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12日訊】陳世忠小傳
（一）
陳世忠，1937年2月1日生於上海市。父親姓朱，據說是朱熹的後代。朱家人丁興旺，爸爸排行第九,而媽媽是獨生女，所以我從小隨媽媽姓陳。我未滿一周歲時，爸爸就病故了。爸爸去世後，媽媽抱著披麻帶孝的我向父親遺體告別，此後就永遠離開了朱家。 我只保留一張手抄的朱家家譜。

兩年後，媽媽爲了從日僞統治的虎口中將兩名愛國人士救出來，結果慘遭日本漢奸殺害，年僅二十周歲。以後，我唯一的親人外祖母全身心地關懷照顧我。外祖母對我管教甚嚴，經常偷偷地向我哭訴苦難的家史，勉勵我好好讀書，爲媽媽爭光。祖孫二人相依爲命，靠母亲留下來的微薄積蓄苦度光陰。但這種日子難以持久，加上國民黨搞的“金元券”兌換，在解放前夕,我家已一貧如洗。

（二）
上海解放後不久，外婆就死于貧病交加之中。此後，學校將我的學雜費全免，而且讓我申請生活救濟金(人數非常有限)，後改爲人民助學金，使我得以繼續讀書。我的功課極好，又積極參加社會活動，一直被選爲學生會的執行委員，1952年入團後又擔任校團總支委員。高中畢業後經過政審和全國統考，我被選拔到北京俄語專科學院留蘇預備部學習一年，然後到莫斯科史達林機床工具學院（現名莫斯科國立工業大學）留學。我常年擔任我校中國留學生會主席，主要任務是宣傳祖國成就和中蘇友好。

1957年11月17日以毛主席爲首的中國黨政代表團接見在莫斯科的中國留學生。我榮幸地和他握了手。此後我更加關心政治。爲了更好地掌握俄文，我養成了每天讀報的習慣。天長日久，我的閱讀速度變得快多了。我和許多蘇聯老師和同學的友情保持了幾十年。

留蘇五年期間，我刻苦學習，終於以優異成績獲得紅顔色的優秀畢業證書、獎狀和機械工程師的稱號。我把歷年節省下來的助學金陸續購買了五箱珍貴的技術書，滿懷雄心壯志地返回祖國。高教部副部長蔣南翔專門來火車站歡迎我們。我的內心激動極了，一心嚮往早日爲國爭光。

可是，歡迎之後緊接著就是一系列的反修報告。一個個高級領導人親自出馬，向我們介紹中蘇分歧的內幕，大肆醜化蘇聯，大量歪曲事實，許多謊言極其明顯，只能欺騙從來沒有到過蘇聯的人，這一切使我十分反感。

我被分配到甘肅工業大學任教。當時正值三年自然災害時期，我們給學生講課幾乎沒有效果。餓死人的現象時有發生，農村情況更爲嚴重，社會秩序每況愈下。我向高教部和國家科委毛遂自薦，希望繼續研究和推廣我的畢業設計課題，名爲“點嚙合齒輪及其刀具 dblquote。這是一項曾榮獲蘇聯列寧科技獎的科研成果。可是，我給國家科委主任武衡的信件杳無音信，報國無門的痛苦心情沈重地壓抑著我。

城鄉人民生活越來越糟糕，後來政府承認，在全國受災省份中，甘肅名列第一、山東第二，難怪身臨其境的我感受如此之深哩！而國際上中囯共產黨也越來越孤立。而且它越孤立就越強詞奪理。加勒比海危機使我痛感，中蘇兩黨之爭絕非紙上談兵，如果按照中央的主張做下去，第三次世界大戰遲早會發生。我想，我的學習再好，哪怕發明一千把先進刀具，當上“刀具大王”，如果党的路線不正確，到頭來還不是老百姓遭殃，免不了千百萬人頭落地。我痛感“偌大的中國，已經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了。從那時起，我就萌生了勸諫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想法。就在中蘇兩黨公開論戰白熱化，並決定舉行會談之際，我於1963年5月9日從郵局給毛澤東和赫魯雪夫發出兩封內容大致相同的掛號信，呼籲兩黨在談判中拿出誠意，既要批評對方，更要多做自我批評，消除分歧，求同存異加強團結，總之是只能談好，不能談壞，等等。

