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25日訊】香港支聯會主席司徒華﹕“趙紫陽留給我的印象”

–我曾在一天內，三次看見過趙紫陽。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九日，應邀前往北京，參加《中英聯合聲明》的簽署儀式。翌日早晨，趙紫陽在人民大會堂外，歡迎英相戴卓爾夫人；下午，舉行簽署儀式；晚上，舉行國宴。這三項活動，我都參加了而在場，遠遠地看見他。

但他給我留下的印象，卻是另外的三件事。第一件。《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基本法》的起草工作，隨即展開。當時爭辯得最激烈的，就是回歸後香港的政制。港大學生會，就在這時候，致函趙紫陽，要求在《基本法》中為香港制定一個民主政制。趙紫陽的回信說：回歸後，香港有一個民主政制，是理所當然的(大意)。“理所當然”這四個字，給我很深的印象。第二件。八九民運期間，北京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絕食，他去探望慰問。他說：我已經老了，無所謂了(大意)。我對「無所謂」這三個字，印象特別深刻。我感覺到，他已在危險的處境，豁開去了。第三件。他被迫下台，被幽禁了，但始終不肯承認錯誤，堅持反對鎮壓，可謂風骨錚錚。

香港經濟學泰斗家張五常﹕

–趙紫陽先生謝世了。半年前聽到先生肺功能衰退，不容易度過這個冬天，這是一個偉人的消逝。1988年9月19日，我帶佛利民(諾貝爾經濟學得獎者)到中南海會見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趙老，是不容易想像的「奇遇」了。一個是世界上最龐大的共產黨的總書記，一個是二十世紀聲譽最高的維護私產的經濟學者。氣氛友好，互不相讓，論事客觀，一時針鋒相對，一時互相恭維，談了整整兩個小時，我坐在那裡聽得癡了。自己是個方家，很有點不相信見到的刀光劍影，更不相信沒有讀過大學的趙老竟然可與才高八斗、口才蓋世的佛老打個平手。

會面後趙老親自帶我們到門外，解釋哪個是中海，哪個是南海。汽車開行我立刻對佛老說：“米爾頓，那位總書記懂經濟！”他回應：“不僅懂，而且深入。”我繼續說：“總書記說得那樣層次分明，是為了這次會談作了不少準備吧。”佛老回應：“不是的，這個人對經濟問題日思夜想，不需要準備什麼。”

該年十二月，佛老破例地寫了一封聖誕信，寄給親友，主要是提到中國之行。他說周遊列國五十年，遇到政要無數，但從來沒有遇到一位像趙紫陽那樣思想清晰、論事客觀、誠懇可信的國家領導者。

趙老是一九八○至一九八七的國務院總理，八七至八九的總書記。這九個年頭是中國開放改革初期，最困難、最關鍵的時刻。萬事起頭難，何況上有幾個意見不同的老人家需要招呼，下有貧苦大眾與年輕學子需要安撫。鄧小平提供與堅持經濟改革的方向，但細節如何，怎樣實踐推行，卻落在趙紫陽的身上。可以說，從八○至八九這九個改革關鍵年頭，鄧老與趙老是最佳拍檔。

去年三月二十五日，我發表了《要冷靜地處理中國農民問題》，其中提出三個大原則。其一是要大幅地減少中國的農民人口；其二是要放棄農產品自供自給的保護主義，以工業產品出口換取農產品進口；其三是大量廉價地向農民提供知識教育。兩個星期後收到趙老託女兒帶來的口訊，說完全同意該文的三大原則。一時間我覺得自己是個農業經濟本科生，考試大教授給我一百分。

丁望，原全國工商聯《中華工商時報》總編，“改革歷史上抹不掉趙紫陽”

–走完人生漫長的路，改革家趙紫陽帶著「分裂黨支持動亂」的罪名，離開了他失去自由的地方。他晚年的際遇，比張學良還不如，後者恢復了自由，還能定居夏威夷。他卻被軟禁於一座四合院中，庭院深深，難得與故舊晤談，令人想起宋代詞人秦觀的“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

在趙紫陽脫離政壇的十五年後，中共高層和省部級的世代推移加快，一九五○年以來出生的第四代中、後期已崛起，第二代在淡出中失去影響力，趙紫陽的病故不致影響政局和政策。令人關注的，倒是中共中央是否為他舉行追悼會，是否有對他的悼詞；胡溫能否說服幕後操控者，踏出“黨內和諧”的第一步。

在五、六十年代，趙紫陽追隨陶鑄，在廣東推動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和極左經濟政策。六二年大飢荒引發廣東逃亡潮時，他們密令邊境“門戶開放”三天，不必著力攔截往香港逃亡者，可算“德政”。

文革結束後，趙紫陽一反極左的形象。七十年代末的農村包產到戶、分田單幹，是萬里在安徽的試驗，起初響應者寥寥可數，只有四川的趙紫陽、遼寧的任仲夷、內蒙的周惠、貴州的池必卿等。後來，萬、趙成為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成功典範，民諺謂：“要吃米找萬里，要吃糧找紫陽。”

在城市經改和沿海對外改革、開放中，胡耀邦、趙紫陽、萬里、谷牧、胡啟立、張勁夫、任仲夷等，都是鄧小平手下極具開拓力的改革家。

趙紫陽對於對話溝通的信念，大大影響他處理八九學潮。他不同意上海官員查封《世界經濟導報》；他認為，學生和平請願，提出反腐敗、肅貪的要求，是“人民內部矛盾”，應以和平對話方式解決。他的和平取向，獲得胡啟立、喬石和許多幹部、民眾的支持。在極左派干擾下，趙紫陽未能說服大家長鄧小平，阻止以槍彈對付學生的流血事件。他是力挽狂瀾而最終失敗的悲劇英雄，他是為民眾、為歷史承擔責任的非常人物。

六四事件後，趙紫陽被扣上“分裂黨支持動亂”的罪名而受清算。共產黨的總書記竟支持“推翻共產黨的動亂”，正是秋後算帳的荒謬。趙紫陽已故，中共中央應有適合其身份的追悼會、一份莊重的悼詞，容許民間舉辦追悼活動，對他在經濟體制改革中的貢獻則要有公正評價。在經改歷史上抹掉他，無異是歪曲、篡改歷史。

胡耀邦和趙紫陽兩任總記都受冤屈，蒙受任意羅織的罪名，還有什“黨內民主”和社會和諧可言？

──轉自《自由亞洲電台》(//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