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26日訊】 (大紀元記者林南報導)1月22日，歐洲大紀元時報編輯部在哥本哈根舉辦了丹麥首場「評共產黨」研討會。60餘名北歐華人和西人參加了 研討會。國際筆會獨立中文作家筆會秘書長，副會長陳邁平先生、人權衛士陳世忠教授、民主陣線丹麥分部負責人劉剛先生、民陣成員張國亭先生、《前哨》雜誌記者楊光先 生以及法輪功學員遺孤劉曉天在研討會上作了精彩演講。
劉剛：<大紀元時報>做了我們海外許多朋友想做的事。
看了九評後，感到<大紀元時報>做了一件很有意義的事, 就是向人民揭露中共的本質，剝下它的畫皮。雖然海外的民運人士，異議人士，法輪功人士，對中共的本質有深刻的認識。但我曾經和許多國內的朋友聊過，發現許多人的認識還是很糊塗。例如在89年以後，在中國大使館整民運人士的時候，他們說民運人士是「有病」，「有癮」，「和共產黨有仇」 等等，用這種辦法來淡化民運。現在也是一樣，他們說法輪功是「極端的…」 等等, 在人們心中造成不好的影響。還有的人認為「事不關己，高高掛起」。
九評對以往的歷史做了一個系統的總結，為人們認識共產黨開創了新的開端。例如，在海外的許多中國公民，大使館不給延護照，那麼我們就要他回答，從中國的哪一條法律規定，你有權不給延護照？最近趙紫陽去世了，很重要的一點，從中國的哪一條法律規定，一個普通的公民，黨員可以被剝奪自由，軟禁15年？有人認為，你觸犯了它，這是理所當然的。那麼我們就要讓人們的思想跳出來看，用它自己的法律來揭露它的非法性。
現在我們需要共同努力，把九評傳回中國去，把真相告訴國內的人民，把我們的想法告訴人民。
楊光：中共是世界上最邪惡的土匪流氓政權
九評的發表很有意義，以前有很多人做這方面的工作，但是既不完整也不全面。這次<大紀元>九評揭露中共的罪行，把中共的滔天罪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這很好。九評比較系統，全面地對共產黨作了一個評價，希望由九評開始，接著有十九評，二十九評出現，也希望大紀元能把我們開的研討會彙集成冊，借這個給中共送葬的日子，把中共的所有罪行徹底的梳理一下，給中共下一個蓋棺論定的判決書。
中共是世界上最邪惡的土匪流氓政權，這點大家都已經有認識了，九評對此也有很好的闡述。一方面它是用馬列主義的邪教理論武裝到牙齒的邪教組織，另一方面，據我所知，中共當年的組成人員，都不是什麼好人參加的。包括毛澤東本人，就是農村的好吃懶做的痞子，不是象共產黨宣傳的是社會上的先進分子。是一些流子，賭棍，地痞無賴聚集起來的「鬍子」，哪會有先進性。這些人奪得了大陸的政權，還能有好嗎？
我的家族中有一個叔父輩的人，好吃懶做，不務正業，吃喝嫖賭，無惡不作，眾鄉親避之唯恐不遠。後來他在當地無法生存，到山裡當了鬍子，經常帶人到鄉間綁票，就是綁架勒索地主，富人。村人恨入骨髓，報告到當地的警察局，遭到通緝。他就跑到深山裡去了。一九四五年秋，日本投降後，該人和林彪，李兆麟騎著大馬回來了，說是他加入了共產黨，當官了，回來接收來了。當時「東北抗日聯軍」的司令部在離哈爾濱30公里的賓縣，他就當上了賓縣第一任縣長，官也是不小了。就是他和林彪的妹妹林力(音)一起搞起了土改。根據毛的指示下指標，每一個屯子都得有地主，富農。村村批鬥地主，富農。沒有地主、富農的小村就斗中農。哈爾濱周圍的幾個縣，沒有一個屯子沒有打死人的，有的甚至是一家消滅得一個不剩。