當然不會有任何回音，但是緊接著“中共中央關於國際共産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出臺。我認爲這等於是給中蘇兩黨談判敲響了喪鐘，也是間接地給我的回答。我一時興起，情不自禁地提筆加以逐條批駁，歷時一周，約四萬字。

正好那時我需要去蘇聯大使館辦理私事，我就隨身帶了這份材料動身去北京。可是，大使館門口戒備森嚴，不但不讓進去，而且把我帶到附近的派出所，不給吃喝，直到晚上，把我帶到“功德林”即第一監獄，搜身查出我的“評中共中央關於國際共産主义運動總路線的建議”。幾天後，宣佈我爲“反革命”，並正式逮捕。

（三）

我萬萬也想不到，我積極參加關於國際共産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討論也會被打成所謂“反革命”。不是說：“這僅僅是我們的建議，同志們可以贊成，也可以不贊成，有不同意見可以提出來展開討論”嗎？怎麽扯得上什麽“反革命” 052呢？我用指甲和鮮血在白牆上寫了“馬列主義萬歲”和“共産主義萬歲”等標語。審訊員提審約200次，後來就讓我寫材料，要求我把對黨中央路線、方針、政策的一切不同觀點都交代徹底。我估計，他們是想弄清楚，這個由党親手培養起來的留學生,僅僅在蘇聯生活五年，怎麽中修正主義的毒這麽深呢!而我呢？也得到了一個求之不得的機會。本來在外面就躍躍欲試地想找黨中央說說心裏話，現在既然被捕了，我還有什麽話不可以對黨講呢？於是，我就樂此不疲地寫。每寫完一篇就交出去，再要紙接著寫。一共寫了近百萬字的材料，系統地表明瞭自己的不同觀點，矛頭直指以毛澤東爲首的中共中央。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我在1964年2月29日上交的“諫黨”，約三萬字。其主要觀點有：

“——中囯共產黨一切錯誤和不幸的總根子就在於對毛主席你老人家的個人崇拜或個人迷信，而這種個人崇拜則是由於你本人的讚賞，默許和鼓勵而泛濫成災的。

——要求大家無條件地絕對服從，前提是你永遠絕對正確，不犯錯誤。如果真是這樣，當然是可喜的事情。但是，嚴酷的事實卻是我們黨無論在國內還是國際的路線，方針政策上總是一個接一個的犯錯誤。其實，犯錯誤並不可怕，哪有做工作而不犯錯誤的呢？最可怕的是，犯錯誤而不自知，不承認自己犯錯誤和今後還可能犯錯誤。這樣就孕育著犯更大錯誤的危險。

——你們口口聲聲說，馬列主義是不怕批評的。可是事實上又是怎樣的呢？遠的不說，從1957年起，哪一個批評毛澤東思想的人有過好下場呢？說得粗魯一點，在今日之中國，你老人家放個屁都是香的，哪里還談得上什麽各抒己見，自由討論呢？所以，你所倡導的“廣言路，兼聽則明”啊，“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啊，“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啊，等等，都是一些無法兌現的空話。

——我認爲，一個人的功與過不是一成不變的。蓋棺尚且不能論定，更何況是健在的活人呢？就以你毛主席爲例吧，你領導中囯共產黨和全國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國，功不可沒。可是比方說，如果有一天，你下令殺掉劉少奇的話，到那時還能說你功大於過嗎¡

——退一萬步說，假定你老人家真的不犯錯誤。但是你開創了一個十分惡劣的先例。你老人家百年之後，你的接班人儘管無論才智或威望都不如你，但也要模仿你大搞個人崇拜，要求全黨全國人民絕對服從，歌功頌德，只許擁護，不准反對，那末，黨和國家的命運就更加不堪设想。

