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13日訊】中國民間維權活動雖然自中共建立政權以來就從未停止過，但是，真正形成規模并對整個社會進步產生深刻影響的維權運動應是始于2003年，也就是人們常稱的 “公民維權年“或“新民權行動元年”。在這一年里，發生了几起影響深遠的公民維權活動，如蔣彥永披露薩斯病真相所引發的要求新聞透明的運動，孫志剛在收容所被暴打致死所引發的要求取消“收容遣送”的請愿運動等。与此同時，各地罷工抗議此起彼伏，据中共中央“嘹望”周刊發布的統計數字，2003年中國國內共發生了有三百万人參加的五万八千次抗議活動，比2002年增加了15%。

如果說2003年是公民維權運動蓬勃興起、維權意識開始覺醒的一年。那么，2004年則是維權運動風起云涌、并向整個社會全面推進的一年。從年初中國民主党党員劉飛躍在街頭征集簽名，2月份余杰、任不寐等44名獨立知識分子發起要求教育改革的簽名活動、丁子霖等“六四”難屬提案要求重新審議、蔣彥永醫生上書要求為“六四”正名及其后的“万人簽名聲援蔣彥永上書”活動，到下半年各地風起云涌的民眾上訪事件，民罷官簽名運動，農民抗暴与工人抗議事件等，將民間維權運動推向了一個新的高潮。其中最著名的有重慶万州万人暴動与四川漢源十万民眾抗暴事件等。据動向雜志披露，僅今年九月份全國城鄉就有310多万人次參加了各种集會游行示威抗議等。可以說，公民維權運動已經形成燎原之勢。

去年公民維權運動最重要的一個突破是，公民維權運動已經從以打擦別球為主走向直接挑戰當局。人們開始直接挑戰一些重大的侵害基本人權乃至生命權的事件，如“六四”事件及法輪功問題等。正是蔣彥永上書人大要求為“六四”正名，前北大校長丁石孫要求為法輪功平反，及年底前中國著名律師高智晟發表要求停止對法輪功進行迫害的公開信等，使這場公民維權運動達到一個新的高度。通過對過去兩年公民維權運動的回顧，可以預期，未來一段時期公民維權運動會更加如火如荼地在全國各地展開。在未來的一年里，公民維權運動可能會呈現出如下几個特點：

一，民間維權活動的規模會越來越大，政府与民間的沖突會日益加劇。這從最近發生的一系列抗暴事件就能夠看出。我估計，在新的一年里，大規模抗暴事件無論其規模与頻率都會大大超過從前，并可能朝向權力中心地帶發展，因為中國政府到目前為止所采用的手段還是鎮壓。在中國目前這种腐敗橫行，社會嚴重不公的情況下，民眾的不滿已經達到臨界點，因此鎮壓越嚴厲，反抗就會越激烈。如果有一天在某個百万人口一上的省會甚至首都北京發生万人甚至百万人大暴動事件，各位千万不要感到惊訝和意外。中華民族是一個非常容忍和謙讓的民族，但是，中國歷史上的每一次民間起義都是迅猛的。中國有句話，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當民眾被逼到牆角時，也就是當局的末日到了。

二，民間抗爭主體力量及各類弱勢群體會逐漸聯合，并朝組織化方向發展。這是形式的需要，是當局將民眾推向對立面，民眾求自保的必然結果。最近社科院農村研究所研究員于建嶸在他的報告中已經提到，各地不僅已經出現大量的農民領袖，而且已經開始了橫向聯合。不僅是農村，中國各個領域的維權人士都在朝橫行聯合的趨勢發展，比如素以君子群而不党自許的獨立知識分子群體也在走向聯合。如今可謂“一方有難，八方響應”。前不僅對劉曉波、余杰等人的捉放事件，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如今，為被捕的師濤、楊天水和失蹤的張林呼吁的聲音越來越強，這也是中國知識分子開始顯示出群體力量的表現；

三，伴隨著民間反抗聲浪越來越強烈，中國的律師們會更加勇敢地走到維權運動的前台，承擔社會從專制走向民主，從人治走向法治的轉型過程中的主導力量。過去一年來，中國有良知的律師們已經開始走上公民維權運動的前列。浦志強挺身而出擔任《中國農民調查》一書名譽糾紛案被告一方的辯護律師，李柏光幫助各地民眾從事民罷官活動，長期為民主人權人士擔任辯護律師的高智晟及郭國汀等勇敢地站出來為受迫害的法輪功群體發出聲音，周立太堅持不懈地為民工維權，還有長期站在弱勢群體一邊的張思之、莫少平、李建強、陳永苗、顧則徐等律師在社會上受到越來越多的人尊敬，其社會影響力也越來越大。事實上，只有這些法律工作者最适合扮演這一角色：在一個專制与保守的社會，較之普通民眾，他們的言論享有更多的法律保護，盡管這种保護是有限度和不确定的，但是，總的來說較其他階層和其他行業人士更能代表弱勢團體和受壓制力量發出聲音。在過去社會轉型期間的台灣、韓國、印尼、馬來西亞等地，律師們都承擔了極大的社會責任，發揮了極大的社會影響，其中一批驕驕者后來更成為總統和重要政府官員。當然，他們能在社會轉型期扮演重要角色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具有較高的專業水准，能更好地把握形勢和利用法律保護自己，比如學法律出身的印度圣雄甘地和前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均為那個時代的代表人物。

四，海內外人權民主人士与正義力量會更有效地協同作戰，各自利用自己的有利优勢為中國的維權運動作出貢獻，并進一步推動中國社會從專制走向民主，從人治走向法治，從野蠻走向文明。這一局面的形成完全有賴于网絡技術的高度發展。如果沒有网絡，海外的良心人士不可能發揮今天這种影響。

維護公民應有的權利，推動社會朝向文明進步的方向發展，不僅是民主人權運動人士的責任，不僅是有良知的知識分子的責任，也不僅是新聞工作者和律師的責任，而是全社會每一個公民義不容辭的責任，因為它不是空洞的理想，不是教條式的說教，而是与我們每個人尤其是生活在大陸的同胞息息相關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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