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15日訊】 第二件大事﹕“土地革命”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共產黨岌岌可危。8月7日﹐在瞿秋白的主持下﹐召開了中共中央緊急會議﹐決定全面武裝暴動。毛澤東負責湖南農民暴動﹐任前委（前方委員會）書記。他在平江﹑瀏陽一帶﹐舉行“秋收暴動”失敗後﹐率殘部千余人﹐逃竄到湘贛交界的崇山峻嶺。
“馬日事變”後﹐由於地主士紳對農民進行血腥報復﹐及至舉行武裝暴動﹐中共中央竟公然出臺鼓勵燒殺的政策。於是﹐暴動中燒屋殺人﹐蔚然成風。例如﹕1927年年底鄂東北的黃安暴動﹐在中共的唆使下﹐進行“燒殺地主比賽”﹐看誰燒得多﹐殺得多﹐便有獎賞。湘南特委根據上級指示﹐在暴動時高呼“以紅色恐怖對抗白色恐怖”﹐“殺殺殺﹐殺盡土豪劣紳”﹐沿途瘋狂燒殺一個多月﹐把許多鄉鎮放火燒掉﹐郴州縣城燒得一片焦土。
中共中央的極左政策﹑黨員幹部的慫恿鼓動以及農民自發的復仇心理﹐使燒屋殺人﹐走上極端﹐十分暴烈。農民們在暴動中殺盡地主家的男人後﹐將財產搶劫一空﹐老弱婦孺趕出家門﹐田契﹑借條﹑房屋一把火燒得干乾淨淨。過後﹐逃脫的地主帶領國民黨軍隊殺回老家﹐血腥報復必定加倍。農村中這種“冤冤相報”在惡性循環中﹐不斷升級。
這種循環仇殺﹐重現了古代農民戰爭的殘酷歷史場景﹕湖南平江前﹑後暴動三次﹐殺地主燒房屋之後﹐“豬牛雞鴨衣服棉絮”等均洗劫一空﹐甚至搶劫後燒掉集鎮商店﹐以至“油鹽等日常生活必需品無處可買”。廣東農運大王彭湃厲聲疾呼﹕“把反動派和土豪劣紳殺得干乾淨淨﹐讓他們的鮮血染紅海港﹐染紅每一個人的衣裳﹗”他傚法明末張獻忠發佈“七殺令”﹐下達每一個蘇維埃代表殺20個人的指標。海陸豐暴動後有一萬數千人被殺﹐甚至出現復仇者吃人肉﹑吃心肝的現象。燒殺之慘烈﹐令人心驚膽顫。
地主士紳報復起來﹐絕對不比一般農民文明。1930年﹐江西吉安地主武裝﹐在國民黨軍隊的協助下﹐以燒殺搶掠的方式﹐向紅區挺進。抓到有“共匪”嫌疑者殺掉後﹐再“殺其全家﹐燒燬村莊﹐或縱橫燒燬幾裡”。1931年皖西被白軍佔領﹐地主還鄉後組織“清共”﹐抓到的“共匪”﹐凌遲處死﹐暴尸荒野者﹐舉目皆是。更有挖眼割鼻﹐斬斷四肢﹐開胸破肚﹐摳取心肝者。男性格殺勿論﹐婦女被輪奸後﹐或殺死﹐或賣到遠方妓院。
中共以“燒殺政策”和“土地革命”動員貧苦農民參軍﹐將他們捆綁在中共的戰車上。當部隊人數越來越多時﹐給養問題就變得越來越嚴重。過去在城市鬧革命﹐有源源不斷的盧布支持﹐現在上山為匪﹐沒指望了。軍官和士兵﹐包括毛澤東本人和其他領導人﹐天天要吃飯﹐不可能長期餓肚子﹔槍炮子彈﹑各種軍需﹐都要用錢去購買。在無情的財政壓力下﹐喊盡漂亮口號的中共﹐暴露了猙獰面目﹐用槍桿子逼着商會攤派﹐脅迫富家捐款。情勢緊急時﹐甚至搶劫銀行﹐進行綁票勒索﹐與土匪毫無二致。
後來﹐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訪問延安時﹐曾追問毛澤東﹕“井岡山時期﹐蘇區的面積只有那麼大﹐人口不到200萬﹐每年稅賦有限﹐你是怎樣解決幾十萬紅軍軍糧軍餉的﹖”
毛澤東顧左右而言他﹐迴避了斯諾的問題。
毛澤東為什麼不直說呢﹖顯然有難言之隱﹐深知自己做了見不得人的事。
原來﹐從1927年竄入井岡山搞武裝割據開始﹐毛澤東領導的紅軍﹐一直是沿襲“打土豪”的辦法來解決軍糧軍餉。這是最重要﹑最快捷﹑最現實的經濟來源。所謂“土豪”﹐就是被共產黨逼得組織武裝保衛本鄉本土的大地主。