他們當時打人，殺人的手段非常惡劣。我們臨近有一個朱家屯，老朱家勤勞致富，土改時有十幾畝地，二掛車。有時也雇一些人為他種地，就被定為惡霸地主–其實據我所知，雇工是當天就付錢的，不付錢第二天也沒有人給幹活了。結果全家人包括80多歲的老母親和不滿1歲的孩子，27口人都被打死。而朱老四則被剝了皮，這種剝皮的方法是：把人扒光衣服，上一桶熱水膠，然後套上麻袋，等到水膠冷了以後，再把麻袋扒下來，人皮被粘在麻袋上，人變成一個活屍。這是我親眼見到的共產黨斗人的辦法。共產黨給它取個名，叫做「披麻戴孝」，而他的妻子被八路軍的工作隊用鍋把捅進陰道，活活的捅死。有一個鄰居叫馮國運(音)，是江南逃荒來到東北。勤勤勞勞地幹活致富，平時連鞋都捨不得穿，下地幹活用手提著鞋。因八路軍的土改工作隊看上了他老婆，二話不說拎出去槍斃了，什麼手續都沒有。他老婆不從，工作隊又把他剛滿月的孩子在碾盤上摔死。他老婆被霸佔了三日後，也上吊自殺了。我四姨家姓趙，她公公是國高的校長。土改時說他給日本培養學生，被扒光衣服，雙腳套上繩子掛在馬後面，然後八路軍的土改工作隊騎上馬在冬天的高粱地裡橫著跑。結果跑了幾個來回後，人身上的肉都被高粱茬刮沒了，只剩下了一副白骨，而地上的白雪變成了紅色。
文化大革命時，我家附近有一家哈爾濱電表儀器廠。當時鬥我的時候，電表儀器廠鬥一個地主分子，我們拉出去一起鬥，戴高帽遊街，我們在一起11個月，我對他的印象很深。他叫於德水，本來土改時他爺爺是地主分子。六零年大饑荒時餓死了，這樣地主的帽子又給他爸爸帶上了。六六年開始文化大革命，紅衛兵把他爸爸媽媽都打死了，就把地主的帽子又給他戴上了，他當時才20多歲，是49年建國以後生的。不服氣自辯說土改時還沒有出生，不應戴地主帽子。就說他不老實，企圖翻案。正好是林彪事件之後，七一年搞了一次大型鎮反，就被定成反革命槍斃了！
當時哈爾濱市鎮反，每次斃人40，50，100人。每張佈告寫50個人名，每個人半行字，給兩句話：「反革命份子XXX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生，立即執行。」這就把人斃了。有人不服喊冤，因為我經常被陪斗陪綁，看到哈爾濱槍斃人，不是象張志新被割喉，哈市並不割喉管，而是用個大鐵棍子釘到人的嘴裡，然後再用鐵線把鐵棍子繞脖子一圈圈的捆起來，槍斃前例行遊街示眾，這樣就沒人喊冤了。而這樣的斃人運動一直持續了半年，這就是七零年代的鎮壓反革命運動。
一九六八年，哈爾濱發生了「向北方案件」，就是有人用油印機打印材料，述說心中的牢騷和不滿，這就變成了反革命案件。哈爾濱市查這個案件，一共抓了兩千多人，關在哈爾濱工學院樓裡，成立了專案組，逐一審查。我就是在學校時以嫌疑犯的名義被抓的。可關了一年多，批鬥了百次，最後說「向北方案」不是我幹的，可最終還是以反革命罪判了我15年刑，28歲我去坐牢，到1978年12月30日胡耀邦批准給我平反，我已40歲了，坐了十一年八個月的監獄。平反的紙上只有三行字：「與事實不符，給予平反。」我現在仍然不清楚我到底犯了什麼罪。
