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8日訊】自從香港學者郎咸平先生關於中國上市公司的評論引發了中國經濟學者之間的爭論，並引發了關於中國改革的更深一層次的爭論後。我接到了數十封朋友的來信，其中有美國，日本和澳洲的，但更多的是大陸的學者和記者。其中有些比較熟悉的大陸編輯希望我能用匿名的方式寫些評論。面對對於相當多的讀者朋友，我不能每封信都回答，但這次我是幾乎都有回信。一位中國朋友在接我的回信後又給我回信說：”老草，你又可以嘲笑中國經濟學家了”
其實這是一種誤會，在某種程度上講，中國學者是勤奮的。但是因爲政治制度上的原因，在討論問題的時候不能將政治和社會因素柔和在其中。這就造成了中國學者與海外學者的極大不同。海外學者研究經濟問題的時候是處於一個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國家，而西方經濟學無論其何種學派都是建立在這個制度基礎之上，所以，他們沒有制度和社會上的問題。而中國因爲不存在所謂的”社會主義經濟學”，經濟問題研究一直是沿用西方經濟學理論，當制度和社會是以公有制爲基礎的時候，他們研究經濟問題就面臨著社會與制度的這個不可回避的基礎問題。而中國目前的政治狀況又沒有言論自由。這就造成了中國學者只能單純地用西方經濟理論來解釋中國問題。這就如同中餐廚師要用西餐調料來製造純粹的中國美食一樣。在這樣的環境下，偏偏中國學者不甘寂寞，硬要用西方理論指導中國經濟與政治改革，這就更加可悲和可怕，其誤國之深也就遠超常人，由此可見這些精英的國人是多麽的弱智。
當今出現的郎咸平與”失語的中國經濟學家”之爭論，更顯示了中國人，特別是精英們的弱智。在我看來，郎先生提出的問題無非是中國如何私有化，在什麽條件下私有化的問題。而中國的經濟學家們的回答的跑題不說，簡直是驢頭不對馬嘴，乾脆講到了中國是否定私有制的問題。實際上，私有化和私有制是兩個不同的問題。在不久前，我曾和中共三位高層官員交流，在我的感覺中，在中國，從上到下，各個階層都沒有否認私有制問題。中央政治局甚至討論過土地私有的問題。中國逐步完善並全部實行私有制幾乎是全面的共識。而郎先生提出的如何私有化與中國施行私有制制度根本就是個微觀與宏觀，戰術與戰略的問題。這兩者有聯繫但卻不是同一問題。而”失語的中國經濟學家”怎麽就看不懂郎先生用中文表達的思想呢。難道”失語的中國經濟學家”真的如此弱智？
我很奇怪，經濟上的微觀管理，在中國怎麽就變成了如此重大的原則問題。更奇怪，海外經濟學者或管理學者對中國的觀點怎麽就如此的一致，而”失語的中國經濟學家”也竟然如此的一致地弱智？
隨著時間的發展，我相信，中國施行私有制是必然的趨勢，也是全國的共識，但如何在公平的基礎上施行私有化，這確實是個非常複雜的問題。郎先生提出的問題不過是經濟學及管理學中最基本的常識，任何政策及制度的建立都必須要有個基礎，這最基本的基礎就是公平和法律。在這方面，我不得不說的是，在經濟學家討論和爭論的時候，中國的法學家一直是處於”缺位元”的狀態。儘管中國的改革是以經濟爲龍頭發展起來的，但在中國改革開發的初期，政治與法律的改革並未完全缺位，至少在八九年前是如此。但在今天，政治改革的缺位，最大的問題就是造成了中國整個社會新的危機的形成，用中國經濟學者鍾偉先生的話稱：”危機向上集中”。