他們每“解放”一個地方﹐便把那裡的“土豪”通通殺掉﹐奪取其財富充作軍糧軍餉。“赤區”（共產黨佔領地區）大大小小的“土豪”打光﹐沒得油水可撈了﹐便派出突擊隊﹐趁月黑風高之夜﹐到“白區”去打“土豪”﹐斬盡殺絕﹐擄掠一空……這些土匪行徑﹐引起地主和富裕人家的強力武裝抵抗﹐雙方燒殺﹐愈演愈烈。
當年燒殺最嚴重的地區﹐不是“赤區”﹐也不是“白區”﹐而是“赤白交界區”。在這種所謂“陰陽地界”﹐當彼此燒殺惡化到極點時﹐便形成長﹑寬數十里的無人地帶。當年﹐在湘鄂西邊境﹐有三十里寬的長條形地帶不見人煙。而且﹐這種絕滅人煙的地帶﹐隨着國共雙方勢力的消長而漂移﹑擴大﹑延伸﹐連帶附近地區的經濟都陷入長期蕭條的窘境。出現這種亙古未有的慘狀﹐善良的人們難道還會相信“中共是為窮人謀福利”的宣傳嗎﹖
農民進行燒殺後﹐地主報復將農民家人殺盡﹐房屋燒掉﹐於是﹐這個農民變成無家可歸者﹐心中少了掛念﹐從此便死心塌地跟着共產黨拼命造反﹐盼望有朝一日再殺回去。另一方面﹐地主士紳恣意燒殺後﹐也心知肚明漏網逃脫的農民必將報復﹐便組織團防武裝千方百計防範﹐一旦形勢變化﹐稍有風吹草動﹐趕緊逃之夭夭。從此﹐他們也就從政治上﹑經濟上﹐死心塌地支持國民黨了。
幾千年來﹐中國一直是文明禮義之邦﹐受儒家傳統文化優良道德的教化與熏陶﹐在農村中﹐上下不相慕﹐貧富兩相安﹔長幼尊卑﹐秩序井然。鄰里之間﹐敬老愛幼﹐互相幫助﹐一直是祥和﹑安寧的。特別是那些慷慨的財主﹐憐貧惜老﹐救濟窮人﹐修橋補路﹐助教興學……千百年來一直是農村中善良和仁慈的源泉﹐是農村社會穩定的中流砥柱。當年人們篤信神佛﹐廣為傳播的佛教﹑道教﹐都是宣揚人性善良的﹐要求大家做好事﹐要有愛心﹐要謙虛﹑禮讓﹐同情老弱病殘……忽然間﹐共產黨“階級鬥爭”邪說橫衝直撞﹐挑起貧富之間的極端仇殺﹐赤色恐怖和白色恐怖交替﹐攪得烏煙瘴氣﹐鬼哭狼嚎﹐使農村變成慘不忍睹的人間地獄。
當年有一個很奇特的現象﹕領導農民運動的幹部﹐基本上都是年輕的知識分子黨員。那個年代﹐家裡有錢送子弟讀到中學以上學歷的﹐不是大地主豪紳﹐便是大官僚大商人。這些青年加入共產黨後﹐被“階級鬥爭”思想毒化﹐一個個邪靈附體﹐特別狂熱﹐執行上級指示﹐寧“左”勿“右”﹐往往比上級的政策更左。
地方豪族後裔﹑父親為武秀才﹑教會學校出身﹑留法勤工儉學的高材生﹑共產黨員何長工﹐回國後隱瞞共產黨員身份﹐出任縣團防局局長。在農民運動中﹐利用職務之便﹐殺了300余士紳﹐地方上贈以“大暴徒”之惡名。
夏曦是留蘇的所謂“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之一﹐對1930年代蘇聯的“肅反”有親身體驗﹐相當傾慕斯大林掌控的克格勃。1931年4月﹐中共中央領袖王明派他去領導“湘鄂西邊區”。這位“欽差大臣”到達蘇區之後﹐立即效仿蘇聯建立“政治保衛局”﹐並親自主持工作﹐特別強調黨內鬥爭和審查幹部。為了確立黨的控制﹐大規模殺戮潛在的反對派﹐許多幹部都在“莫須有”的罪名下處死。夏曦後來到了洪湖﹐與地方黨領袖發生爭執﹐他立即組織“肅反委員會”﹐審查全體黨員﹐大抓“反革命分子”。賀龍後來回憶說﹐夏曦殺了幾個月﹐一共殺死一萬多人﹐洪湖的縣﹑區幹部﹐差不多都殺光了﹔紅軍也被殺掉一萬左右﹐殺了幾十個紅軍連長。這位表面文質彬彬的白面書生﹐“殘酷打擊﹑無情鬥爭”﹐下手之狠毒﹐絕不留情。他看着柳直荀被拖到鬥爭臺上亂棍暴打得喊救命﹐這時﹐只要他站出來說一句話﹐柳便可得救。但他卻閉着嘴一言不發﹐眼睜睜地地看着一同參加革命的老同學被活活打死。
從1931年起﹐國民黨不斷發動對江西蘇區的圍剿﹐戰爭一次比一次慘烈。到第五次“反圍剿”前﹐紅軍計劃在一年內擴充兵員15萬。當時蘇區人口不超過200萬﹐從1933年8月到1934年7月﹐勉強“擴紅”11萬﹐致使農村中出現看不到青壯年男人的現象。但由於沒有完成上級下達的“擴紅”任務﹐便採取強迫的方式﹐見一個﹐抓一個﹐抓去當兵（與國民黨“抓壯丁”一模一樣）。結果紅軍部隊中﹐許多士兵一有機會﹐便設法“開小差”。
