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11日訊】唯色，一位西藏女作家，寫了一部散文集《西藏筆記》，由廣州花城出版社出版，讀者歡迎，很快再版，僅此而已。

中共，一個擁有全部國家機器的政權，卻爲一位女作家的寫作而不安，以至於，無法容忍一本合法出版的書，以該書有“嚴重的政治錯誤”爲由，封殺該書，整肅作者。足見這個老大政權對自己的統治是多么缺乏信心，它每天瞪著尋找“敵人”的血紅眼睛，那目光裏閃動的，不僅是兇狠，更是惶恐。

一 中共對唯色的指控

據王力雄先生的《西藏面對的兩種帝國主義——透視唯色事件》（原載《議報》第172期，簡稱《事件》）一文透露：參與禁書整人的中共衙門，國家級的有兩個：“統戰部”和“新聞出版總署”；省級的有三個：“廣東省新聞出版局”、“中共西藏黨委宣傳部”和“西藏文聯”。國家級衙門負責定罪，地方衙門負責禁書和整人。

統戰部指控該書有“嚴重的政治錯誤”，新聞出版署具體列出該書的罪狀：“存在讚美十四世達賴喇嘛、十七世噶瑪巴，崇信和宣揚宗教等嚴重的政治立場、觀點錯誤。……反映出作者對達賴分裂祖國、鼓吹西藏獨立的本質認識模糊的觀念。……流露出對當年平叛鬥爭有某種誤解”。其他罪名還有：不歌頌“幾十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沈緬於對道聽塗說的舊西藏的懷戀”，既是“錯誤的價值判斷”，也是“背離了正確的政治原則”，喪失了作家的“社會責任”和“政治責任”。按照這樣的控罪，廣東新聞出版局負責全面查禁《西藏筆記》，西藏的宣傳部和文聯負責整肅唯色。

《西藏筆記》被查禁之時，正在北京魯迅文學院的唯色被中止學習，召回拉薩。隨後，西藏文聯黨組專門成立的“幫教小組”，對她實施洗腦式的精神虐待，要求她“檢討”和“過關”。如果唯色屈從了，哪怕是違心地檢討，大概也能過關，因爲能否“過關”，直接關涉到唯色的個人利益之有無——職位、工作、住房、醫療保險、養老保險和其他“皇糧待遇”，還有以後在國內公開出版作品的機會。即便中國已經離開了“殘酷鬥爭”的毛澤東時代，但在利益至上的小康時代，鎮壓的殘酷性有所下降，並不等於不再鎮壓，只不過由簡單的強硬轉變爲鎮壓和收買的軟硬結合。實質上，柔性的利益收買也具有要挾的性質，只針對服從者，而“不服從者”仍然“不得食”。一旦不服從，收買轉瞬就變成剝奪。現在的獨裁者們很清楚，不必動用監獄，僅憑利益要挾，就足以讓人出賣尊嚴。所以，陽奉陰違和表面認錯，已經成爲大多數國人應對整肅運動的常態。

然而，有信仰的唯色沒有屈服。首先，屈服等於褻瀆自己的信仰和人格的自我羞辱；其次，屈服就要按照中共的腔調指控達賴。而達賴，不僅是被迫流亡的西藏領袖，更是雪域文化之魂——藏傳佛教和藏人精神的最高象徵。對於一位虔誠的藏傳佛教的信徒來說，指控達賴等於剜心。再次，屈從也是無視基本的歷史事實：中共違背讓“西藏高度自治”的承諾（《十七條協定》），用所謂的極權式“民主改革”來代替真正的“民族自治”，達賴是被中共用所謂“平叛”暴力趕走的，中共屠殺過許多藏人和毀滅過許多西藏寺廟。而且，流亡在外的達賴並不是謀求“獨立”，他反復重申的僅僅是“西藏的高度自治”，也就談不上“分裂國家”（見《事件》）。

藏傳佛教是柔性而明亮的，如同雪域高原那高遠而透明的陽光，非暴力是其主要特徵之一。而中共無神論則是僵硬而陰暗的，如同秦陵裏埋葬了暴君屍體的黑暗墓穴，強權暴力是其得以維繫的主要手段。所以，一位西藏女作家和一個老大政權的之間的對抗，既是信仰自由和不准信仰之間的對抗，也是堅守尊嚴和羞辱尊嚴之間的對抗，更是柔性的信仰與僵硬的暴力之間的對抗。中共像它多次先恐嚇、後鎮壓宗教信仰和政治異見一樣，再次向世人展示出它的粗俗而野蠻的唯物主義無神論。

