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26日訊】過去的人們，是對生命喪失了信仰﹔現在的人們，是對生活失去了信心。——題記

（一）

楊：像你這樣年輕的廣州人，出來做摩托車司機的不多。
Ａ：做這個相對自由一些，除了怕交警罰款之外，其它的收入基本上穩定，不容易被剝奪。2007年，我們這里的摩托車就要被全部停止了，趁還有兩年時間，把這份職業做好。其實我們這些本地人並不是你們想象的那麼有特權，我們的土地、股權、福利上的收益甚至比你們中原一帶更為復雜。我們的其他本地人，到香港、澳門、海外，費用很高，進香港比進外國還難。

楊：剛才我聽見你和你的同行在聊去香港的體驗。
Ａ：他老婆花了50多萬才進入香港居住。香港和廣東雖然隔得這麼近，但是他們那里的制度相對于我們而言，更讓人民充滿信心。我們這些大陸人，和香港人比起來，弊病非常明顯。他們說話是那樣的禮貌、客氣、虔誠，而我們總是高八度，就怕別人聽不見。我覺得，越是貧窮的地方，人就越狂妄浮躁﹔越是富裕的地方，人就越謙虛踏實。貧窮所導致的問題，不單是生存、物質的緊缺，也是精神、內心的反作用，最容易把人性最惡劣的一面無恥地暴露出來。

楊：聽你講話，不像闖江湖的人。
Ａ：說得對。我是大學本科畢業，做過許多工作，但唯獨沒有自由，只有利益。我在廣州見過你許多次，但今天你是第一次搭我的車，聽別的朋友說，你是個記者，所以跟你說這麼多。

楊：不，我是作家。到廣州有兩年多了，今天去見《南方都市報》的一個專欄作家。
Ａ：馬上我們就要路過南方日報集團報社，那里的《南方都市報》、《南方周末》是我們廣東的驕傲。1996年我就開始訂《南方都市報》了，一直堅持到現在。那些記者、評論員都是一群素質、膽識很高的知識分子，非常貼近我們這些平民。有些很危險的調查采訪，總能讓我看到一股真正的勇氣，這是那些黨報、政府報沒法比的。我希望等你見到你的朋友之後，跟他說，一定要堅持到底，盡量說真話，把話說透，把事實觀察分析得更深入、更全面，讓平民們看到希望。

楊：我為廣東的信息化喝彩，也為你這樣的讀者喝彩。可是我也發現，而今買報的人，第一眼看的不是頭版頭條，而是六合彩信息。
Ａ：那是愚蠢的僥幸心理。地下六合彩，中了大獎要拿到錢很困難，大多數人血本無歸，白白送錢。這個問題如果大面積擴散到北方——尤其是北京——的話，問題就會比廣東這邊的問題更大。最底層的彩民就如同最底層的農民，信息缺乏，孤注一擲，贏的概率小到接近于零。這場風暴將把最底層的血汗錢通通刮走，金融不穩定，底層人民的心理走向絕望，什麼矛盾都可能爆發出來。現在湖南、湖北那一帶，不像我們廣東這樣有太多事可做，他們有了大量的空閒時間去搞六合彩，結果搞到什麼事都不想做，根本無力、也無心去搞什麼國家建設。連那一點點生存的錢都被刮去，這完全就是玩火自焚的賭博，是在玩命。

（二）

楊：這本雜志的主編和總監是你？
Ｂ：沒錯。我研究先鋒哲學，做“反音樂”，我要讓我的聲音、文字，刺耳，刺眼，刺你的大腦神經。但不搞破壞，而搞建設，建設就是淘汰。“破壞就是建設”太形式化，只是一種可能，太膚淺，所以我比許多政治批判者走得更先鋒，走得更遠。

楊：如何建設？我洗耳恭聽。
Ｂ：你願意聽，我才願意跟你講﹔你越願意聽，我就跟你講得越多。許多人不理解我，他們的頭腦已經被麻醉藥搞得沒有獨立思想了。這種麻醉藥就是專門投你所好的東西，只是享受，沒有激發你的本能。每個人都在觀望別人提供的資源，根本喪失了自己的原創能力，只是一種復制、模仿，永遠走不出他人的陰影。如今最簡單的事情，也是太多人一直在做的事情，那就是提出問題、提出矛盾，但很少有人真正提出解決的辦法。解決，比問題更重要。但是許多人連提出問題都是對他人的重復，更不切實際。你認識的大部分朋友我都知道，而且有許多人和我的關系還不錯，但他們在我這本雜志里面都還不入格。

楊：比如說呢？
Ｂ：余杰、摩羅就不入格﹔說思想，都已經是抬舉他們了。他們只是看到問題的表面，沒有深層次地剖析問題的來龍去脈，更沒有自己獨特的解決方法，更少于實踐。其它一些腐朽的學者，只是一種資料的重新排列，你根本找不到他們的智慧，只能看到已經被重復過多次的知識。我剛才聽到你在那些人面前講了一個多小時的話，比如政治、底層社會、文學、電影、電視、報刊等等，我聽了一些，有些講得很實際，有些就是你學來的知識，這完全不夠。我的原則就是不重復那些已經老掉牙的東西，而是什麼都要講創新。