除“擴紅”之外﹐“反圍剿”更需加強對農民人力﹑物力和財力的動員﹐中共先是“借糧”﹑隨後又“征派勞役”﹐“發行公債”……根據戰爭總需求的預算額度﹐一一攤派到各縣﹑各區﹑鄉﹐強迫基層干部拼死完成任務。由於“課征”任務太重﹐超出貧苦農民的承受能力﹐基層幹部便施展千奇百怪的動員方式﹐好話說盡之後﹐繼之以欺騙﹔軟硬兼施的欺騙不奏效﹐便露出猙獰面目﹐使用暴力強搶惡要。任務仍然完不成﹐便派高級幹部組織“突擊隊”﹐下基層去強制執行“課征”。無奈大多數貧苦農民家中已經“課征”得一乾二淨﹐仍然無法完成任務。由於軍情緊急﹐便對幹部使用“開除黨籍”和“撤銷職務”的“懲罰主義”﹐甚至上綱上線到“黨內兩條路線鬥爭”的高度。戰爭最困難的時候﹐隨便給完不成任務的幹部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就地槍決﹐一大批地方幹部因此被殺……蘇區出現了所謂“過度動員”現象。兵源﹑財力﹑物力匱乏﹐幹部﹑群眾離心離德﹐無論前方部份將士如何英勇﹐都難以抵擋國民黨五﹑六十萬大軍排山倒海之勢的“第五次圍剿”。
當年﹐國民黨採用德國軍事顧問“構筑碉堡﹐步步為營”的策略﹐準備一步一步縮小包圍圈﹐將中共中央及紅軍一網打盡。這一絕密軍事計劃﹐在執行中不幸被中共埋伏在國民黨內的高級間諜獲悉﹐派人連夜突破幾道封鎖線﹐送到周恩來手中。趁國軍包圍圈尚未合龍之前﹐中共率紅軍連夜緊急“突圍”﹐放棄蘇區﹐慌不擇路﹐往西逃竄。
第五次“反圍剿”中發生的“過度動員”﹐完全暴露了中共軍閥割據的本質﹐哪裡還有半點“為貧苦農民謀福利”的影子﹗
“收拾金甌一片﹐分田分地真忙。”這是毛澤東在“土地革命”時期寫的一首詞中的兩句。乍一看去﹐景象何等美好﹐農民分到田地﹐真是幸福極了。但是﹐了解上述歷史真相後﹐你就知道當年蘇區農民有多苦。當時﹐中共成立的所謂“蘇維埃”﹐不是合法政府﹐根本沒有資格頒發“產權證書”。中共分給蘇區農民土地的證明﹐是不具備產權資格一紙空文﹐根本不是“田契”。用這種虛假的“使用權”欺騙農民﹐將其綁架在自己的戰車上﹐然後借口“反圍剿”需要﹐把他們榨取得罄空。最後﹐給他們留下的卻是吞不盡的“苦果”——人為製造了一大批不共戴天的仇敵。
1934年10月﹐中共和紅軍“拍拍屁股”﹐一走了之﹐拋下無處可逃的可憐的蘇區人民來承受“人為製造階級鬥爭”的惡果。當地主士紳隨國民黨部隊殺回老家之後﹐手無寸鐵的蘇區人民除了引頸受戮﹑血流成河﹐還有什麼別的辦法呢﹖——當年﹐蘇區青年壯男人全部投入戰爭﹐被斬盡殺絕﹔命大的“把腦袋別在褲腰帶上”﹐跟共產黨走了。除了戰爭中死亡的人﹐國共雙方究竟殺了多少人﹖兩黨都諱莫如深﹐史無記載。人們只能從人口統計數字﹐來想像當年戰爭之殘酷和慘烈。1927年統計﹐江西省人口有兩千多萬。1934年10月﹐中共和紅軍逃走後﹐1936年再進行統計﹐人口只剩下一千多萬。八年戰亂﹐五次“圍剿”和“反圍剿”﹐整整減少一千萬﹐到底戰死﹑殺死﹑餓死﹑逃亡多少人﹖無法統計。
人民啊人民﹐苦難的人民（主要是農民）﹗暴君魔頭﹑“英雄豪傑”們製造的苦難﹐都由你們獻出鮮血來承擔﹐來洗刷﹐屠伯們卻逍遙法外﹐將他們的罪惡無聲無息掩蓋于浩瀚的歷史長河之中。——這就是中國共產黨30年代“土地革命”﹐帶給蘇區農民的惡果。
第三件大事﹕“解放戰爭”
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和“西安事變”﹐挽救了瀕臨滅亡的中國共產黨。