朗先生的言論在中國學界引發巨大爭論，這不是什麽奇怪的問題，更不是什麽”炒作”問題。問題是爲什麽這麽多的國內學者明知道問題所在的真正原因，而不願意，更不敢去談。反而指責郎先生在”自我炒作”。我並不完全贊同郎先生的全部觀點，我也看到了郎先生在回避問題的實質，這就是中國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上對經濟問題的制約。但，畢竟朗先生揭開了中國私有化過程中的一個毒瘤。這就是中國的經濟改革在缺乏法律和政治制度上的巨大改革情況下産生的貧富分化問題，和不公平的私有化問題。任何正常的社會所追求的都是一個公平合理與法制的社會，但在中國，一切法律公平都被所謂的”高速經濟”增長所掩蓋，經濟和效率是中共的遮羞布，是政權的合法性的保護傘。但同時也成爲了一些精英的利益保護傘，一個怯懦的精英集團劣等品質的遮羞布。儘管中國的産權改革很重要，我們不能否定中國私有制的必要性，但公平的進行私有化不重要嗎？難道這就不是我們學者需要研究的改革”路徑之一”嗎？
偷換概念是中國人自辯的常用方法，強調一面的重要性，而忽視另一面也是中國人自我膨脹的內心平衡方式，更是掩蓋自己虛弱的重要手段之一。有些學者和官員強調：”只有打破私有制障礙，全面實行私有制才能衝破政府管制，保障未來中國發展”，也有學者提出：”國有財産的私有化是改革路徑的選擇，這是個用最小成本讓中國轉型的方式”。但我想問各位一句：”當中國社會因爲巨大的貧富分化的時候，誰能保證中國不出現巨大的社會動亂，誰又能保證現在的付出的社會成本是最小的？難道中共自四九年開始的集團掠奪轉變成少數利益集團的私人掠奪就是社會成本最下的”改革”，就能保障中國不會出現拉美化？
如果大家能真正地考慮一下每個人的自身利益，我相信我們每個人都不會願意自己的財産被別人掠奪，面對這個問題，我們再看看國人的反映，自欺欺人的中國人難道不是弱智？
在十年前，俄國開始了公平的私有化過程，中國的學者和官員看到是什麽？是一個醜陋的國家，儘管我相信中國人的智力，但我看到卻是中國人的短視和無知，是世界第一的弱智。十年過去了，當我們再次看到俄國的時候，我們是否會爲中國人的無知和弱智感到慚愧？是俄國人用最小的社會成本成功地轉型了，還是中國人用最小的社會成本轉型了？是俄國人失敗了，還是中國人成功了？中國人爲什麽不反思？爲什麽不慚愧？當俄國毫無負擔地成長前進的時候，中國人在幹什麽？我看到的仍是理論上的爭論，私下的毫無道德的掠奪。一個全世界都少見的”豺狼式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那麽我們看看俄國的情況是如何的。
1999-2003年俄國ＧＤＰ累計增長29.9%，其中，2003年ＧＤＰ總值達到13.3萬多億盧布，合4652多億美元，同比增長達到7.3%，合人均3200美元，若考慮到公認的超過25%的影子經濟情況，則俄國的人均實際ＧＤＰ應在4000美元之上。在衰退過程中受打擊最重的工業部門近年表現出了較強的復蘇勢頭：1999-2001年俄工業累計增長了約27%，其中，機械工業增長了50.8%，石化工業增長49.5%，輕工業增長42.6%，森工、木材加工及紙漿增長32.1%，黑色冶金工業增長34.9%，有色工業增長33.1%，建材工業31.5%，食品增長28.5%。2003年工業增長率達到了7.3%，其中，新興産業，如電信業超過42%。農業形勢出現明顯好轉，近5年農業産出年均增長4.3%。出口快速增長，2003年俄外貿總額首次達到2108億美元，同比增長25.3%，順差596億美元，增長28.7%。國家預算狀況良好，從2000年以來一直保持預算順差，2002年達到49億美元，而2003年又增加了74.5億美元，節餘全部進入國家財政穩定基金，爲償還內外債提供了有利條件。2003年，俄國在支付了173億美元外債之後，黃金外匯儲備由2003年年初的478億美元增加到2004年初的840億美元。