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水良 : 自由、民主和絕對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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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水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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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月19日訊】把什麽都一下子拉到抽象的絕對相對之類範疇中,作離題萬里的抽象無謂的爭論,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尤其是中共的一貫做法。很多朋友在未能清理馬克思主義的錯誤影響前,也往往落入這類巢臼。馬列主義尤其是毛澤東的辯證法,乃是一種詭辯性的簡單化的,並且按馬-恩-列-斯-毛的秩序依次越來越混亂,越來越貧乏的哲學。不具體研究問題而以簡單化對簡單化,以詭辯對詭辯,以混亂對混亂,是解決不了問題的。以簡單化對簡單化,勇氣可嘉,可是道理不足,意義不大。

我曾懷著崇敬心情刻苦鑽研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但結果卻逐步依次否定毛澤東、史達林、列寧(這是七十年代),及到最後徹底否定馬克思主義(這是遲至九十年代初),總共深入研究了三十多年。因此對馬列主義深有所知。馬克思主義所一直否定或批判的人權、自由、民主、平等、博愛、人性、人道、善等等人類最一般、最普遍、最共同、最根本的東西,因而被馬克思主義斥之為最”抽象”的東西,其實卻是人類最寶貴、最基本的東西。對這些東西的肯定,必須借助於對馬克思主義鬥爭哲學、矛盾哲學、實踐唯物主義(所謂”辯證唯物主義”),經濟唯物主義(所謂”歷史唯物主義”),階級和階級鬥爭理論,專政學說,社會主義學說的徹底批判,另外也包括對經濟學說中的錯誤,尤其是價值和剩餘價值學說中的錯誤的徹底批判。

自由是這樣一種東西:它就是與客觀必然性或人的規範規定相對的,人們不受束縛地隨意行動的可能。毛澤東等把斯賓諾莎的名言,即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誤作自由的定義。其實,斯賓諾莎的話(由恩格斯引用。恩格斯認為是黑格爾第一個正確敍述自由和必然的關係),只是說的兩極對立中包含的同一,也即自由中包含著必然性內容。

自由是人權中最基本的原則之一,是人權必不可少的最基本組成部分,是當代人權問題的核心。自由包括人的生活、生產、學習、思想、言論、經濟、政治、教育、娛樂、消費、文化、個人、家庭、社會,總之是人類生活的全部領域(不是僅限於馬克思主義者習慣所稱經濟、政治、思想在領域。也不僅是”三個來源及三個組成部分”)。生存是人類的最低目標,自由是人類的最高目標,”自由化”化得越徹底,越好,反自由化就是反全人類,尤其是反對人類的未來,作人類公敵。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自由又受必然性及正確規範的制約,這種規範是人類對客觀必然性的反映。自由和規範的關係,也正是客觀世界偶然和必然關係在人類主觀中的反映。

如自然規範、技術規範、經濟規範、教育規範、文化規範、婚姻規範、生活規範、家庭規範(家規等等),語言、邏輯規範、思維規範、道德規範(包括人道、人性規範),規章,紀律、制度、法、法律、法規等等等等。正確規範保護人的自由,錯誤規範損害或扼殺人的自由。由此可以看到,以”自由不是絕對的”為藉口來詭辯地否定自由,和用”自由是絕對”的說法來為自由辯護,都是可笑的。”沒有絕對的自由,沒有絕對的民主……”之類的說法,如果這裏的”絕對”指的是絕對的絕對,即完全的絕對,那它們完全是廢話,因為世界上本來就沒有完全絕對的東西。對此,已有無數人加以論述。但如果這裏的”絕對”指的是相對的絕對,一定條件下或一定意義上的絕對,那是完全的謬誤。

馬克思主義者好像是在空談廢話,其實他們都是在特定條件下,特定場合講這句話,他們的目的,都是為了否定相對的絕對,即一定條件下或一定意義上的絕對,特別是否定自由對人類進步的絕對意義,在現實社會中的絕對意義等等。從而否定具體的自由民主,甚至”絕對”排斥自由民主。其實他們應該多說說”沒有絕對領導”之類的問題,而不是到處講,到處要求”黨的絕對領導”。

因為領導問題絕不像自由問題那樣,牽涉全人類的所有領域,從而對人類生活有某種絕對意義,領導問題而只涉及管理領域,並且只涉及少數生命有限的領導人或組織(其他人只是被領導),遠遠不是人類和現實社會的”絕對”。相反,有的民運朋友們為了肯定其一定意義上的絕對,卻又無條件地說它們是完全絕對的。在理論上,兩者都是錯誤的。雖然在特定條件下,在目前的社會狀況下,前者方向根本錯誤,而後者方向還算正確,但這並不排除今後某種時候,後者可能也會產生方向錯誤。

另外,在偶然和必然,自由和規範問題上,以經濟為中心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及馬克思主義者,是決定論者;而我們崇尚科學、人權、自由、民主,以人和人的自由發展為中心的理論體系,則是決定論和非決定論的統一。馬克思主義主張單線的歷史發展論;而我們肯定世界歷史中多元多線發展的歷史,這就給人以更大的自由和更大的主觀能動性。