“西安事變”後﹐為了騙取國民黨的信任與合作﹐讓國民黨不再剿共﹐中共承認蔣介石的全國領袖地位﹐承認他是領導抗日的統帥﹔承諾放棄“土地革命”﹐不實行“耕者有其田”﹐只進行減租減息。也就是說﹐中共承諾不殺地主﹐不沒收地主的土地和財富﹐只要求他們減輕農民的負擔……於是﹐第二次“國共合作”得以實現。
“國共合作”後﹐國民政府將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和“新四軍”﹐並按照部隊編制發給給養﹑槍支彈藥和其它裝備。換言之﹐就是國民黨出錢幫共產黨養軍隊。既然接受了改編﹐接受了軍餉錢糧﹐八路軍和新四軍理應服從國民政府及其統帥蔣介石的統一指揮和調遣﹐開赴前線﹐奮力打擊日本侵略者。但是毛澤東深謀遠慮﹐他指示八路軍﹑新四軍不要聽蔣介石的命令﹐儘量躲避日軍鋒芒﹐不與日軍發生正面衝突﹐千方百計保存和擴大自己的實力。例如﹐1936年中共中央在陝北站穩腳跟後﹐毛澤東即命令紅軍“東征”——“東渡黃河﹐去打日本鬼子﹗”實際上﹐通過斥侯（偵察兵）毛澤東早已知道當時黃河之東沒有什麼日本軍隊。於是﹐紅軍大張旗鼓東渡黃河﹐吶喊幾聲﹐虛晃一槍﹐然後發動河東貧苦青壯年農民參軍﹐擴編部隊一萬多人﹐“凱旋”延安。
一開始﹐中共內部一些有民族危亡感的高官﹐對毛澤東不抗日的消極態度﹐很不理解。特別是性格豪爽﹑真心抗日的身在華北前線的彭大將軍﹐1940年8月8日﹐竟在未收到中央回電的情況下﹐擅自下達命令﹐發動對日軍的“百團大戰”﹐在多條戰線同時出擊。彭德懷的請示電報是7月22日呈送延安毛澤東的﹐為什麼遲遲不見毛批復呢﹖因為毛澤東要保存實力﹐不願拿中共的主力部隊與日本人拼。但他口頭上也大喊“抗日”﹐不好直接出面反對﹐便故意拖延﹐不予回復﹐讓彭德懷猜謎語﹐體會領袖內心深處的難言之隱。如果彭德懷自己作決定去打﹐打贏了﹐是“黨的領導好”﹔壞了事﹐則拿彭是問。倒是蔣介石深明大義﹐于9月4日向朱德﹑彭德懷發來“嘉獎電”。在這種情況下﹐延安不得不于9月18日在紀念“9.18”事變9週年大會上﹐順便“慶祝八路軍百團大戰勝利”。這場戰役使侵華日軍“深刻反省”﹐過去小看了八路軍。於是﹐抽調精銳部隊向華北地區大舉反扑﹐進行殘酷的“掃蕩”﹐實行“殺光﹑搶光﹑燒光”的“三光政策”﹐中共根據地一度縮小了三分之一。1945年日本投降後﹐在中共總結華北抗戰會議上﹐彭德懷成為眾矢之的。與會者一致認為“百團大戰”的實際受益者是蔣介石﹐“過早地暴露了我軍實力”﹐是“戰略錯誤”和“路線錯誤”。真心抗日﹑打了勝仗的彭德懷將軍只好深刻檢討﹐以求自保。
在毛澤東保存和擴大實力的指導思想下﹐八路軍和新四軍﹐哪裡會服從國民政府的指揮與調遣呢﹖他們不但不服從調遣﹐反而時時鑽空子﹐不斷挑舋﹐屢屢與國民黨的部隊發生“磨擦”。1941年1月﹐國民黨忍無可忍﹐終於在安徽南部將不聽命令的新四軍一舉擊潰﹐俘獲包括軍長葉挺在內的9000多官兵。這本來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但共產黨在重慶發行的《新華日報》卻發表周恩來的詩﹕“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大肆作反面宣傳。不明就裡的“民主人士”和知識分子中的一些書獃子﹐都跟着“左派文人”起鬨﹐大罵國民黨和蔣介石。共產黨在歷史教科書中欺騙人民﹐稱這次事件為“皖南事變”。
八路軍和新四軍一貫不抗日﹐不服從指揮﹐國民政府沒有辦法﹐只好在1940年10月﹐停止財政撥款﹐用毛澤東的話說是“蔣委員長不給我們開飯了”。此舉立竿見影﹐中共“邊區政府”發生嚴重的財政危機。中共一方面開展所謂“大生產運動”自救﹐表面上像《南泥灣》那首歌一樣唱得好聽﹐要把陝北變成江南。實際上﹐研究一下陝北開荒和糧食產量的數字﹐就可以看出破綻﹕