俄外債餘額也從1999年高峰時的1600億美元下降到2003年底的1190億美元。這樣，2003年俄外債占其國內生産總值的比例已經下降到27%，遠低於國際上60%的警界線標準（中國約爲40%），比歐盟成員國的期望值還低一半。近年俄國證券市場市場發展良好，2003年俄國證券市場增長了54%，超過西歐所有證券市場的增長速度。社會投資增長升溫，2003年全社會固定資産增長率達12.5%，比2002年的2.6%提高了近10個百分點，表明俄國企業家對生産部門的投資信心大爲增強。資本外流明顯減少。據官方統計，2003年外逃資本僅爲29億美元，低於2000年的250億美元、2002年的80億美元及近10年來年均200億美元以上的外逃規模。同時，還出現了部分外逃資本回流的現象。從2002年美國、歐盟分別正式承認俄國爲市場經濟國家地位到2003年9月在美國權威的A.T.科爾尼諮詢公司根據全世界企業家所作的投資信心調查排名，俄國在世界最具投資吸引力國家的排名由2002年的第17位提升到2003年的第8位，首次進入世界最受歡迎的10大投資地之列。西方商界不僅開始議論”俄國經濟現象”，而且，開始大舉進入俄國這一新興投資熱土。可口可樂、肯德基、IKEA、LG、三星、BP等紛紛擴大對俄的投資。近兩年俄國吸引外資明顯加速，到2003年底，俄國累計吸引外國直接投資超過了550億美元，其中2003年吸引外國直接投資65億美元，同比增長62%。通貨膨脹率從上年的15.1%下降到12%，預計2004年將下降到10%以下。居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近幾年拖欠工資和退休金的情況已經基本杜絕，在2000-2003年的4年裏4次上調最低工資標準，退休金平均提高90%，居民實際收入增長50%，2003年居民實際貨幣收入增長達到14.5%，爲同年ＧＤＰ增長率的2倍，全國居民平均月工資由1992年的22美元上升到2003年的193美元，居民銀行存款總額在2003年一年內翻了一番。近四年全國失業率下降了近40%，失業人數由1998年857萬人下降到2002年510萬人，其中，莫斯科市2002以0.6%的失業率成爲世界失業率最低和沒有罷工的首都城市。全俄貧困人口由1992年的5020萬人下降到1998年3480萬人和2003年的2900萬人。消費水平快速提升，據2003年9月所作的俄國居民消費能力的社會調查，擁有彩電的家庭從1993年的72%上升到2003年的89%，擁有微波爐和電腦的家庭從2%上升到10%，擁有錄影機的家庭從5%上升到37%，擁有汽車的比例從17%上升到22%，新興IT産品銷量激增，如手機銷量在2003年一年內增長了一倍，絕對增加量在中國之後居世界第二。
吃驚嗎？在吃驚之後中國的讀者應該注意的是，這裏的統計資料是全俄國百姓，而不是中國統計資料中的排除了中國廣大貧困農民的城鎮人口統計資料。
中國和俄國都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的社會主義國家，幾乎都在一個時代上進行了改革，甚至中國的改革還早上俄國十年，但爲什麽出現的結果不同呢？這是不是路徑選擇的問題？。俄國爲什麽會改革成功？這就是因爲俄國人更注重未來的結果，在改革中實行了更公平的人人有份，人人平等的私有化過程。而不是中國的獨裁統治下的強盜掠奪式私有化方式。同樣是要改變國體，同樣是要施行私有制，爲什麽中國的私有化過程就不能採取俄國的方式？爲什麽就不能使用公平合理的方式來完成？從這點上看，中國的人有什麽資格去嘲笑俄國？難道香港的朗先生提出的問題不正確嗎？中國學者和政府官員又有什麽理由來反對郎先生的指責？