順便說一下,像哲學及其它領域一樣,毛澤東最多只有初級理論的入門水平,因此,他以其理論上的無知,把自由、民主及其它完全不同的許多問題攪得極度混亂,把議論自由,發表不同意見的自由,把開明專制中的專制者能夠聽取不同意見,把學術自由,甚至把說服教育(一種溫和專制的教育方式),就成是民主。還把民主與分散等同起來,當作集中的對立面,實際上民主和專制都是集中的不同方式,都屬於集中的範疇,分散則與自由的範疇相連。

這些,雖然只是毛澤東無數理論笑話中的一種,但其影響仍普遍存在,在許多中國人的頭腦中,自由民主等許多問題仍是極度混亂的一鍋粥,即使民運的朋友中,也是這樣。我很尊敬的一個勇敢正直的老先生(也是近二十年的忘年交),也一再說民主包括自由,把自由,把保護少數(保護少數是自由和人權的組成部分)等等說成是民主的組成部分,還有把自由”提升為民主”等等說法,完全混淆和顛倒了兩者及兩者之間的關係。對我的不同意見,老先生頗為光火。其實,民主僅僅是管理等領域的範疇,而自由,卻涉及人類的一切方面,自由的範疇要比民主廣泛得多。我們可以把民主包括到自由中,卻不能把自由包括到民主中。當民主還遠遠沒有產生的時候,自由早已經產生,自由伴人類而生,民主是自由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

即使在當代,香港是全世界最自由的地方之一,但民主卻遲遲沒有產生和實現。至於在古代,當然會有原始的少量自由,但卻沒有民主。正像當代有些學者研究所證明的那樣,民主決不是像馬克思、恩格斯斷言的那樣,是人類原始社會就自發產生的,原始社會是一種民主社會;恰恰相反,人類最早的民主是古希臘民主,這也是古希臘人民經過長期曲折複雜的發展和奮鬥,在逐步否定原始的專制(王政、寡頭專制等等)之後,又從殖民地搬回城邦制度,才在本土發展成城邦民主制。

這是希臘人民的偉大創造,偉大的希臘人民為全人類奉獻了光輝燦爛的文明,這是人類從野蠻走向文明的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受束縛、不自由、專制、戰爭等等,都是人類愚昧野蠻的產物,把戰爭等等說成階級鬥爭的產物,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典型的、無視歷史的胡說八道之一。戰爭是原始社會頻頻發生的,只是當時人們原始的聯合和組織規模、範圍有限,才使戰爭規模較小,它們將隨著人類文明的發展而逐步消滅。而人類總是逐步走向文明,開化,逐步進步的。

十多年來,我曾一再說過,自由是民主的基礎,民主必須以自由為前提,為先決條件,相對於自由而言,民主是手段,自由是目的,民主是對自由和人權的保護手段。雖然民運的目標是民主,但這僅是中間目標,民運的最終目標是人權和自由。自由原則高於民主原則。民主如果不服從於人權和自由原則,包括人權和自由原則中保護少數的原則(民主本質上是多數原則,是多數決定的原則,它必須以少數原則加以補充),在特定情況下變成對少數,尤其是對異端的自由和人權的侵犯,變成多數的專制和暴政,也是很可怕的。

例如中世紀和當代的某些宗教的狂熱專制,以火刑來對付異端,還有希特勒德國的民族主義,即”民族(國家)社會主義”狂熱專制,文化大革命中群眾宗教式狂熱情況下產生的多數專制,都相當可怕。不過以上所舉從總體上,基本都是專制暴政條件下的情況,民主社會的多數暴政相對說來遠遠少得多,它見於法國大革命時期一些情況,美國民權運動以前對黑人和少數民族的歧視等等。

希特勒法西斯主義的正式名稱是”民族社會主義”或”國家社會主義”,法西斯主義的名稱是墨索尼裏提的,此後的法西斯主義也往往自稱民族社會主義如吳奈溫的緬甸式社會主義等等,企圖以民族主義獲取虛假多數以實行暴政。中國式的社會主義則向他們靠攏。

在美國,通過獨立運動和獨立戰爭,使人權和自由原則從總體上得到確認,並使其中的多數原則(民主原則)得到基本落實,但人權和自由原則中的少數原則,則在以後經過南北戰爭和以馬丁.路德.金為代表的民權運動,才得到基本落實。時間長達一百多年,可見少數原則也是很重要的。

因此,徹底的民運人士當然必須以徹底的民主為目標,如果僅僅以爭取少許人權和自由為滿足,便是不徹底的、懦弱的。如果那一天,中共在老百姓壓力下,被迫給老百姓反對中共的言論自由,只要沒有實行民主,這種自由不過是被迫實行的開明專制下的自由而決不是民主。但是,徹底的民運人士除了以徹底的民主為目標外,還必須爭取少數原則的實現,從而實現徹底的人權和自由。

以上這些問題,對於民運和中國的未來,也將是很重要的問題。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于南京光華門

2001年6月18日按:有一個臺灣朋友說,臺灣人可以自由表達統一或獨立的不同意見,這就是臺灣的民主。其實這僅僅是目前臺灣民主制度下的自由之一。(//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不代表大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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