1939年開荒25136畝﹐收穫糧食388500公斤﹐平均畝產約15.4公斤﹔
1940年開荒20679畝﹐收穫糧食360000公斤﹐平均畝產約17公斤。
對比後來“大躍進”年代畝產10萬斤﹐產量怎麼這麼少﹖收穫量與播下的種子重量差不多。原來﹐開荒的土地並沒有全部用來種糧食﹐由任弼時﹑王震﹑南漢宸等人領導﹐大面積種植“肥皂”。——“肥皂”是工廠生產的﹐哪能種得出來呢﹖原來種的是罌粟﹐製成鴉片煙﹐詭稱“肥皂”（又稱“土特產”﹑“特品”﹑“特貨”）﹐偷偷運出根據地﹐通過販毒黑社會集團﹐從地下渠道銷售給國統區﹑日佔區的千千萬萬同胞吸食﹐換回中共急需的軍用﹑醫藥等物資。當有正義感的幹部﹑戰士對此提出意見時﹐毛澤東說﹕“雖然種植﹑加工和出售鴉片不是件太好的事情﹐但要向人民﹑幹部講清楚﹐政治局一致支持……在目前的形勢下﹐鴉片要起打先鋒的革命作用。”主持鴉片貿易的中共頭目鄧發說﹕“過去﹐我們一串串大車將鹽和鹼運出去﹐回來時一個錢袋還是癟癟的﹐沒裝滿﹔現在﹐送出去一袋‘肥皂’﹐就能夠帶回滿滿一大車錢。用這些錢向國民黨買槍炮子彈﹐回頭再用這些槍炮子彈收拾他們﹗真是花得來。”——中共不惜犧牲民族利益﹐種植鴉片毒害人民換取自己的生存。
為了解決財政危機﹐中共的另一手是“糾正片面施行仁政”的做法﹐組織“徵糧工作團”下鄉徵糧……後來有回憶錄寫道﹕“老百姓‘自願’把家中的糧食交上來﹐寧願以野菜度日﹐也不讓八路軍子弟兵挨餓。”——真是暴露醜聞的絕妙好辭﹗與此同時﹐大幅度增加稅賦﹐農民稅負一下子增加十多倍﹐暴露了中共需索無窮的猙獰面目。為了躲避“猛如虎”的苛政﹐農民紛紛逃出“解放區”﹐寧願到“國統區”去當地主的長工。大膽農民甚至詛咒﹕“毛澤東天打雷劈﹗”
“八年抗戰”結束時﹐養精蓄銳的中共﹐從1935年到達陝北後的兩﹑三萬人馬﹐擴展到1945年的200-300萬軍隊。後來﹐1959年毛澤東在“廬山會議”批判彭德懷說﹕“（抗戰時）一些同志認為日本佔地越少越好。後來才統一認識﹐讓日本多佔地﹐才愛國﹐否則變成愛蔣介石的國了。”在飛揚跋扈﹑信口開河之中﹐毛澤東又說漏了嘴﹕“（抗戰勝利後國共和談時中共提出）‘和平民主新階段’﹐是為了爭取時間﹐準備奪取政權。日本投降早了一點﹐再有一年我們就會準備得更好一些。”——如果日本晚投降一年﹐共產黨的實力確實可以增強不少﹔至於國家受多大損失﹐老百姓多死多少人﹐多受多少罪﹐那就不在毛澤東的考慮範圍之內了。
中共向來喜歡夸大自己“功勣”﹐我們可以到他們自己編寫的“抗日功勞簿”上去查一查﹐抗日戰爭時期﹐除已知的“平型關大捷”（實際是與日軍非正規軍的後勤輜重部隊作戰）和“百團大戰”之外﹐還發動過哪些戰役﹖犧牲了哪些高級將領﹖死傷了多少八路軍戰士﹖……中共自吹自擂的“抗日功勞簿”上沒有記載﹐也就是說他們沒有什麼值得吹噓的。
1945年“8‧15”日本投降後﹐中共瘋狂搶佔日佔區﹐不斷擴大地盤﹐為打敗國民黨蔣介石﹐“解放”全中國﹐奪取政權﹐積極準備內戰。
毛澤東一方面在報紙﹑電臺上﹐厲聲指責國民黨準備打內戰﹐搶佔“輿論制高點”﹔另一方面﹐暗中積極備戰。他“棋高一着”﹐認定“動員廣大貧苦農民參軍﹑支前﹐是內戰勝利的決定性因素”。因此﹐需要通過“某種手段”發動農民。用什麼“手段”才能發動最講究眼前現實利益的貧苦農民呢﹖只有分給他們土地﹐讓他們得到“實惠”﹐貧苦農民才會感恩戴德﹐參軍﹑支前。
毛澤東為什麼認定“動員廣大貧苦農民參軍﹐是內戰勝利的決定因素”呢﹖城市里的年輕人﹐難道不可以應徵入伍嗎﹖