我曾數次與中國官員（包括最近一次與一位最高層官員）提出過中國解決私有制過程中的私有化問題。我個人的建議很簡單：”用一年的時間，先將全國土地礦山，國有財産及國有企業進行詳細的統計，然後發行金融憑證，平均分配到中國每個人手中。並允許這些金融憑證自由交易，可以在股票市場上進行自由交易。願意投資企業的人可以收購這些金融憑證去收購國有土地和企業，願意換回現金的人可以將這些憑證自由交易換取現金。”通過這個簡單的過程，中國可以用兩年的時間全面私有化，私有制也會順利完成。整個中國經濟就會全面持續發展。不願意購買企業或土地的人將憑證轉換成爲現金可以促進”內需”，也會調動中國整個經濟的大發展，而有能力的人可以將國有企業公平的購買，成爲真正的主人，也會將企業發展擴大。整個社會的貧富分化矛盾就會減少。政府由經營型轉型爲管理型，不僅可以減少百姓對政府的敵意和矛盾，更有精力和財源去維護整個社會的公平和穩定。也使得中國政府徹底擺脫集管理者，經營者，仲裁者於一身的尷尬境地。而這時候，政府才能更深入地進行政治體制上的改革，才能更準確地進入國際社會來維護中國人的利益，也更可以運用經濟手段而不是行政手段來調整整個社會的失衡。在這個基礎之上，中國目前的社會矛盾，經濟危機，信任危機，金融危機才有可能得到緩解和解決，政府才能擺脫各種利益集團的控制建立公平合理的司法制度和社會政治體制制度。
我說中國人弱智,很多人會覺得無法忍受，但弱智確實是存在。關於中國國有企業是否能在中國現行制度下治理好，成爲一個真正的企業，很多中國學者及官員都是極具信心的。正是這些信心，才有了朱穃基先生的三千億人民幣的”三年國有企業解困”。才有了衆多的政策傾向來幫助國有企業，讓中國股票市場成爲一個充滿血腥，沒有道德，沒有信用，沒有公平的”圈錢”機構。
無論海外還是大陸，很多人對大陸的建設讚不絕口，並用大陸的建設奇迹來反駁海外學者的觀點。其中一些貌似公允的觀點更是極弱智。
其實，我們只要注意觀察一下大陸的真實經濟情況和社會情況，我們就會發現，大陸中央政府已經和地方政府産生了嚴重的割裂，而這中嚴重的割裂就是因爲經濟利益上的衝突所造成。中央政府一方面不敢得罪地方勢力，另一方面，地方勢力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不買中央政府的帳。儘管，大陸中央政府極力樹立權威，用強力的政治資源來維護中央權利，但實際上，地方割據早已形成，實際上，這種情況已經形成了一種另類的”聯邦”體制，但可憐的弱智們竟連提都不敢提，相反卻要大加批駁，掩蓋真相。地方與中央的政治與經濟利益博弈是不爭的事實，這已經成爲阻礙中國經濟發展及政治改革的一個重要問題，隨著時間的推移，地方之間的經濟差距越來越大，資源競爭也愈來愈強。國中之國也越來越多。而對聯邦理論的壓制和實踐上的阻礙，勢必將在未來對中國整個統一形成巨大的障礙。如果我們能在早期研究”聯邦制”並在各個經濟區域研究試行，這對整個中國經濟促進和保障未來的同意不窒是一個良好的開端，而回避問題，就勢必引發激烈的行爲，離心運動就會在未來某些時間裏，某些地區裏，因爲利益問題而爆發。而這種爆發就會引發全民族的暴力戰爭。
很多海外學者及專家都對本人關於中國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博弈並將導致中國四分五裂敢到不解，甚至國內的學者和官員也頗有指責。大多數人的觀點幾乎都是：中國是一黨專政，中央獨裁。地方政府幾乎沒有任何勢力來與中央政府抗衡，中國也根本不具備聯邦制的基礎，地方政府更不可能發生獨立事件。
事實上如何呢？