楊：謝謝你送給我這本雜志，以及你個人的搖滾CD。我想請你談幾個樂隊，請你創新。
Ｂ：舉三個例子：子曰樂隊、二手玫瑰樂隊、盤古樂隊。子曰有許多北京人地道的智慧語言，能隱晦地表達對政治、社會、文化的思考，相對而言，不能叫老道，而是叫老練。可能是因為吃過太多的苦，閱歷深厚一些，所以在音樂最底下的憤怒和思索很難被發現，隱藏得太深。二手玫瑰是東北那個圈子的，是“二人轉”演繹過來的，沒有北京人那種智慧，而是東北人的文化，流于表面，形式感強一些，掩蓋了內容。就表演而言，只能說比子曰好看，可以有觀眾，有更大的市場，但多了些花招，偏重于娛樂性。盤古是有獨立頭腦的樂隊，破壞性強，很尖銳，但就意義而言只是表達出了一個憤怒的聲音，稱之為憤怒青年或者暴民。我走的，都不是他們已經走過的道路，而是從根本上反對音樂的那種悅耳、好聽、享受，我就是要讓你難受，恨不得欲絕之而後快，然後刺激你的本能，讓你找到自己，做自己的主人。

（三）

楊：老先生，在你這書店里面，余杰的書賣得怎麼樣？
Ｃ：都還不錯，每一本出來都有人買。現在《火與冰》、《鐵屋里的吶喊》已經賣完了，只剩下小說《香山草》和兩本寫中日關系的書。他的書，每次拿貨我都要拿三四種。

楊：去年賣得最火的哪些書？
Ｃ：我不是按市場行情賣書的人。別的地方，像天河購物中心，那是廣州最大的圖書市場，像你這般年紀的其他年輕人，看的都是些娛樂消費的書，看過就扔了，既沒什麼閱讀價值，也沒什麼收藏價值。你看，就是你身後那些書，郭敬明這種小兒科的垃圾娛樂，賣得就火。我旁邊都是些賣獨立電影、歐美地下搖滾的CD店、VCD店、DVD店，所以我也進了一些搖滾樂方面的雜志和書籍。對，你手上拿的這本是《非音樂》雜志主編彭洪武出的搖滾書籍，一版印了12000多冊，但賣起來就沒有《鳳凰衛視八周年紀念》那麼好賣。

楊：出版界的朋友跟我講得很悲觀，說去年沒有什麼好書，似乎從2004年開始，中國人要讀到好書已經很難。
Ｃ：這一點說得很對。去年《往事並不如煙》、《中國農民調查》賣得很火，但是也不在我眼中的好書之列。比如章詒和寫的那本書，因為我就是從那個年代過來的，對這些事情有親身體驗，所以覺得她沒有講得更透徹、更深入。當然這不怪她，要怪就怪那些誤國誤民的出版禁令。其實章伯鈞這個人，我覺得共產黨對他的定性沒有錯，他本身就是右派嘛。從共產黨的發展史來看，它就是這麼回事，有許多血的教訓。它寧願以相對平和的方式對付康同壁，也絕對不會和章伯鈞這種人做朋友。你一旦威脅到它，或者它感覺你可能威脅到它，它就會消滅你、壓制你，這就是活生生的專制政治。

楊：我是做民工調查的，也是一個普通的農民，所以對《中國農民調查》也有很深的感情。
Ｃ：話雖這麼說，但也只能講這本書有它存在的價值而已。農民成為問題，不是從今天開始的，自古以來他們就是中國最受排斥和被剝奪得最慘的群體。但是從歷史本身來看，農民自身致命的缺陷也使這個問題不斷擴大。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農民大國、農村大國，有什麼樣的人民才有什麼樣的政府﹔我指的缺陷之一就是農民身上根源深厚的宗族主義、家族主義，這才導致專制主義的產生。我不管是農民調查，還是民工調查，他們這些群體值得關注、同情、幫助，但也值得自我反思和自我建設。國家畢竟要走向現代化，也就更講究秩序，農民和民工把農村那套觀念、習慣照搬到城市里面，這就注定了悲劇的發生，也是他們之所以成為弱勢群體的原因之一。

（四）

楊：這一大疊電影DVD我要了，可惜沒有我還想要的另外三部電影：神州傳播協會拍攝的記錄片《十字架在中國》，張元拍攝的記錄片《廣場》，陳為軍拍攝的記錄片《好死不如賴活著》。
Ｄ：你一進來我就看得出你是個懂電影的人。如果上個星期你到我店里來，這些電影都能找到。那幫警察到這里來掃蕩，掃了三回，讓我損失了10萬塊錢的成本。所有DVD都被沒收、掰爛，完全不留一點情面。要是那天被你踫到，直接免費撿現成的，倒是很容易。

