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5日訊】方政的證詞：

“六。四”傷殘者

方政，男，1966年10月14日出生於安徽

合肥市；1985年考入北京體育學院理論系運動生物力學專業，89年畢業。

1989年北京發生以學生為主體的學潮及要求民主的示威運動，我當時為四年級應屆畢業生。

在學潮期間，我作為體院的學生會幹部，積極參與、投入了這埸運動。89年6月3日這一天，我一直在天安門廣場，從這天夜晚戒嚴部隊在北京市區開始大屠殺，直到6月4日淩晨，我們始終靜坐在廣場紀念碑周圍，當時各高校學生約有四千人。“六。四”淩晨2時許，從北京郊區衝殺過來的各路戒嚴部隊彙集到天安門廣場周圍，在坦克開道及軍隊驅趕下，靜坐的學生大約從4時左右懷著悲憤、沈痛的心情和平、有秩序地從廣場東南角撤離紀念碑周圍，當時我走在隊伍的後面。從廣場撤出的學生隊伍經前門西大街西行（在北京音樂廳附近一條南北走向連接前門西大街及西長安街的路），然後拐上西長安街繼續向西行。此時已近黎明，約6時左右，學生隊伍靠西長安街左側（南側）行走在人行道及自行車道上……

當我們剛拐上西長安街行至六部口時，突然從人群背後射出許多毒氣彈，頓時在學生隊伍中炸開了，有一顆就在我身邊爆炸，頃刻間，一團直徑大約2-3米的濃煙籠罩了我們。走在我身邊的一位女學生，在毒氣熏嗆下，加上驚嚇，突然昏倒了，我便趕緊抱起這位站立不穩的女學生向路邊轉移。正在這時，我發現一輛坦克正快速由東向西朝學生隊伍衝殺過來，於是我奮力將這位女學生推向人行道邊的護欄。一眨眼，這時坦克已貼近人行道邊逼近我的身邊，坦克的大炮筒仿佛就在我的眼前。我躲閃不及，就勢滾倒在地上，但是晚了；我的上半身被夾在坦克兩條履帶中間，兩腿不幸被坦克碾壓，履帶上的鏈條絞著我的腿及褲子，將我拖出了很長一段路，我奮力掙脫出來滾到了路邊，但這時我已經昏迷了。以後的事我後來才知道，我是被市民及學生送到積水壇醫院去搶救的，在醫院施行雙腿截肢手術。我的右大腿上部三分之一處高位截肢，左腿膝下5公分處截肢。

我在醫院療傷至89年6月24日，大約在6月11日，西城區公安分局對我進行了調查備案。出院回校後，我又繼續受到校方長達幾個月的詢問和清查，他們要我對坦克碾壓學生一事保持沈默，遭到我的拒絕。被我救護的那位女學生（本院低年級學生）在校方授意逼迫下令人失望地否認了這一殘酷的事實。我由於不願與校方合作，校方遲遲不給作結論，最後取消了我的畢業分配。但我當時並沒有離開北京，1992年3月，我代表北京市參加了在廣州舉行的第三屆全國殘疾人運動會，並取得兩項冠軍，獲兩項遠南地區最好成績。後來，我因在北京生活無著，在一同鄉大姐的幫助下去海口謀生，一直至今。

1994年在北京舉辦遠東及南太平洋地區殘疾人運動會，我理應在全國選拔之列並代表中國參加這一國際比賽，後因我的傷殘原因（“六。四”事件中致殘）被無理取消了參加比賽的機會。此事在1994年9月5日的《紐約時報》有詳細採訪報道。

在海口的這幾年中，地方公安部門一直把我當做監控物件。1995年5月底因有一些“六。四”民運人士來海口我處相聚，我的住所受到公安人員的無理搜查，所有人被拘捕，從此我的正常生活常常受到公安的騷擾，每隔一段時間公安人員就要上門盤問，給我在海口的生活及事業造成了很大困難。

傷癒後，由於久坐輪椅，腰背處有一些勞損，截肢的大腿神經也間歇地抽痛，非常痛苦。這一切都給我和我家庭的其他成員造成了不可估量傷害和巨大精神創傷。

方政1999.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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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志勇的證詞：

“六。四”傷殘者

齊志勇，男，1956年5月15日出生，受傷時33歲；原北京市城建六公司六級油工，現為個體攤販；89年6月4日晨1點20分，在西單西絨線胡同受傷，雙腿同時中彈，高位截癱。

自1989年“六。四”被槍擊傷致殘至今已十個年頭，我已43歲了。因我的腿是“高位截肢”，每當天陰下雨，或者想起當年的可怕情景，我的雙腿就疼痛麻木。

當年我家住在海澱區紅聯南村（西外）。我們油漆班有一項工程在前門大街“泰豐樓飯莊”。6月3日下午3點多，我們一行四人騎車上班（因那天天氣炎熱就想下午去幹活，晚上接著幹）。當我們路過西單西大街電報大樓，也就是國務院西牆外的時候，有輛大轎車翻了，聽圍觀的人說：“剛才武警打摧淚彈來著。”（後來我住醫院時有一位女大學生就是被催淚彈頭打中右腿的）由於人太多無法騎自行車了，只好把自行車放到牆邊，步行到工地。