如果我們從歷史上看中共的改革，我們會發現，中共的改革是處於被逼無奈的結果，當年中共決定改革，鄧小平先生曾宣佈：”中國已經處於崩潰的邊緣，不改不行。”這個宣佈實際上已經對中國未來的改革進行了定位，這就是要改變中國崩潰的局面。從那時候的改革起，中共的所有改革舉動都是圍繞著如何擺脫困境著眼，無論是價格雙軌制還是對外開放，都沒有從問題的最根本處著手，也就是沒有從根本上觸動社會體制和私有制問題，而是大力修補，維持中共現有體制。以丟包袱爲改革的重點，將負擔轉移到百姓身上，政府減輕負擔。諸如此類的改革體現到百姓的身上就是物價上漲，社會保障，退休體系，公費醫療體系的全面崩潰瓦解，教育體系的全面商品化，義務教育全面泡沫化。而在另一方面是原來中共承諾的公費住房等制度也在商品化的口號中全面瓦解。或許有人會說，這是中國轉型的必然結果，是社會轉型的成本。但實際如何，如果是真正的社會轉型，當中共取消了當年對百姓的承諾，另一個面臨的問題就應該是將全部社會共有財産平均分配給百姓。而以改革和轉型需要成本付出爲理由，無理地取消自己的承諾，而又不將原來由百姓共同擁有的財富交還給人民，很顯然，這是極度的不公平，是對百姓利益的極大侵犯。這根本就不是什麽改革和轉型，是一種欺詐和掠奪。正是中共在改革的第一天起就沒有真正地考慮百姓和人民的利益，所以，自中共改革至今，對人民的欺詐和利益侵犯一直是中共改革的主題。而所謂的漸進型改革，不過是某些利益政黨和集團對自己不當得利的漂亮掩飾。
從另一個大家關注的例子看，中國的股票市場從高速發展到今天的窮途末路，其每走的一步都無不是掠奪和侵佔，這個世界上最無恥的圈錢市場從來就沒有考慮過股民的任何利益。他的建立的最初目的就是解決資金，搜刮百姓的利益。最近出現的德龍倒閉事件，正是這個沒有任何道德和法律制約的社會的必然犧牲品。但另人驚奇的是，這個崩潰的私人企業最終得到了政府的挽救。爲什麽呢？德龍企業並不是金融企業，如果是金融企業，海外國家也會由政府出面挽救，因爲他牽涉到了百姓的利益，但中國的德龍企業並不如此，可是中國政府爲什麽要以政府信用來挽救他？這其中就是因爲，政府的利益已經和德龍企業密不可分，德龍公司的倒閉將要引發全國的金融危機，這個連鎖性的反應將引發中共政府的倒臺。利益，還是利益在其中起作用。中共這個政府行爲之惡劣更將在未來引發更多的問題。中共用政府信用和資金來挽救一個倒閉的私人企業，實際上已經違反了中國的司法，更是置百姓利益而不顧，更可怕的是他向全世界都宣告了一個事實：只要你有膽量，能將中共政府脫下水，無論你是守法還是違紀，無論是你是貪汙還是浪費。政府都會毫無原則的用公共利益和財富來挽救你，因爲你的倒閉已經可以影響到了一個執政黨的安危。只要你有膽量，你就可以平安無事，你就可以成爲叢林中的一隻笑傲江湖，無所不勝的豺狼。
大約在數年前，德龍公司的一位高層主管在美國與本人聊天，本人曾對其做法和設想提出警告：”在中國沒有具備全面的法制情況下，你們的這種設想很好，但未來的急速擴張將導致必然的公司倒閉。”各位想知道當時這位得龍主管是如何回答的嗎？這位主管說：”做大，再做大，只有我能將當地的所有銀行和大企業都牽連進去，我就會平安無事，你找銀行借一千萬人民幣，你是孫子，當你借了一百億的時候，你是爺爺。你有任何問題，政府都會保護你。如果我能借到一千億，中央政府就不敢讓我倒閉。”多麽可怕的言論。但不幸的是他講對了，當德龍崩潰之後，這家企業果然得到了中央政府的全力支援，中央政府願意透支政府信用。這在全球都舉世罕見。
我不得不指出，朗咸平先生的文章並沒有全面指出中國的問題，我不會責怪郎先生。但中共自己本身是否阻礙了社會發展，這並不是什麽弱智的問題，這是每個中國學者，官員和百姓都能看清楚的問題。但爲什麽會有這麽多的”失語者”，爲什麽會有這麽多”偷換概念的狡辯者”。怎麽會有這麽多語焉不詳的弱智？