和我一起拘押受審的有一個電工學院的教授叫付增(音)，因家庭出生是資本家，文化大革命時非常老實，不但不敢造反，還每天提著白灰筒到外牆上寫毛語錄。可有一次寫四個「念念不忘」的標語時，一時馬虎將「念念不忘階級鬥爭」的「不」字忘寫了，別人發現上報軍管會，因為他出身不好，又是知識分子，要從嚴處理，結果被槍斃了。更可笑的，我當時到農村勞動改造，在江北太陽島的農村。下地幹活時，要把馬槽帶到地裡去。有個小青年，休息的時候在馬槽上信手畫了個王八，但馬槽另一面有句標語：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被人告發了。這個小青年出身好，說我也沒看到馬槽的另一邊呀，也沒有用，這也就成了反革命，結果也被槍斃了。這個小年輕槍斃之前和我在一個監號裡，所以我記憶很深。
中共是馬列主義的邪教武裝起來的土匪，流氓集團。從他誕生那天起就以撒謊，欺騙，殺人為職業。而奪取大陸政權後，土改，鎮反，三反五反，合作化運動，公私合營，反右鬥爭，大躍進，反右傾，社教，文化大革命，每次運動都要殺很多人。哈工大在文革時被判刑送進監獄的有172個講師，教授。80年代平反時只剩下我們16個活著的。有2人還精神失常，生活不能自理了。
共產主義至今對人們還有迷惑力，它至今還在世界上許多國家起著作用。特別是我們有著13億人口的中國，還在它的奴役下，這是很可悲的事情。只要讓國人把每個人知道的中共暴行都抖了出來，中共的死期也就到了！中共不亡，中國人也就沒好日子過，更會影響世界和平和安定。因中共是魔鬼撒旦，一切恐怖主義勢力的總根子和總後台，人們千萬不要再對中共存在什麼幻想。中共裡邊不可能有包青天，朱青天，溫青天，胡青天。希望大家共同努力。
劉曉天：他們連一個孩子也不放過。
我今年19歲，是在2003年來到丹麥的。我曾經只是一個在校讀書的中學生，什麼信仰不信仰，既不懂也不關心。但是在我15歲的時候，滅頂之災降臨到我頭上。一夜之間，我就成了孤兒，失去了一切。
2001年11月23日，星期五的下午，我正在學校的教室裡，突然警察來了，找到班主任，告訴說，我的父母被抓了，要找我。在旁聽見的同學提前跑去通知我。我嚇得渾身發抖，什麼也沒帶，逃出了學校，躲進鄰居家的雜物房過了一夜。半夜偷偷到街對面，看到家裡窗戶玻璃被砸碎，裡面傢具東西已經被砸得粉碎。好心的鄰居發現我後，收留了我。但是2，3天後，7，8個警察又找到鄰居家，威脅說如果看到我不舉報的話，就要受懲罰。鄰居只好給我一些錢，讓我去投靠唯一的親人，在福建省做農民的叔叔。
經過了長途跋涉，在路上，我摔傷了腿，被鐵絲網割破了脖子，留下了很大的傷疤。來到了福建叔叔家。叔叔看到我這個樣子，脖子上纏著紗布，腿也摔傷了，叔叔和嬸嬸都哭了。他們象對自己的親生孩子一樣，照顧著我。5，6個月後， 2002年5月的一天，警察來到了叔叔家，我嚇得躲了起來，不知道他們對叔叔說了什麼。警察走後，叔叔一下子變得很沉默。當天晚上，叔叔托朋友幫忙，把我送到了深圳。
我躲在一個堆麻袋的大倉庫裡，不敢和人接觸，在恐懼，焦慮，悲傷中整整躲了一年多的時間。我想念父母，但他們沒有消息。在空無人煙的倉庫裡，沒有人可以說話，沒有安慰和照顧，只有寂寞的漫漫長夜，與悲傷伴隨著我。我經常淚流滿面，天天在噩夢中驚醒，夢裡都是警察可怕的面孔，不明白為什麼幸福的生活一夜失去，我不明白為什麼父母煉法輪功，就會被抓。我經常只是把頭埋在兩膝中，連哭也不敢哭出聲。就這樣我在倉庫裡孤獨的度過漫長的一年另一個月的時間。因為精神上刺激太大了，又與人隔絕，等我來到丹麥，重新和人接觸時，我發現我好像變了一個人，講不清楚話，讀書也不會讀了，一讀就是讀錯。
直到2003年6月，生活貧困的叔叔借了巨額的債，付給蛇頭，求他把我帶到國外。7月1日，我來到丹麥，幾小時後，就被蛇頭扔在了哥本哈根火車站。受夠驚嚇，欺騙的我，已經被恐懼所包圍，我只能哭，但是連哭也不敢大聲哭，只能是默默地流淚。一位好心的中國老太太把我帶到了難民營。
