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21日訊】趙紫陽先生逝世，令人難過，令人悲痛。

香港報紙報導趙先生於一月八日逝世，與前總理周恩來恰在同一天，這消息不確切，但趙先生確實病重，一周多以後，真的走了。雖然心理上有所準備，畢竟還是受到很大的衝擊。

在網上走走，看到那一天農曆相同的說法，查一查，果然是這樣，1月17日是甲申年臘月初八，而1976年1月8日，乃乙卯年臘月初八。當年情景，真切地又現眼前，更聯想到中共新領導今日的作為。

親近民眾，樸實無華，周恩來的作為幾乎無可挑剔，不過，他是中共領袖，人們的期望自然更高一些，而事情真相披露得越多，人們的失望也就越多。

文革後期提倡學馬列，讀了一些，越讀越覺得中共理論與馬列理論相距甚遠，而讀到列寧的《進一步，退兩步》，更覺得中共黨風與布爾什維克相距甚遠。林彪失敗，他沒有在黨內會議上公開反對毛澤東的理論與政策，但著名的《571工程紀要》畢竟對毛及其文革提出了尖銳的批評。那麼，周恩來作為中共的資深領袖，讓人期望他有真正共產黨人的表現，然而卻沒有，人們看到的是適應史達林式統治風格的行為。

相形之下，趙紫陽先生的作為令人肅然起敬。

誠然，趙紫陽先生的異議及保留意見，還只是在政治局（“擴大”）的“廷議”中而非政治局或中央委員會的“朝議”中提出，他本人也未曾提出召開更高級會議的要求，這是中共決策機制大環境使然，而他畢竟代表著“不同的聲音”，這種聲音則為現代政治所不可缺少。同樣，趙紫陽先生即使在天安門廣場上也自覺地遵守中共的紀律，沒有像葉利欽後來那樣公開地振臂一呼，而這是不能苛求於趙先生的，因為民主政治有其生長的過程，沒有戈爾巴喬夫“新思維”、“公開性”為代表的改革之風，成就不了葉利欽，在中共束縛之下，趙紫陽先生所為已經難能可貴。重要的是，趙紫陽先生有勇氣對中共的專斷當面說“不”，而且至死不變，不改口，不後悔。這是真正共產黨人的作為。趙紫陽先生是中共高級領導人中間唯一堪與張志新烈士媲美的政治家。

相形之下，中共新領導在趙紫陽先生面前理應感到羞愧。

然而他們似乎不知羞愧也不知恥辱，一面堅持著對趙紫陽先生的荒謬“結論”，一面模仿著江青“四人幫”在周恩來逝世後的手法。趙紫陽先生沒有對鄧小平“兵諫”，也未能倖免“第二個張學良”之命運，而張學良對中共有大好處，中共對張學良也禮敬有加，趙紫陽先生推動中共向政治民主化發展，卻被中共軟禁至死，中共之愛憎可謂分明。

從中共的作為來看，他們是要回到毛澤東，更確切地說，是盡量表現周恩來式的親民風格，內裡則是毛澤東式的對異議全無“雅量”。那樣的話，倘若他們真有能力，或許真會開創一個新的毛澤東時代，可惜的是，毛澤東時代出現在建國的最初數十年，其理論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其實踐是計劃經濟和文革，盡管已經遠離馬克思、列寧和托洛茨基，類似於史達林主義，畢竟多少還算得上是左翼獨裁，而中共新領導順應市場經濟的大趨勢，“繼續革命”不成而只能“長期準備革命”，中共黨內龐大的官僚集團哪裡有那個耐性，他們已經在不擇手段地攫取國民財富，毛澤東時代的左翼基礎實際已蕩然無存，新的“毛澤東時代”，其前景其實並不美妙。

趙紫陽先生的實踐與理論思考，甚至與戈爾巴喬夫談及“能否放棄一黨制、實行多黨制”，代表著中共走向左翼政黨的出路。趙紫陽先生走了，他身後的中共看來還在倒行逆施，絲毫不顧及天怒人怨，那就是天意要亡中共，怪不得別人的了。

乙卯年末周恩來走時，中國向何處去令人擔憂。現在，趙紫陽先生走了，政治壟斷依然根深蒂固，威脅著市場經濟的良性發展，因而，問題還在。

－－轉載自《新世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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