網路上曾有一位元長期反對我觀點的從美國返國的海歸－”不爭論”先生。就是這位先生曾寫了一篇我認爲是極爲重要的一篇文章，這就是他用資料分析了中美之間的稅務比較，用事實說明瞭中共政府是如何說謊的，如何橫徵暴斂人民的財富。同樣，在網路上也有人用資料說明瞭中國股票市場是如何圈錢的。國有企業是如何在這個”股票市場”上公然的騙去了百姓的利益。
曾與一位中國某地政府官員談話，這位當地政府首腦對我說：發展房地産業是我們當地政府的首要任務，也是維持當地經濟發展的最重要任務，而維持房地産價格持續上漲也是我們的重要任務。
當時，我並不理解這位官員的話，只是覺得這位官員如此重視房地産有些過分，因爲房地産泡沫化對中國經濟的整體影響將是危害極大的，而世界各國在發展過程中都出現過這樣的問題。而政府介入這個私人投資的領域並運用政府的機構，警察，法院等來實行房地産發展更是問題重重，也是十分不智的舉動。特別是在當前，中國上訪人員因爲各地拆遷所造成的社會問題日趨增加，當地政府再攪入其中更是危機四伏。
後來，我在應李斯特基金會邀請演講，在準備資料時，我忽然發現中國地方財政收入與其支出相當不符，地方財政收入不及支出的十分之一。地方政府有大量來源不名的資金。而這個資金正是支撐當地經濟發展的主要來源。這個現象讓我很是困惑，我搞不懂爲什麽在中國這個獨裁的，強力的以中央政府爲核心的共産主義國度裏會有如此的聯邦性質的財政問題。地方政府是如何獲取的這些”意外之財”呢？
經過一段時間，我忽然發現，房地産竟然是中共地方政府的主要財源。出賣資源和土地是地方政府獲取預算外資金的主要來源。這也是地方政府有能力與中央政府博弈的主要資本。
或許有些讀者會感到奇怪，你這是在談什麽問題？這與中國人弱智有關係嗎？
很多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幾乎都有一個困惑，這個困惑也是上面的問題。但更多的中國百姓則對當地政府的建設感恩戴德，認爲只要當地領導人能將當地建設好，就是一位好的領導。而當地領導人也是如此，建設好的城市或鄉村，就可以顯示政績，成爲升官的途徑，也是證明個人能力的一個重要方式。但當地政府進行城市或鄉村建設都需要資金，愚蠢的當地政府領導人是靠向百姓攤派來斂集資金進行建設。而聰明的地方政府則是利用政府法令和法律漏洞出賣土地和資源來進行當地的建設。而越是出賣土地多，出賣資源多，就越有資金，越有政績。越能得到當地百姓的擁護，而至於未來如何向百姓交代則根本不考慮。
怎麽會是這樣呢？其實，這裏面的原因很簡單。因爲中國的土地礦山，國有企業名義上都是公有的，但管理者卻是政府，百姓對這些財産不僅沒有擁有支配權，甚至連過問的權利都沒有。而中央政府因爲各種原因無力管束地方政府，對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根本沒有法律約束和支援，中央政府爲了維持自己的需要盡力從地方政府收取更多的稅收，而地方政府要建設，官員要升官又要看政績。所以，出賣當地土地，資源，企業就成爲了當地政府的主要的預算外的資金來源。而這個來源又由於沒有公平的交易制度，貪汙腐敗由此産生。地方政府爲了維持當地的政府開支和建設，就不得不鼓勵和縱容當地司法部門和政府機構去支援私人的贏利性的房地産去拆遷，政府利用出賣拆遷土地的差價補充政府資金，而房地産商則利用政府的支援和官商勾結去獲取更多的利益。同時，高價房屋又將民間資本回收回來，爲中共政府的奢侈和浪費支付成本。這種變相的掠奪是多麽的巧妙。這種官商勾結的模式已經成爲了中共政府目前的普遍模式。廣大的百姓根本就沒有任何利益保護可言。拆遷上訪就成爲了中共政府的又一主要風景線。