楊：可是我也沒發現有什麼反動電影啊。《天安門》、《紅色角落》進不進？
Ｄ：那種不敢進。不過我這里的電影過去的確非常豐富，大多都是大陸傳媒或網站已經公開報導過的。像你手上這些電影，曾經在許多電影展覽會和評獎活動上得過獎或入過圍的，是良知和正義的呼聲，但到了這幫鳥人面前就有了問題。他們講，這是盜版，可是把盜版和正版做個對比，你一點問題都發現不出來，只能說封面、包裝這些小問題。他們忌諱的，還有壓縮牒。像你手里的《卓別林經典電影回顧》，4個碟就是10多部電影﹔《張藝謀電影作品珍藏集》，4個碟就是16部電影﹔《西游記》，5個碟就是41集。可是總共才多少錢呢，平常賣，13個碟，130塊錢。要換成是正版的話，這麼多影碟，起碼400塊錢。

楊：普通平民賣不起正版。
Ｄ：這只是個傳統問題，已經不值得我們浪費時間去討論了。有些西方地下電影，比主流強很多，像《低俗小說》、《落水狗》，堪稱真正的藝術，比《指環王》這樣的威權色彩的電影有更深的藝術造詣，但是這樣的電影要進入中國，除了少部分人接觸到的網絡之外，就只有靠什麼呢？靠走私，靠重新錄制發行。中國需要多元化的聲音，但是在廣州這樣號稱多元化的城市里竟然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現北京那套政治高壓的手段，不允許中國人有不同的意識形態和觀念，這是極其短視的行為。香港地下電影是怎麼發行的？美國地下電影怎麼發行的？為什麼我們中國什麼時候都要跟人家學，並且學了之後還會被打壓？我想每個普通的中國人都知道原因，誰都知道這是怎麼回事。

楊：這里也有限制級別的電影，剛才我翻遍了你整個店。
Ｄ：嚴格地說，這是扭曲的中國市場導致的結果。中國人太壓抑，性壓抑也是其中一種。我看過一本研究性心理的書，里面講“性饑渴的人，有暴力傾向”，所以也進一些不是垃圾的優秀情色電影，絕不進色情電影。鬼、尸解、人皮這樣的電影，我對它毫無興趣，也絕不進。我的進碟方向，就是參考一些我還算敬佩的影評家看中的電影，從網絡、書報、雜志上尋找要進的電影。盡管這樣，我可能仍然會再次遭遇沒收、掰爛，我感到很痛苦——哎，這個中國新年真他媽的沒法過！哦，我老婆帶新碟來了，我幫你找找。（過了幾分鐘）對不起，還是沒有。《教父》要不要？

楊：第二部我家里有，我要第一部、第三部、第四部（制作花絮）。感謝你讓貧窮的中國人看到優秀的電影。
Ｄ：不用客氣，我收你最便宜價，全部DVD，四折。

（五）

楊：你們樂隊做什麼音樂？
Ｅ：不值一提。現在真正做音樂的中國樂隊幾乎絕跡，我也是其中之一﹔準確地說，我只是一個商人。來，為這個沒有真正音樂的中國干杯。

楊：那麼，我以茶代酒算了。因為我認為，音樂和商業可以並駕齊驅。有更多的經濟和市場，也仍然可以做出真正的音樂，並且可以為更多人做事，拒絕小圈子式的眼界和影響力。
Ｅ：（喝酒）話是不錯。可是沒有錢，我發現一切事情都做不了，更無法行動。我是地道的北京人，曾經看到過無數抱著音樂理想的樂隊來到北京尋找他們的夢，以為到了北京就能演出，就能出專輯，就能有影響力，可是到底有多少人實現了這個理想呢？有的只是抱怨，是一種徹底失敗之後的抱怨。原本想搞音樂，結果反被音樂搞了。你只是一個作家，你沒有經歷過那種與自己的音樂理想有著天壤之別的現實，所以你無法了解這當中失敗者的反思，以及成功者的可恥。

楊：你這番話，剖肝礪膽。但是改弦易轍，終究不能放棄的是對理想的信心，音樂亦是如此。更不能因為某個方面的初次失敗，就斷然否定了自己身外的，世人最優秀和最需要的一切東西。
Ｅ：我從朋友那里知道你的過去，你有這些話在我意料之中。生活是需要勇氣的，尤其是在中國。我是社會邊緣者，被排斥在主流之外，這個社會既定的秩序不是來適應我的理想，而是我來適應這個秩序。你做的都是一些腳踏實地的事情，而我們只能說想多賺一點錢，更多的目的是為自己考慮。我親身經歷了太多的生活悲劇，比如所謂朋友之間的缺信乏義，他們的欺騙、狡詐，這些經歷使我完全沒有勇氣抱著一種為社會服務的心態去做事。成長就是這樣，把美好的東西看成丑惡，把偉大的東西看成低賤，這就是我的生存哲學。

楊：然而你喪失了生活的激情，自我毀滅了青春。
Ｅ：是的，我也曾如此悲傷過。不瞞你說，我已經很久沒有這樣與另外一個人講些內心真正想說的話，說了等于白說。不如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走自己的路，這條路根本沒有盡頭，我也看不到我的未來。而且你已經發現，我連游戲人生的勇氣都沒有，只是一個在大街上隨處可見的，再也熟悉不過的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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