在難民營工作人員的幫助下，不久，我找到了丹麥法輪功學員。我見到法輪功學員時，我流著淚，第一句話就是，要求幫助我找到我的爸爸媽媽。另外我心中還有一句沒有說出來的話：法輪功到底是什麼？為什麼我爸爸媽媽煉法輪功就會被抓。後來在和法輪功學員的接觸，交談中，我才知道，法輪功是教人按照」 真，善，忍「做好人，提升道德，我的父母沒有錯。
一直到了2004年7月28日，我已經有很長時間沒有給叔叔打過電話了。在那次的電話裡，叔叔第一次告訴我父母的真實情況。原來我的父母早在2002年4月–也就是他們被抓後的5個月，被迫害致死。在2002年5月，那次本地警察來到叔叔家，就是通知我父母的死訊。而且更殘酷的是，他們強迫叔叔簽字與「反革命家屬」劃清界限 — 「斷絕血緣關係」。也就是說它們還要對我斬盡殺絕，不許叔叔收留我。而我只是一個16歲的學生，根本也不是法輪功學員。叔叔怕我承受不了，不敢告訴我這一切，當天夜裡把我送到深圳。正是在這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叔叔才不得不借下巨債，把我送出國。現在，叔叔一家被債務壓得喘不過氣來，他只是一個農民，沒有能力還這樣巨大的債。叔叔每天要干兩份工，一年掙的錢剛夠付利息。前些天我打電話回去，聽說嬸嬸因為承受不了，自殺上吊被救下來。而且，他們還生活在恐懼中，非常害怕警察去報復他們。全家被憂愁和苦難包圍著。
我把我所經歷的講出來。其實在中國，還有千千萬萬的法輪功學員的孤兒，仍然在受著迫害，有的流離失所，有的甚至失去生命。希望大家都來關注他們，幫助他們。讓這場迫害早日結束。
演講結束後，聽眾中紛紛發言，提問。
聽眾之一：我是流著淚聽完這場研討會的。
我是來自北京的居民。今天這場研討會，對我教育非常深刻。我是流著淚聽完所有的演講的。大紀元九評出來後，引起我對自己幾十年，在共產黨的洗腦教育中形成的觀念進行了反思。發現自己完全在它們的欺騙下，失去了自己的真正思想。
我一生中，不斷地積極要求入黨，因為出身不是「紅五類」，也沒有被批准。我也沒有抱怨，總認為是我的心是忠於黨的。從來也沒有想過，它們把人分成三，六，九等是不對的。它們在人民之間製造分離，仇恨，用不斷的階級鬥爭去整人是違反人性的。今天通過這麼多活生生的遭遇和經歷，使我對共產黨的邪惡本質更有了深刻認識。我今天宣佈，要與共產黨徹底決裂。
聽眾之二：聽了這一切，心中非常難過。
我是一個來自瑞典的西方人。通過翻譯，今天我聽到了這麼多中國朋友的親身經歷，非常難過，也很震驚。中國是一個文化非常輝煌的文明古國，你們的文化裡有」 天人合一「的思想，對人是非常尊重的。可是現在中國的人權問題發展到這麼嚴重的地步。我想，我們的政府並不知道，中國的實際情況有多麼嚴重。我們應該怎樣幫助中國人民改變這個現狀呢？
在座的演講者紛紛回答這位西方友人的問題–告訴政府中國的真實情況，讓政府官員理解中國在暴力專制統治下，世界也不會有和平。呼籲他們向中國政府表示對人權的強烈關注…
因為時間已到，研討會在意猶未盡中結束，會後的交談，討論與思考仍然在延續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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