胡溫政府進行宏觀經濟調控，表面上是經濟調控，實際上對地方政府的宣戰，但可悲的是，最後的結果是，地方政府團結一致抵抗中央政府，該調控的得不到調控，相反，地方政府因爲巨大的經濟利益，無論如何也不會放棄土地，礦山，國有企業等資産的出賣。據沿海某省官員稱：”我省已經不再有任何國有企業。”而首都北京更是垮出了”改革”的一大步，在中共調整土地轉讓政策之前，已經將北京四環路之內的土地全部出售，一年的土地出售量相當於前十年的土地出售量。
可怕嗎？
中國的事情就是這樣，儘管這樣，中國的百姓和學者，都沒有站出來，沒有任何人對這樣荒唐的事情講出真相。無論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都是以一種末世的心態面對中國，沒有任何人去考慮百姓的利益，更沒有人去考慮未來，更不考慮中國人的子孫問題。
土地，礦山，國有企業被出賣了，但百姓的利益在哪里？當這些全中國的國有資産都被出售光的時候，政府還要出售什麽？中國人的子孫如何生存？”一心爲民”的中共有什麽人在考慮這些問題嗎？百姓和學者中有人在考慮這些問題嗎？難道中國人不是弱智嗎？
幾十年的中國的經濟改革有著巨大的經濟成就，但這個成就是用幾代人的代價換取的，是全體中國百姓甚至是未來的子孫後代的代價換取的。這個表面上的成就掩蓋著一個巨大的問題，這就是中國的改革是爲了百姓的未來幸福，還是用未來換取眼前的虛假繁榮。是要強盜式的掠奪還是要公平的交易。
弱智不是中國人的專利，但中國人確實是如此弱智。面對殘酷的事實，我沒有看到任何有實質上的反抗，中國的學者和官員仍在大言不慚地以改革開放不能變，私有制不能停爲藉口來掩蓋另一種私有化過程中的不公平。掩蓋自己作爲利益獲得者的僞善。
面對現實，我站在了朗咸平先生的一邊，我仍然想問國內的學者和官員，堅持私有制和堅持私有化過程中的公平性有矛盾嗎？難道爲了完成私有制轉變就一定要讓私有化過程不公平嗎？只有這樣才是改革的社會成本最小嗎？不要再自欺欺人了。這樣的弱智問題難道學者官員們不懂嗎？
我相信任何弱智的學者和專家，甚至弱智的百姓都知道，一旦改革中體現了公平，一身充滿掠奪性的中共就無法生存，失去了財政基礎，中共及各級官員政府就會在一夕崩潰。爲了自己的利益，中共會放棄掠奪嗎？
如何進行中國的改革，什麽是中國的經濟改革？目前缺乏政治體制改革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改革，他是利益集團以改革的名義進行的經濟資源的掠奪。是對全中國百姓的盤剝。當我們只有進行了真正意義上的政治改革，全體中國百姓能夠在公平自由的基礎上進行財富分配的時候，這時候的中國改革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改革。中國才會有真正的希望。
一位哲人曾說過：”當一個人認爲自己最聰明，嘲笑別人是傻瓜的時候，這個人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傻瓜”。我們可愛的中國人，想一想吧，中國人爲什麽會弱智？
當我寫完這篇文章，我的一位讀高中的晚輩看過後對我說：”你寫文章給弱智看，你也不是個弱智嗎？”
不錯，我知道自己是位弱智，正是因爲自己的弱智，才會花費更多的時間與中國這個全民族的弱智打交道。我知道，我是華人，是世界第一的弱智集團中的一員。
(9/7/2004 2:44)
──轉自《新世紀》(//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