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12日訊】浦熙修—著名報人、記者。1910年生於上海。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畢業。1936 年進《新民報》工作，後擔任重慶及南京《新民報》記者、採訪部主任，參加過國共重慶談判等重大政治事件的採訪活動。1948年曾被國民黨政府逮捕入獄。 1949年後，任上海《文匯報》副總編輯兼駐北京辦事處主任，曾三次赴朝鮮前線採訪報道。1957年被劃爲“右派分子”，後平反。1970年因病卒於北京。

　　戰勝外交部長的“風雲記者”

　　在1949年以前，母親在新聞界算得上大名鼎鼎的記者。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同年8 月，毛澤東應蔣介石之邀到重慶進行和平談判，母親爲此寫了很多報道（《毛澤東爲團結而來》、《毛澤東辭別重慶》等）。第二年1月政治協商會議召開，開幕前的一個月裏，母親有計劃地採訪了參加會議的全部38位元政協代表，讓他們對關係國家生死存亡的問題發表看法。那些代表可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共產黨方面有周恩來，無黨派人士有傅斯年、民主黨派人士有張瀾、沈鈞儒，國民黨方面有陳立夫、外交部長王世傑，等等。

　　王世傑考慮到自己在國民黨政府中身居要職，言論舉足輕重，要求不署名字，母親也就順水推舟答應了在報道中只說“某代表”。不過38位代表中37位都有名有姓，人們自然也就知道這位“某代表”就是王世傑了。所以當時有人說：“浦熙修真不簡單，相互鬥智的結果，居然使一位老練的外交家，成了她這‘無冕之王’的手下敗將。”母親的採訪，逐日發表在重慶《新民報》晚刊的頭版上，報道反映了被訪者對時局的看法和對國家前途的主張，也明朗地表達了自己的政治主張。

　　1946年2月國民黨特務在重慶打傷李公僕、郭沫若等人，製造了“校場口事件”。

　　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門爲了掩蓋事實真相，強令各報只能登中央社報道。母親和報館同人巧妙地把國民黨特務搗毀會場、打人的詳細經過整版登在了報紙的廣告欄，揭露了事實真相。

　　那年5月份，國民黨還都南京，當時國共兩軍武裝衝突日益激烈。6月份，上海爆發十余萬人的反內戰遊行，並派代表到南京請願。當代表團到達南京下關車站時，遭到了國民黨精心策劃指揮的所謂“難民”的包圍毒打，前往採訪的母親也被打傷。第二天她被擡到家裏，我看到她的旗袍被撕裂了，上面都是血迹，後背一側從上到下都是淤血。當時各界人士不斷地來看望母親，記得郭沫若還寫過文章，說是過去他挨打記者看望他，現在又輪到他看望挨打的記者了。

　　到北京：老記者有了新問題

　　1949年6月，母親一個人從上海來到北京。不久，我跟弟弟也從上海來到北京讀書。那段時間，我覺得母親在耀眼的陽光下心花怒放，用她自己的話來說就是 “照得都睜不開眼”。母親到了北京之後，有三個報館可以選擇：光明日報、新民報，另一個是文匯報。母親之前曾經在新民報工作，再加上過去的老闆陳銘德也非常希望她過去，於是她就去了新民報，後來她覺得新民報在北京的勞資關係比較複雜，就從新民報退出了。光明日報她也去過，但是她覺得光明日報是黨派報，而且她又是自由慣了的，所以沒有多久，她覺得不能適應，也就退出了。

　　正好又有文匯報的老總徐鑄成邀請她到文匯報，她也覺得那裏更適合她，就過去了。母親進入文匯報之後，開始是文匯報的副總編輯兼北京辦事處的主任。徐鑄成從報社撥出錢，在現在的燈市口西口朝陽胡同那塊買了房子，就算建立起了辦事處。當然，現在那裏，已經沒有任何痕迹了。

　　在過去的年代裏，母親在新民報是以跑獨家新聞和專訪著稱。母親到了文匯報之後，也跑了一些獨家的新聞。後來規定重大新聞必須統一用稿。她覺得，有點不知所措，不知道怎麽適應這種新的形勢。我聽過去的一些老人說起母親，說她四面八方的關係都有，到哪里都不愁沒有新聞。在那段時間，不僅是母親一個人感到困惑，就連她周圍的同人也感到困惑，文匯報之後就轉向教育方面的報導，版面也很少。1956年5月，文匯報停刊並入教育部領導的教師報，母親也跟著轉入了教師報。

　　母親在北京的辦事處是一個相對獨立的單位，她接受上海的領導，她在北京的辦事處並沒有黨組織。解放前，母親曾經多次提出要求入黨。解放之後母親跟領導提起入黨的事情，得到的答復是：五年之後再說吧。

　　原因是什麽呢？她心中明白：又是因她和被認爲是資產階級政客的羅隆基的交往。母親去世之後，不少過去跟她交往過的阿姨伯伯們告訴我，母親雖然是從舊社會過來的，但是在思想上一直比較單純，沒有多深的城府。入黨不成，她的內心感到壓抑，在政治上感到非常失落。

