面對世界公理與正義時﹐他沒有權力拒絕犧牲自我。這種精神﹐幫助了蘇聯解體﹐中國很需要這種精神﹐來幫助中國人儘快推翻專制暴政。
所謂的抗爭﹐是指公共知識分子群﹐敢於打破心中的恐懼﹐敢於公開與專制政權徹底決裂﹐敢於公開唾棄專制政權﹐如果上述三種心靈力量﹐普遍成為公共知識分子群的信仰﹐那麼這個專制政權﹐崩潰的速度將會加快。如果上述三種心靈力量﹐普遍地微弱﹐那麼這個專制政權﹐就會延續得更長久。
20世紀末期﹐中國與前蘇聯公共知識分子的特徵﹐具有明顯的不同。前蘇聯公共知識分子﹐比中國公共知識分子﹐更具有上述三種心靈力量﹐因此蘇聯各加盟國﹐可以在1991年後﹐走向民主憲政﹐而中國在歷經1989年民運之後﹐仍然無法走向民主憲政國家。
從20世紀中國的歷史可知﹐中國文化缺乏公共知識分子抗爭的精神。所有的公共知識分子﹐都具有中國傳統文人﹐那種充份與專制政權妥協的精神﹐這種妥協的精神﹐就是中國20世紀人民苦難命運的根源。
例如﹐康有為﹑梁啟超﹑陳獨秀﹑胡適﹑蔡元培﹑羅家倫﹑魯迅﹑熊十力﹑梁漱溟﹑馮友蘭等。這些人﹐缺乏前蘇聯公共知識分子抗爭的精神﹐即使是1989年的民運之中﹐也沒有辦法找到﹐類似前蘇聯公共知識分子﹐那種永不妥協的抗爭精神。因此20世紀中國的文明﹐只能沉淪在邪惡的專制政權之下。
我為中國的公共知識分子哀悼﹐即使是21世紀初期的中國公共知識分子﹐也很難找到上述那種抗爭型的人﹐這就是為什麼1989年後﹐中國經歷了15年之久﹐仍然無法擺脫專製文明的根本原因。
如果2005年時的中國公共知識分子﹐仍然還不能意識到這種抗爭精神的重要性﹐那麼中國人還必須有更多的15年﹐來忍受專制政權的宿命。
甚至有些中國的公共知識分子﹐會責怪人民對專制暴政的無知﹑沉默﹑恐懼﹑容忍﹑妥協態度。事實上﹐中國的公共知識分子﹐才是真正的無知﹑沉默﹑恐懼﹑容忍﹑妥協者﹐如果中國的公共知識分子﹐自己都做不好﹐那麼他有什麼資格號召人民去做﹖如果中國的公共知識分子﹐自己都不敢公然向專制政權挑戰或抗爭﹐那麼他有什麼立場號召人民去做﹖
我心目中的中國公共知識分子﹐不是康有為﹑梁啟超﹑陳獨秀﹑胡適﹑蔡元培﹑羅家倫﹑魯迅﹑熊十力﹑梁漱溟﹑馮友蘭等人﹐而是亨利(Patrick Henry)﹑亞當斯(Samuel Adams)﹑華盛頓﹑杰弗遜﹑林肯﹑馬丁‧路德‧金﹑裡根﹑小布什等人。
傳統中國人﹐那種明哲保身﹑自掃門前雪﹑缺乏同情心﹑見死不救﹑缺乏與專制不妥協﹑缺乏與專制抗爭等的態度﹐都是專製文明異化的結果﹐因此2千多年以來﹐中國人永遠無法擺脫作奴隸的命運。
我所崇敬的這些人﹐他們與傳統的中國人不一樣﹐他們將人類尊嚴﹑自由﹑平等﹑民主與人權的理念﹐視為高于國家利益的價值﹐由於他們對這種信仰的堅持﹐使他們成為人類文明史上﹐最偉大國家﹐人民擁有充份的愛與正義﹐也擁有充份的自由﹑平等﹑民主與人權。
如果中國的公共知識分子﹐能夠以上述世界偉人為自許﹐那麼中國才有可能﹐儘快擺脫專制政權﹐重建偉大的人類文明。
我想透過這篇文章﹐重新點燃﹐中國公共知識分子的靈魂與信仰﹐如果中國要成為一個偉大的文明國家﹐那麼中國公共知識分子﹐心中的學習對象﹐就不應該是過去專制時代的中國人﹐而是民主時代世界級的偉人。
只有世界級的偉人﹐他們的高貴靈魂與道德勇氣﹐才是拯救中國人沉淪靈魂的力量。當中國的公共知識分子﹐有了這些力量之後﹐他們角色的歷史定位﹐還有說話的態度與方式﹐絕對不一樣﹐那比較會像是一個人﹐一個代表人民與統治者的人。
只有具有高貴靈魂與道德勇氣﹐並且以統治者自許的公共知識分子﹐才能推動人類的民主憲政﹐也才能為人民﹐爭取人道的愛﹑正義﹑自由﹑平等﹑幸福與人權。
2005-1-21@(//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