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26日訊】是的，按照世界性的傑出政治家標準來衡量，趙紫陽作為當代中國最開明領袖的政治作為，顯然留下不少令人遺憾之處。然而，這樣的悲劇，並不能全部歸之於紫陽本人缺少政治魄力和無畏勇氣，更主要的原因是中國特定的歷史和現實所限。

首先，就中國歷史而言，中國獨裁傳統的漫長、深厚和強大，超過世界上的所有處於轉型時期的國家，民間社會的一盤散沙無法生長出抗衡政權的自主力量，也沒有能夠足以抗衡世俗皇權的宗教信仰及其教會組織。在這樣的歷史傳統中，近代以來的中國現代化道路之曲折多難，也可以用著名改革派領袖的不斷夭折來表徵，從血灑菜市口的譚嗣同到遭到暗殺的宋教仁，中國在通向憲政民主之路上邁出的每一小步，皆伴有大曲折和傑出領袖的喋血。

其次，再看八十年多年的中共歷史，自延安整風確立了毛澤東的獨尊地位之後，黨內異見者被整肅的命運就延續至今。在晚年與中共體制決裂且轉向自由民主的黨魁，都是現實政治中的失敗者，從在孤獨中謝世的陳獨秀到在軟禁中離開的趙紫陽。這個令人扼腕惋惜的名單，可以加上為民請命的彭德懷和開明清廉的胡耀邦，甚至可以加上高層權爭的失敗者如張國燾、王明、高崗、劉少奇、林彪等人。但獨裁黨的滅絕人性的鐵血紀律，使大多數被整肅的黨內異己被禁錮在黨組織之內，甚至被迫害致死，也要「生為組織人，死為組織鬼」。對於這些冤魂而言，他們所期待的最大公正就是黨組織給予的「平反昭雪」。

再次，中共掌權後的大陸，既無港英政府培育的法治自由傳統，也無蔣家政權的有限專制在台灣培育出的自治民間，本來欠發達的民間社會，又被毛時代的絕對極權體制徹底掃蕩，「組織人」成為國人的第一身份。極端的洗腦製造出的普遍愚忠和個人崇拜狂熱，階級滅絕煽動起的人與人之間的極端仇恨，無孔不入的恐怖使人們連夢都不敢做錯，生生逼出了夫妻反目、父子成仇、朋友背叛的獸性中國，兇狠的狼性、愚蠢的豬性和陰暗的狐性，已經成為毛時代大陸人的精神標誌。

最後，就改革以來的現實而言，雖然，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趙紫陽主政時期，改革開始了經濟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的雙翼齊飛，那是一種有別於跛足改革的健康改革，也就是有別於鄧小平模式的趙紫陽模式。反腐敗、要民主的八九運動和趙紫陽堅持在民主與法治的軌道內解決官民衝突，二者都是趙紫陽模式的產物，最有可能把中國引向政經協調的健康發展之路。但在六四後，官方徹底放棄了紫陽模式而完全聽命於鄧模式，江、胡之間可以有局部策略的微調，但絕無根本區別，甚至連試圖超越鄧模式的改革意願都沒有。

在社會發展方面，雖然市場化私有化和觀念的多元化個人化，使民間社會有所恢復並逐漸壯大，民間宗教也隨之復活，但時至今日，仍然只能算「半吊子民間社會」，還沒有獨立自治的民間社會。在精神層面，毛時代的「一切向權看」變臉為鄧時代的「一切向錢看」，唯利是圖的犬儒化標示出靈魂墮落的深度，健全民間社會的發育極為艱難。

常言道，有甚麼樣的人民就有甚麼樣政府，有甚麼樣的傳統就有甚麼樣的現實，除非人民不再朦昧和傳統得到現代性轉化。在無法造就改革時代的偉大政治領袖的現實局限中，民間社會的不發達和民族精神的病態化，無疑是重要的局限之一。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一個能夠造就沙哈羅夫或索爾仁尼琴的民間，相應地也會在體制內產生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而無法造就中國的沙哈羅夫或索爾仁尼琴的民間，也相應地很難產生體制內的中國的戈爾巴喬夫或葉利欽。

在此意義上，鑒於中國的歷史和現實所限，中共黨內能夠出現紫陽這樣的政治領袖，在我看來，已經屬於人格奇蹟了。

2005年1月26日於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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