二 粗俗的唯物主義無神論

說中共的唯物主義無神論粗俗，因爲它根本不理解宗教信仰之於人類精神的偉大意義，不理解信徒之愛的柔軟和堅韌，也就無法理解達賴對於作爲宗教民族西藏的神聖意義。中共甚至不理解人之爲人的屬靈特徵，不理解社會應該是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和平相處的共同體，不理解多元的價值觀念、宗教信仰之間的歧義，並不能構成思想強制的理由，政權更無權要求全社會只信奉官方意識形態。而中共只把人當作肉體的物質的存在，當作喂飽了就心滿意足的“豬玀”，也就只能把社會當作豬圈來管理。它不僅要求多元的利益主體和多樣的思想觀念必須服從於政權的強制統一，更企圖通過制度性的謊言、暴力和行賄，來泯滅一切不同於政權的利益訴求、思想觀念和宗教信仰。如果說，當年的毛澤東想把中國建成一座“一切行動聽指揮”的“大兵營”，那麽，後毛澤東時代的獨裁者們就希望把“兵營”改爲“一切向錢看”的“大豬圈”。兩個時代的統治策略的變化並沒有改變其統治目標：通過種種虐待人性的管制手段，使人由“會思考的蘆葦”變成“不會思考的枯草”，以便維持一種無利益衝突、無思想歧見、無宗教信仰的僵死穩定，也就是把人的社會變成動物莊園。因爲動物莊園最有利於政權及其權貴私利的最大化。

正是在這套粗俗的唯物主義無神論引導下，已經失去道義合法性的中共現政權，才會堅守經濟第一的跛足改革，誇張地炫耀GDP增長的百分點，縱容“一切向錢看”和不擇手段的厚黑人生；才會爲了維持政權穩定，在利益上優惠中心城市和收買各類精英，偶爾也會用向底層百姓施以小恩小惠來顯示“親民”；出訪時的獨裁寡頭們，才會個個是皮包裏塞滿大定單的暴發戶，在國際上用經貿利益換取政治認同。

也正因爲如此，中共才會滿世界炫耀自己在經濟上給了西藏多大的恩惠，企圖用加快西藏的世俗化來改造這個信仰民族，使其逐漸喪失信仰的虔誠；才會把西藏精神的象徵達賴長期拒之於故鄉之外，長期把老班禪軟禁在北京盡享榮華富貴，把新班禪幽閉在黑箱中，而就是不讓這幾位宗教領袖回到自己的信徒中間，向信徒佈道、爲信徒祝福和接受信徒的膜拜。

同樣，對於決不放棄信仰和自我羞辱的唯色，中共有關部門在收買和要挾失效的之後，也對她施以一系列物質性懲罰。

當下的中共政權，除了經濟增長的百分點，已經再無自我炫耀的資本；除了熏天的銅臭之外，小康中國的空氣中再無其他芬芳。於是，政權陷入GDP崇拜的泥潭，國人精神墮入金錢拜物教的深淵。正如大陸流行的關於暴發戶的“新民謠”所言：“一夜暴富之後，窮的只剩下錢了。”中共這套粗俗的唯物主義無神論，給中華文化及其道德造成了致命的破壞。由於長期接受傳統的大漢族主義的熏陶，更由於五十年來強制灌輸唯物主義無神論，大陸人對宗教的極端無知和對少數民族的傲慢鄙視，已經達到令人震驚的地步，即對自己褻瀆神靈的言行毫無意識。比如，大陸的體育名人張健，爲了個人的世俗名利而要橫渡藏人的“聖湖”納木措；著名歌星韓紅，爲了炒作自己而要空降藏人的聖地布達拉宮廣場；在中央強制之下內地各省的援藏，越來越變成用漢人的世俗化來改造宗教西藏，在血域高遠留下衆多漢族文化的惡俗印記，比如，王力雄先生提到的“泰州廣場”：“占地極爲巨大，吞噬無數良田，除了財大氣粗的炫耀，很難解釋必要性在哪里；整個廣場完全是漢地風格，佈置著亭閣、石橋、流水，與周圍環境極不協調；廣場中央一組金屬架構頂著一個碩大的不銹鋼球，作爲主流意識形態之科學與進步的象徵；一圈牌廊噴塗著中共領袖的畫像和中共意識形態所製造的標語口號；廣場耗資必然十分可觀，卻跟當地人沒有關係，甚至根本不是爲人所建。”（見《事件》）；一些自稱是西藏作家的寫手，在依託于西藏文化的寫作中，嚴格遵守中共的“政治正確”，抽去雪域文化的宗教之魂而僅僅把西藏風俗作爲“白領時尚”來叫賣。由此也能看出，當下大陸表述西藏的作品，可以分爲“外在的時尚表述”和“內在的信仰表述”。中共之所以查禁唯色《西藏筆記》而沒有查禁其他以西藏爲題材的作品，就在於唯色試圖在自己的作品中表達西藏的宗教精神之魂，儘管還無法做到完全直言，起碼是委婉的“內在的信仰表述”，而其他作品大都是“外在的時尚表述”，類似於爲觀光客們準備的“旅遊指南”。