那時候戰亂頻仍﹐民間流傳的一句話是“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一般來說﹐城里人比較富裕﹐即使是城市貧民﹐也不大願意讓自己的子弟去當兵“堵槍眼”。在那個多災多難的年代﹐農村非常貧窮﹐許多貧苦農民糠菜半年糧﹐沒有飽飯吃﹐當兵則可以吃飽飯。因此﹐當年民間稱部隊為“糧子”﹐部隊進村叫“糧子來了”﹐貧苦青年農民去當兵叫做“吃糧去”。
20世紀40年代末﹐中共發動與國民黨的內戰﹐是“熱兵器”時代輕﹑重機關槍普遍應用之後﹐世界軍事史上最慘烈﹑死人最多的戰爭﹐因為中共使用的是“人海戰術”。
中共的戰略戰術是﹐遭遇敵軍﹐沒有十足把握打勝仗的時候就跑﹐迴避敵軍鋒芒﹔一旦遇到機會﹐便用五﹑六倍﹐甚至十倍的兵力把敵軍層層包圍起來﹐要求全部殲滅敵軍。但是﹐形成包圍圈之後﹐並不馬上打﹐而是圍而不打。拖延時間的目的是﹕一方面加深敵軍恐慌﹐挫其銳氣﹐動搖其軍心﹐消耗其物資儲備﹔另一方面﹐充分做好“我軍”的戰前準備工作。
發動內戰之前﹐中共將“八路軍”﹑“新四軍”更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軍”招收新兵入伍,要戴上大红花，彂動羣眾敲鑼打鼓歡送。進入訓練營地之後﹐黨員幹部和部隊首長﹐要反反復複向頭腦簡單﹑不識字（個別識字也不多）的新兵灌輸“為什麼要打仗﹖”的歪把道理。當時中共“解放軍”中有幾首新兵必須學會﹑天天唱的歌曲﹐其中一首歌的歌詞頗具代表性﹕
“我為誰人來打仗﹐為誰來打仗﹖
為了爹﹐為了娘﹐
為了窮人得解放……”
利用人類最純朴的父﹑母深情﹐來動員士兵為共產黨奪權賣命。
經過灌輸﹑洗腦和速成軍事訓練後﹐新兵編入減員的部隊並隨部隊開赴戰場。大戰之前﹐按照慣例先進行動員﹐開小組會﹐班﹑排會﹐連隊動員大會……小會大會﹐層層發動﹐深入細緻地做好每一個戰士的思想工作。會上每個士兵都要“憶苦思甜”﹐回憶和訴說過去“受地主階級剝削壓迫”﹐生活怎麼怎麼苦﹔共產黨來了之後﹐打倒地主分了田地﹐才過上幸福日子……即使最不願意開口說話的腼腆戰士﹐也要照幹部講的話重複一﹑兩句。只要這個戰士紅着臉照念兩句﹐即使念得結結巴巴﹐班﹑排長馬上予以表揚﹐充分肯定。讓戰士們都知道﹕“說得好不好﹐是水平問題﹔說與不說﹐是態度問題”。
這樣一來﹐就發現幾個能說會道的戰士和他們生動的故事﹐然後對這些戰士進行個別輔導和訓練﹐經過演習和加強表演效果後﹐讓他們在掛滿紅旗﹑貼滿標語﹑嚴肅而又有上級首長參加的戰前誓師大會上登臺演說。這些積極分子戰士﹐演說時個個表情真摯﹐慷慨激昂﹐說到動情之處﹐義憤填膺﹐聲淚俱下……於是就有人帶領呼喊口號﹐一呼百應﹐全場吼聲如雷﹐形成特別激動人心的氣氛和極其熱烈火爆的場面。在這種群氓相競﹑群情激憤的場面下﹐個別頭腦比較清醒的人﹐都會喪失自主思維能力﹐跟着喊叫﹐產生無法抑制的激動。於是﹐戰士們紛紛搶着登臺向首長表決心﹐寫“決心書”﹑“請戰書”﹑割破手指寫“血書”﹑向父母﹑家屬寫“遺書”……紛紛表示不怕犧牲﹐要衝鋒在前﹐為“共產主義事業”貢獻自己的一切﹔要在戰場上立功﹐爭取“火線入黨”……連隊黨支部掌握着所有幹部﹑戰士的思想情況﹐要求人人寫決心書﹐沒有一個不寫的﹔即使不會寫字﹐也要請別人寫好﹐蓋上自己的手模。再加上給戰士家裡掛“光榮軍屬”牌子﹐給家鄉父老寄“立功獎狀”﹐許諾“火線提干”……“空頭支票”似的“褒獎”手段用盡。於是﹐指揮員和戰士們的鬥志被激發了﹐整個部隊就像要爆炸一樣那麼熱烈﹐只等戰鬥命令下達﹐積蓄的能量就會瘋狂地噴薄而出﹗
火爆而又熱烈誓師大會散會後﹐又大魚大肉大吃大喝一頓。回到宿營地﹐大部份懵懵懂懂的年輕戰士還沉浸在興奮之中﹐興高采烈﹐有說有笑……但是﹐如果細心觀察﹐可以看到有那麼幾個老成的戰士臉色鐵青﹐兩眼發直﹐低頭不語……這幾個人心裡明白﹐在明天的戰鬥中﹐死亡即將降臨﹗就寢後﹐半夜裡還聽到有人翻來覆去﹑唉聲嘆氣……思念父母﹑老婆﹑孩子﹐傳來低低的掩泣聲……