——你們提倡“向雷鋒同志學習”。雷鋒身上有許多優點，我當然應該向他學習。但是我認爲，雷鋒是個不完善的典型，他身上有著致命的缺點，那就是唯上級的命令是從，從來不知道要反對或抵制上級的錯誤決定。“毛主席怎麽說，我就怎麽做”這句名言蘊藏著連你自己都意想不到的危險。假定全中國人民都成了雷鋒，將會怎麽樣呢？社會風氣大爲改觀，好人好事到處出現，這當然很好。可是，人人都只知道絕對服從，不知道獨立思考，連想也不敢想，又怎麽談得上發現黨中央的錯誤和幫助它糾正錯誤呢？這樣下去，以你爲首的黨中央不犯錯誤則已，一旦犯錯誤就沒有人能夠指出和幫助你們糾正，其後果更加不堪設想。想到這裏，我爲黨和國家的命運擔心極了。

——你們說我‘反黨’，好大的帽子！但是我認爲問題不在於扣什麽樣的帽子。我希望，看到我寫的材料的同志們，看看今天黨內的現實，想想自己入黨時的誓言，勇敢地起來和我一道反黨。正因爲愛黨，我才不能容忍黨的現狀。如果這也算’反黨的話，那麽我就是要堅定不移地反，不遺餘力地反，直到你們認識錯誤，改正錯誤爲止。我認爲，這才是真正的愛黨的表現。

——我做錯了事是能夠做自我批評的。我希望中共中央在接受批評和進行自我批評方面也能給我和全國人民作出榜樣來。

——我要學習你的榜樣，在你背後猛擊一掌，大喝一聲：‘你有病呀’！使你嚇出一身冷汗，然後認真對待自己的嚴重疾病。趕快回頭吧，敬愛的毛主席，否則就太晚了。

——我不會寫詩，姑且模仿古人的詩曰：“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爲真理故，二者皆可抛”；“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殺了陳世忠，難找後來人。”我擔心，今後你再也聽不到像我這樣直言苦諫的聲音了。”

審訊員通知我說：“根據你的再三請求，我們已經把你的材料全部上交給了黨中央，儘管我們認爲這樣做毫無必要”。

（四）

1981年，前來復查我的冤案的法院同志對我說：“你想想，彭老總比起你來怎麽樣？他的話他老人家都不聽，又何況你呢？”其實，我並非不知道這個嚴峻的現實。但是我奉行的原則是“說不說在於我，聽不聽在於你。”作爲党親手培養的知識份子，發現問題不說出來，我覺得對不起自己的良心。

我被判刑後，妻子和我離了婚，我又成了孑然一身。1965年底，我被武裝押送到黑龍江省的勞改農場勞動改造，曆盡艱辛，幾乎幹遍了最髒、最苦、最危險的農活和建築工地的活。在勞改期間，我努力勞動，曾經三次冒著生命危險參加救人，兩次救火。由於這些積極表現，我被摘掉了“反革命”帽子。但是我的愛人拒絕複婚，我只得繼續滯留在勞改隊裏，直到1977年底。

那時，我找到了我的親叔叔，他在哈爾濱定居。叔叔的女兒給我介紹了對像，後來結了婚。有一位難友，喜歡我的爲人，出獄後主動向哈爾濱的一家集體工廠推薦了我，我才得以離開勞改隊，回到哈爾濱。戶口就落在我叔叔的女兒那裏。這就是說，在當時的具體情況下，直系親屬、戶口和接收單位三者缺一的話，我也無法脫離勞改隊。而且，像我這種情況在勞改隊裏是相當普遍的。

我在工廠辛勤勞動三年後，國家需要人才，開始落實政策。我又萌生了專業對口、報效祖國的強烈願望。可是，一次又一次的碰壁，都是卡在政治上。儘管刑滿釋放，儘管提前摘帽，我在人們的心目中仍然是個“摘帽反革命”而已。有的單位連檔案都要去了，結果還是退了回來，不敢要！我在失望之餘，給“中國青年報”去了一封信，訴說內心的痛苦和絕望。想不到竟然遇到了熱心的好人，該報群衆工作部把我的信轉給了最高人民法院。不久就收到最高人民法院的公函，表示會儘快派人來復查我的案子。