三 野蠻的唯物主義無神論

說中共的唯物主義無神論野蠻，因爲用物質崇拜來理解政治統治的人性基礎，必然激發出人性中最野蠻的狼性和最下賤的奴性，也就必然走向是“權力崇拜”和“暴力崇拜”。中共的唯物主義無神論絕非一種單純的觀念或思想，而是靠獨裁強權支撐並服務於獨裁強權的意識形態霸權，其統治邏輯必然是強行貫徹其權力意志，當它認爲必要時，既可以翻雲覆雨地違背承諾，也可以粗暴地踐踏民意，甚至可以不計後果地濫用暴力。

其實，在當今世界，政教之間、俗靈之間的相分離，已經成爲世所公認的文明常識。對於宗教而言，只要允許每個人的自由選擇，只要尊重思想觀念的和平表達之權利，世俗化並不是洪水猛獸，再粗俗的無神論和再大的信仰歧義也並不可怕，因爲它並不能構成對他人的思想強制和權利剝奪。可怕的是不准信仰的野蠻無神論，是沒有自由選擇權的思想強制，是沒有平等表達權的制度歧視。中共政權及其意識形態，包括它的文化帝國主義，在根子上正是源於這樣的強制和歧視。在此意義上，中共政權連粗俗的唯物主義無神論都不是。因爲在骨子裏，除了“獨霸權力”之外，中共什麽都不信。

如果說，無論在何種政治制度下，公權力的任何濫用都具有遠遠超出個人惡行的野蠻性質，也都具有遠遠超過個人陰謀的陰險性質，那麽，“獨霸權力”無疑是所有野蠻中的最大野蠻，所有陰險中的最大陰險。不僅“獨霸權力”本身就是公權力的最大濫用，而且“獨霸權力”的維繫也只能靠暴力恐怖和黑箱陰謀。在根本上靠著對人性的摧殘和腐蝕，即通過制度之邪惡之醜陋，把人的屬靈生命降低爲“惡狼”、“狡狐”和“傻豬”等動物。而一當有人不甘於動物生存而想追求有尊嚴的人的生存時，一當這種粗鄙的意識形態遭遇某種宗教或異見的挑戰時，它便視爲對其政治權威和統治秩序的威脅，也就必然産生草木皆兵的權力恐懼，而權力恐懼會導致極端的非理性癲狂，必然把主觀認定的威脅加以無限誇大，並當作實際上已經發生的威脅來對待。

只要是獨裁者，無一例外是高度警覺的，警覺到時刻瞪圓專政眼睛的程度，在尋找“敵人”上決不會有絲毫懈怠。獨裁者從不會高枕無憂，而不會高枕無憂的原因，不是因爲客觀上失眠，而是主觀上就不想睡好。獨裁者每晚都可能被噩夢驚醒，沒有敵人也要尋找敵人，只要尋找就一定能找到。因爲找不到隱藏的敵人時，它就刻意製造出敵人，否則的話，看不到敵人的獨裁者將更加惶恐。

這是獨裁制度異於其他制度的獨家創新，更是獨裁者異于正常人性的畸形心理圓滿：獨裁者非但不討厭噩夢連連的夜晚，反而熱愛充滿噩夢的夜晚，越恐怖的噩夢它就越喜歡、越沈迷、越陶醉，以便能夠儘早被噩夢驚醒，連夜發佈追捕“敵人”的命令。“噩夢”臆造的“敵人”讓獨裁者恐懼，也是他實施恐怖政治的最大理由，不製造敵人，他便失去了濫用暴力和實施恐怖政治的藉口。