結交羅隆基：從戀人到“右派”同盟

　　母親和羅隆基的相識，是在1944年的重慶。作爲記者，母親欣賞羅隆基的學識。

　　但是兩個人真正的深交，卻是在1947年的南京。羅隆基經常指導她寫文章，還告訴母親，說你不能總是這樣子跑來跑去，你應該像美國的記者那樣寫專欄文章。另外，羅隆基的英文特別好，母親的英文不好，她也常常跟羅隆基學英語。就這樣，兩個人的感情越來越好。但是周圍親友對羅的人品頗有微詞，不贊成他們的交往。母親和父親離婚之後，曾經一度想和羅隆基結婚。但是因爲羅隆基有肺病，後來又被國民黨軟禁，沒有結成。這期間，我三姨（浦安修，彭德懷的夫人）以及其他的家人都極力勸她不要跟羅結婚，這讓她感到很苦惱。

　　解放之後，周圍種種情況的變化使得她跟羅隆基開始有了距離。1950年底，我參軍，第二年，她給我寫信，再說到她跟羅隆基的關係時，她寫道：我和羅隆基都不想結婚了，雙方也都無意結婚，之後只是作爲朋友交往爲好。母親這種矛盾的心情，一直持續到1956年。

　　1956年，《文匯報》復刊，把自己定位爲高級知識份子的陣地。華羅庚、向達、潘光旦、張東蓀、吳晗、費孝通等人很快就成了那裏的常客。然而到了 1957年7月1日，毛澤東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說：“嚴重的是文匯報編輯部，這個編輯部是該報鬧資產階級方向期間挂帥印的，包袱沈重，不易解脫———文匯報駐京辦事處負責人浦熙修，是一位能幹的女將。人們說：羅隆基－浦熙修－文匯報編輯部，就是文匯報這樣一個民盟右派系統。”母親對於共產黨有很深的感情，解放前住在重慶的時候，周恩來經常打電話到我們家，就黨不便出面的問題，跟母親商量如何用新聞的方式發表。帶著這種感情，母親從來不曾對黨有過懷疑，母親覺得既然共產黨說她錯了，那她肯定就錯了。但是她錯在哪里呢？她不知道。

　　被逐出新聞界，離開文匯報

　　那時候，我在北航讀大四，住校，當時學校裏的運動搞得很緊張，不上課。我接到學校黨委的通知，爲了防止挨批鬥的母親出意外，要我回家看著她。母親已生病在床，身體很差：吃飯，吃不下；睡覺，睡不著，要靠大量的安眠藥才能入睡。我當時心裏很著急，希望她能儘快跟羅隆基劃清界限，但又說不出什麽道理，只是默默地注意她，別吃多了安眠藥。

　　大姨浦潔修雖然是民主人士，但是表現得比黨員還左，那時候她經常到我家來給母親“做工作”。後來大姨告訴我，她是受了周總理、彭老總、劉仁（北京市委副書記）的囑託來動員母親交待她的問題。大姨的態度總是很嚴厲，她對母親說你應該怎樣怎樣。大家逼著母親找出她的日記和來往信件。找出來的東西，不管是什麽內容，大家都儘量往“羅隆基－浦熙修－文匯報編輯部，就是文匯報這樣一個民盟右派系統”這個政治公式上套。

　　母親成爲右派之後，被逐出新聞界。1958年，母親離開了文匯報。外婆在西城給她租了一個房子。後來，母親被分配到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工作，母親說： “新聞記者當不成了，當舊聞記者。”從1959年一直到文革開始，母親一直在文史資料委員會，《文史資料》從創刊到文革前一共出了55本，可以說每一本都浸透了母親的心血。

　　身患癌症，孤獨去世

　　1965年，母親被查出患直腸癌。第二年6月，做完手術後，母親住進了香山療養院，每天堅持爬山鍛煉身體。

　　沒想到“文革”隨即爆發，香山療養院沒有辦法住下去了。她一個人回到了家裏，病情復發，到了1967年，母親幾乎都沒有辦法走動，北京醫院也住不了了，醫療關係被轉到了政協禮堂附近的白塔寺北醫附屬人民醫院，準備開刀。但是醫院不知道怎麽知道了母親是大右派，就在她的病例上寫了“明天鬥爭大右派浦熙修，勒令她出院”。

　　那時我和弟弟也在挨批鬥，沒有辦法陪在她身邊。

　　1969年，我不許回家的禁令被解除，我回到家裏看望母親，母親的下身在經歷了幾次手術之後已經被挖空了，床周圍又是管子又是瓶子，屋裏的臭味，要點香才能沖淡。隨之我被告知要去幹校學習。我當時很矛盾：母親這個樣子，我怎麽走？學校的同事跟我說：還是去吧，不然將來你怎麽說得清楚？終於，我狠了狠心，決定去幹校。

　　我清楚地記得，那是1970年的3月，我輕輕地跟母親說：娘，我要去幹校了。她淚流滿面，知道再也看不到我了。後來平靜之後，知道我胃不好的母親，在家裏翻出她參加抗美援朝的時候穿過的皮襖以及褥子，叮囑我不要凍著。

　　母親病危時，我在幹校，弟弟也出差了，三姨也只能是偶爾去看看她。政協的老人設法把母親送到醫院。我從幹校回來之後，三姨告訴我，在母親最後的日子裏， “瘦得像骷髏一樣”。母親背著沈重的政治包袱，身邊沒有一個親人，孤獨悲涼地死在醫院的走廊裏。在給媽媽辦喪事的時候，我不忍去看母親的樣子，所以一直到現在，每當我想起她，她還是那副臉上有著深深的酒窩、堅毅、姣好、恬靜，很善良的樣子。
　　

作者爲浦熙修之女，生於1933年。1950年參軍，1953年轉業考入北京航空學院飛機工藝專業，1958年畢業後留校任教。1989年退休。退休後編著有《浦熙修：此生蒼茫無限》等書

──轉自《觀察》(//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