與此同時，我的落實政策也有了進展。哈爾濱市工人業餘大學表示歡迎我去任教，我接受了該大學的聘請。

無巧不成書，就在我上班的第一天，北京來的同志找我談話，復查案件，接下來就是徹底平反。兩位熱心的法官破例地再次前來哈爾濱，找我校的上級領導單位哈爾濱市總工會談話，希望對我作出妥善安置等等。新學期一開始我就重新登上講臺，講得有聲有色，深受學生愛戴的生活又沸騰了起來了！

還在兩位北京法官前來復查案件時，我曾順便向她們提起我在嫩江農場勞改期間親眼看到的一起解放軍故意殺死無辜犯人的冤案，問她們我應該怎麽辦。她們回答說是可以向省高級法院寫檢舉信。因此，我在1981年4月15日獲到平反後第三天即4月17日，就把檢舉信郵寄給了_ 嫩江省高院，與此同時，我寄出了給胡耀邦等同志的一封決心書，又向我校黨支部書記遞交了新的入黨申請書。有趣的是，後來他說這申請書找不到了。此人早已去世，還提他幹什麽呢！

接下來是1984年和已經分居多年的妻子離婚，我淨身出戶。

1985年春天，發生了三件事。醫院決定給我做胃切除手術；我的女兒從蘭州專程來看望我，體貼入微地精心照料我；不少學生帶著剛剛出版的劉賓雁先生寫的《第二種忠誠》前來探望，向我表示慰問和祝賀。

《第二種忠誠》引起強烈反響。哈爾濱的許多大學，技術學校等等紛紛邀請我去講演，我講演的題目是“我把心中的愛獻給黨和人民”，激起了陣陣掌聲，許多聽衆說好久沒有聽到如此生動而真實的報告了。

劉賓雁等同志被非法開除出黨後，我曾特地寫信給中共中央委員、文化部部長王蒙同志詢問有關《第二種忠誠》是否被禁的事，他親筆回信說，他和我一樣，從來沒有聽說過有什麽禁令。

我接到黑龍江省委政法委員會書記白景富的感謝信，說我檢舉解放軍戰士故意殺人的情況基本屬實，感謝我對政法工作的支援，應該學習這種政治責任感云云。

1989年1月我應邀到黑河地區中級人民法院出庭作證，親眼看到了兩名兇手被定性爲故意殺人，判處徒刑的結局，李植榮的冤屈得以昭雪。此後，我繼續投身於許多有益於國家和人民的份內份外的事業中去，獲得獎狀無數，直到退休。

（五）

後面發生的事情就比較簡單了。我在“致中共十六大的公開信”裏大體作了介紹。

人或許需要有一點阿Q精神，有時候我想我應該“感謝”那場全民族的浩劫——文化大革命。如果沒有它，似乎不足以證明我的“先見之明”。那麽，誣衊和誹謗偉大領袖毛主席的罪名大概會是永遠也洗刷不清的了。

再比方說，如果不是李占恒在全國報刊上對我發起猛攻，我又何至於落到無家可歸，有國難回的淒慘境地呢？一個李占恒，再加上王忠全的親自出馬，要求對陳世忠進行“反坐”，再加上六家法院在最高人民法院的統一指揮下同心協力地對付我一介退休書生，這些因素加在一起，就把人逼進了死胡同，除了投奔梁山，別無他路可走！這能說不是中共中央想要“成全”我嗎？

既然我安度晚年的希望成了泡影，索性面對現實，利用我那有限的外語優勢，讓全世界更加瞭解一個真實的未經粉飾的中國大陸。這或許就是我將來打算做的事情。

我衷心希望海內外的媒體積極轉載我寫的“致十六大的公開信”，讓盡可能多的炎黃子孫知道中國大陸的這件特大司法醜聞；我期盼著哪一位文壇高手把李植榮被殺直到今天尚未了結這樁公案編成劇本，搬上銀幕，其振聾發聵的影響之大可能是你我始料不及的。

2000年我成了新家，愛人是一個飽經苦難的善良的中國婦女。她對我關懷備至，體貼入微，我們決心攜手並肩地走完人生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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