獨裁者消除恐懼的唯一方式就是強制，定要動用組織審查、思想洗腦、經濟要挾等強制手段，逼迫信仰者和異見者低頭認罪和重新作人。如若不從，緊跟著就是用行政處罰來剝奪工作權和斷絕生活來源；如若還無法奏效，就用監獄囚禁身體，甚至用割喉來禁聲，用處決來消滅肉體。也就是說，獨裁者與熱愛自由的人性相反，具有把公權力變成私權力的極端渴望，是人性向殘暴、多疑、嗜血、虛僞的畸變。獨裁者的邏輯是：“不管其他人是否喜歡或願意，我的噩夢連連的夜晚，必定就是所有人的夜晚；我個人的恐懼，必須由所有人來分擔。”獨裁者要把個人的內在恐懼強加於億萬人，只要與獨裁權力沾邊了的人群和土地，皆無法逃脫恐怖的陰影。

四 唯色的虔誠信仰和人性尊嚴

具體到唯色個案，也是粗俗和野蠻的結合。野蠻的禁令和粗俗的洗腦之後，就是下賤的行政處罰和經濟剝奪：“1、以‘自動離職’的名義剝奪工作職位，使她喪失收入；2、沒收住房，她目前只能在母親家棲身；3、中止醫療保險和養老保險，使她失去全部社會保障；4、不批准她辦理出國護照。”（見《事件》）

然而，面對粗俗而野蠻的老大政權，也面對自身利益的嚴重受損，作爲個體的唯色卻沒有絲毫動搖，她堅定地重申自己的信仰，也就是堅定地捍衛自己的做人尊嚴。她在寫給西藏文聯黨組的信中表示：

“要我‘過關’，則是要我承認信仰佛教是錯誤，承認我以自己眼光觀察西藏現實不應該，必須在未來的寫作中放棄宗教，以及對西藏現實的描述必須遵照官方口徑，等等。對此我只能表示，這個‘關’我過不了，也不願過。而且在我看，這種‘過關’有悖作家的天職和良心。……我願意爲我所做的選擇承擔一切後果。”這封信題爲：《我永遠是一個信仰佛教的西藏作家》。

是的，唯色像許多不屈從強權和收買的藏人一樣，在虔誠信仰的支撐下，以人性高貴對抗物質粗俗，以個體尊嚴對抗權力羞辱，以作家良知對抗野蠻剝奪，她要用自己的堅韌告訴把人視爲“豬玀”的政權：人，是屬靈的生命，屬靈生命的向善昇華依賴於信仰。“不准信仰”的強權必定要踐踏尊嚴和褻瀆信仰，而有尊嚴有信仰的個體必定蔑視“不准信仰”的強權——無論它看上去多強大！也無論它能施加多暴虐的迫害！

是的，唯色崇拜十四世達賴，也敬重十七世葛瑪巴，不僅有她作爲信徒的宗教原因，也有她作爲一個人的人格原因：達賴和葛瑪巴，既是藏人心中的神，也是人格楷模：寧願流亡，也不屈從中共的威逼利誘。

所以，人的生命一旦被尊嚴所確立、被信仰所提升，其精神品質完全可以戰勝利益要挾，必要時，也能戰勝暴力和監獄的恐嚇。

在結束這篇短文之前，我想告訴失去工資、住房和全部社會保障的唯色，會有朋友爲你提供棲身之地——儘管他們可能只是自由主義者而非佛教徒；以當下國情而論，你的寫作能力足以養活自己；即便遭遇暫時的生活困頓，至少我這個以寫作爲生的人，願意爲你盡點綿薄之力。

我也相信：你今後的生活，至多是物質上的清貧，但決不會匱乏，因爲清貧生活換來的卻是心安魂淨。正如西藏的廣大信徒，一代代地過著物資匱乏而精神充實的生活一樣。我以爲，中共對你的整肅，盡顯一個末世政權的病態驚慌；而你爲信仰和尊嚴的付出，卻凸現了一位女作家的從容。

在這個讓太多的人丟失靈魂且惶恐失措的當下中國，心靈的從容，不僅是一種難得的幸福，更是一種罕見的境界。

2004年11月23日於北京家中

原載《《動向》2004年12月號》(//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