毛澤東和中共喪失人性﹐喪盡天良﹐殘酷地把“解放軍”戰士物化了﹐把他們看作是奪取全國政權的工具﹐對他們的思想和行動進行“捆綁式”的全面控制﹐使他們成為整架奪取政權機器上一顆顆馴服的螺絲釘﹐裹脅着他們一步步走向死亡﹗
儘管幾位戰士私下裡心情沉重﹐但在人前﹐特別是在黨員﹑排長﹑連長面前﹐還是打起精神﹐烏黑的臉膛上強裝出勉強的笑容。而且﹐一旦上了戰場﹐人人都遵守諾言﹐衝鋒在前。這是為什麼呢﹖因為﹐久經沙場的林彪等戰爭魔王研製出一種所謂“三三制”的戰術﹐控制戰場上所有戰士只能勇往直前﹐絕對不准後退半步。“三三制”是三個戰士（其中至少有一個黨員）組成一個戰鬥小組﹐形成一個小三角形﹔三個戰鬥小組﹐又形成一個大三角形……戰場上聽到吹響衝鋒號﹐所有戰士都得冒死往前沖……只要回頭看一眼﹐就會被後面的黨員一槍擊斃。
中共軍事家深深懂得﹐在槍林彈雨﹑你死我活的戰場上﹐是決不容許回頭看的。回頭看就是怕死心理的反應﹐就可能往後逃跑。只要有一個人往後逃跑﹐就可能帶動三﹑五個人往後逃跑﹔三﹑五個人往後逃跑﹐就會帶動一群人往後逃跑……產生連鎖反應﹐兵敗如山倒……所以﹐上戰場之前﹐每一個戰士都知道﹐只能向前﹐絕對不能回頭看﹐回頭看就是死路一條。但這個信息的傳遞﹐不是大會上首長作報告說的﹐笑容滿面“慈祥”的首長哪裡會說這樣的混脹話呢﹖而是讓一﹑兩個牛高馬大﹑脾氣火爆的黨員戰士﹐在與戰士們閑談時﹐故意大聲吼道﹕“他媽的﹐哪個孬種回頭看一眼﹐老子一槍斃了他﹗”臨戰之前，層層傳逹“戰塲紀律”：“重傷不哭叫（怕影嚮軍心），軽傷不下火線，違紀就地正法！” 因此﹐戰士們都心知肚明﹐回頭看是死路一條﹐死了叫“叛徒”﹔不如往前沖﹐死了還“光榮”﹐是“烈士”……所以﹐中共的軍隊﹐無論是紅軍﹐還是“解放軍”﹐內戰時都無比勇敢﹐不顧一切﹐瘋狂地前仆後繼﹐頂着密集的機槍子彈﹐一批一批﹐踐踏着戰友的屍體往前沖﹔自己倒地變成屍體後﹐又承載着一批批戰友往前沖……有軍事評論文章說﹕只要參加了中共部隊﹐就是進了屠宰場﹐到時候﹐自然有輸送帶把你送進絞肉機……一次衝鋒沒打死﹐二次﹐三次……總有一次﹐便“光榮”了。子彈長了眼睛沒打中﹑命大活下來的﹐極少極少。
中共軍隊在抗日戰爭時期﹐儘量迴避日軍鋒芒﹐沒有打過硬仗。打內戰則不同﹐除了“運動戰”之外﹐多數時候要打“攻堅戰”﹐“殲滅戰”﹐需要主動進攻。把敵軍層層包圍起來﹐到一定時候﹐就得發起總攻。軍部首長在作戰計劃中制定的“總攻時刻”﹐是非常嚴肅的如山軍令﹐絕對不能違反。到時候﹐不管敵軍的明碉暗堡是否全部掃除﹐只要衝鋒號一吹響﹐所有戰士都要從戰壕裡跳出來﹐往前沖。四面八方﹐槍林彈雨﹑硝煙瀰漫﹑喊殺沖天……戰士們排山倒海地撲向敵軍陣地……這就是中共著名的“人海戰術”。
電影裡面演過這樣的場面﹐但多數是“我軍”漫山遍野扑過去﹐敵軍慘敗﹐“我軍”勝利﹐倒下去的人很少……只有《董存瑞》這部電影﹐因為需要激發董存瑞捨身炸碉堡的決心﹐才閃過幾組“解放軍”戰士在敵軍碉堡裡機槍的掃射下﹐一片片倒下去的真實鏡頭……也只有在眼看着戰友們一批一批倒下﹐為了挽救後續戰友的生命﹐才能瞬間產生犧牲自我“捨身炸碉堡”﹑“用胸膛堵機槍眼（黃繼光）”的“特級戰鬥英雄”。
國民黨部隊的兩位機槍手﹐曾坦言他們在“人海戰術”中主動放下武器的經過。
一位當機槍手的“解放戰士”（原在國民黨部隊﹐被俘後又參加“解放軍”的戰士）﹐評為戰鬥英雄後在慶功會上發言說﹕“我原來在國民黨部隊當機槍手﹐打仗時也很勇敢﹐多次被評為戰鬥英雄。但那時當英雄有罪﹐因為我用機槍掃射的是我們的部隊。‘解放軍’排山倒海沖過來﹐我用機槍撂倒一片﹐又湧上來一片﹔又撂倒一片……打死無數的人﹐打得我雙手發軟﹐但還是咬緊牙關打。我有罪﹐被我打死的農民弟兄太多太多。最後那次﹐打得機槍管都發紅了。我心裡想﹐我這是幹什麼﹖不能再殺人了﹐便把機槍一撂﹐槍管馬上折彎了……就這樣被俘過來﹐成了‘解放戰士’……”
另一位國民黨部隊的機槍手﹐被俘後經過教育﹐“覺悟”沒有提高﹐回老家當農民去了。他後來對朋友說﹕“我是有罪的人﹐當年殺人太多。共軍衝鋒號一吹﹐黑壓壓一大片如山如蟻般地涌過來。我用機槍橫着掃﹐像倒堤一樣﹐倒了一堵﹐又湧上來一堵。我又直着打﹐在黑壓壓的人群中打出一條筆直的‘通道’﹐但只要一歇火﹐兩邊的人群立即如潮水般的擠過來﹐一瞬間‘通道’就合龍了……最後我想我不能這樣殺人了﹐我的良心命令我放下機槍﹐舉手投降。後來﹐共產黨勸我加入‘解放軍’﹐無論他們怎麼勸﹐我不想再當殺人的劊子手﹐於是就回了老家……”
這位讀過幾年老書的機槍手還說﹕“共產黨只要打勝仗﹐從來不愛惜士兵和下級軍官。我們中國古代岳飛等名將﹐非常注重‘愛兵如子’﹐但共產黨根本不把士兵當人。打仗時﹐既有明碉堡﹐也有暗碉堡。他們把明碉堡炸掉後﹐火力偵察發現不了暗碉堡﹐便驅趕一批士兵沖上來﹐暗碉堡的機槍撂倒這一片人﹐被發現炸掉後﹐再驅趕另一批士兵衝鋒﹐去發現另一座暗碉堡……最後取得戰爭的勝利。”
這兩位國民黨的機槍手為什麼被俘﹖他們是被“人海戰術”嚇懵了﹐良心發現﹐不願這樣殺人﹐才放下槍械﹐舉手投降。“人海戰術”對敵軍的心理威懾﹑意志削弱和戰鬥力的瓦解﹐可見一斑。
一般兵書認為﹐進攻方和防守方的人員傷亡比例﹐在3:1—9:1之間。中共從來不公佈歷次戰爭中真實的傷亡人數﹐所有已公佈的數字﹐不是有目的地夸大﹐就是有目的地縮小。據有關軍事專家估算﹐在1947-1949年內戰中採用“人海戰術”﹐由於是在平原開闊地帶打仗﹐沒有地形掩護﹐傷亡人數可能超過“攻防傷亡比”的上項。毛澤東曾經承認﹕殺敵一萬﹐自損三千。這是引用古代兵書的說法﹐他沒有說實話。三年內戰﹐中共誇耀消滅蔣介石800多萬軍隊﹐自損多少﹖只有天知道﹗按下項3:1計算﹐也是數以千萬計。“遼沈”﹑“平津”﹑“淮海”三次大決戰後﹐“解放軍”南下時﹐士兵換了一茬又一茬﹐不計其數﹔所有下級軍官都已打光﹐竟然找不到充任連長﹑排長的合適人選……只好臨時胡亂湊合一些僅僅參加過一次戰鬥的士兵﹐去帶兵和訓練新兵。
至於“支前”主要是﹕榨取農民的糧食﹑棉花﹑食油﹑肉蛋﹑菜蔬等農產品供應前線﹔讓老弱婦孺緊急趕制軍衣﹑軍鞋﹑軍被等大量軍需品﹔再就是運輸﹐要將槍砲彈藥﹑各種軍需品﹑吃﹑穿等生活用品﹐日日夜夜火速運送到前線﹔在火線還要組織擔架隊救護傷員……這些繁重的﹑有危險性的“苦力活”﹐都要動員分了田地的貧苦農民承擔。
“人海戰術”死人無數﹐需要發動億萬貧苦農民參軍﹐才有源源不斷的砲灰供應前線。所以﹐毛澤東認定﹕只有動員廣大貧苦農民參軍﹐才是內戰勝利的決定因素﹗
在《毛澤東選集》第四卷裡﹐讀完那些指揮三大戰役的電報文稿﹐人們對毛澤東“料事如神﹑指揮若定”佩服得五體投地（其實是打入國民黨高層間諜提供情報後的決策）﹐驚嘆毛澤東的“軍事天才”﹗但是﹐當人們了解上述“人海戰術”的真相後﹐才知道“偉人”之所以“偉大”﹐是因為他站立在“用千萬農民戰士白骨堆成的高山”之巔﹗
古詩云﹕“一將功成萬骨枯﹗”套用這飽含血淚的詩句﹐將“一黨登臺億骨枯”贈送給中共﹐實不為過。通過“慘絕人寰﹑尸橫遍野﹑血流成河”的三年“解放戰爭”﹐用數以千萬計青壯年農民戰士的血肉之軀鋪路﹐中共終於把國民黨蔣介石趕下了海﹐取得“解放戰爭”的勝利﹐並竊據中國大陸﹐建立了共產王朝。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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