6月3日晚上，我們來到天安門廣場，因活忙，白天沒來得及去看“女神像”，晚上我們想去看一看。當時同去的幾個人轉悠著看大字報，我坐在地下乘涼。到11點多鍾聽到廣播裏說：“如不離開廣場，後果自負。”我心裏發怵，就喊同去的人趕快走吧。這時廣場東側飛快地開來一輛裝甲車，繞著廣場四周轉圈，有位騎車的人喊：“快走吧！木樨地開槍了！打死人啦！”

我們這時走到人民大會堂北門，只見裝甲車向橫在馬路上的隔離帶疾駛而來，如進無人之境。周圍的人群嚇得四處亂跑，我一口氣跑到六部口西邊的西絨線胡同裏，想過馬路去取自行車。這時長安街西邊走來一大隊武警，手持警棍、盾牌由西往東行進，而那輛裝甲車開到六部口就停下起火了，從車上下來三個汗流滿面的軍人，有四、五個學生趕快過去挽著軍人對大家說：“這是人民的子弟兵，他們有軍令，誰那裏有水給他們喝點。”我這時還是想過馬路去推自行車。正在這時，有磚頭從國務院紅牆裏面砸了出來，樹上還有亮光。我又回到西絨線胡同裏，此時槍聲大作，看到東側升起了信號彈。這時約為6月4日淩晨1點20分左右，我在胡同裏面看到長安街上已經沒有人群走動，只聽到槍聲！我站在那裏往西看裝甲車上的火光。就在這時，我的一位住在石碑胡同的朋友喊了我一聲“小齊！”我說，你怎不回家？他說我家胡同裏都是坦克，回不去了。我們就這樣邊說著，邊聽著槍聲，我們還說這像是橡皮子彈！剛沒說幾句話，我往左邊一看有幾個穿迷彩服的軍人手端衝鋒槍跑過來了，還沒來得及躲避，我就突然倒下了，覺得子彈打到腿上了，用手一捂左腿，血象噴泉似往外湧，我用力大喊：“救命啊！”這時有幾個人跑過來，他們一看，我還活著，打著腿了。一位小夥子脫下上衣撕成條，把我的腿包紮上了，哪知道我的右腿也打了個洞，這些好心人用手把我擡著說，趕快送醫院。此時有一位老太太說：“孩子！挺著點，我回家拿門板！”就這樣人們把我擡到了市第二醫院，可是市第二醫院不知何故沒開門，於是又把我擡到急救中心。

從我中彈的西絨線胡同到市急救中心，少說也有四裏地。到了急救中心一看，門外都是受傷的人躺在地上，有人用手扶著吊液。這時有位大學生志願者走過來看了我一眼，對大夫說：“大夫，他是大動脈出血，很危險。”大夫把衣服撕掉換了止血帶。此時正好來了輛面包車，醫生說，這裏忙不過來，趕快往南城送，那邊可能好點。我被擡上這輛車後，車上已有兩位受傷者。車開著開著，突然我左側的那位受傷者的左手從他身上掉下來了，我叫了他幾聲，他沒有聲音，司機說他可能死了，我一聽很快就昏過去了。等我蘇醒過來時，我已經在宣武醫院了。急診室的醫生摸了一下我的大腿根部說：“股動脈沒了，你叫什麼？”我告訴了他我的名字，他就把我的名子寫在我的骼膊上，然後說，“快送五樓手術室！”到了手術室，那時約3點半，由於手術臺都正在使用著，等到5點40分才輪到我動手術。這時負責救我的人打電話叫來了我弟弟，我弟弟問大夫，他死了嗎？大夫說：“問題不大，我們會搶救的，你看他，鞋子在，人就在，鞋子飛了人就完了！”整個手術進行了6個小時，因為是兩條腿，輸了1800ＣＣ鮮血，左腿傷的是主動脈，醫生說我幸虧身體素質好，又及時包紮，否則失血過多就死了。

過了數天，左腿開始腫脹，做了減脹手術。到了6月13號醫生決定截肢，我的左腿有動脈去，沒有動脈回。醫生讓我媽簽字，我媽一聽截肢就哭了：“我不簽字，我生他時，好骼膊好腿，我小時候見過小日本、國民黨，也見過八路軍。我兒讓解放軍開槍打了，要截肢！不簽！你們打死他吧！他犯了什麼罪？”當時我的心情亂極了，無法說清楚。我為什麼這麼苦？我是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從小希望當一名解放軍，保衛祖國，沒想到被解放軍的子彈打成殘疾！

7月16日由於傷口感染，進行了第二次高位截肢。由於天氣炎熱，左腿疼痛難熬，望著殘肢真不知以後怎麼活。

我們單位遲遲不肯交醫藥費，8月7日由兩位士兵、一位警官和兩位醫院的人帶著我乘車到了我的單位，一位元元醫生對單位領導說：“我們醫院共接受診治（受傷）病人273名，只有他和一位大學生沒交醫藥費了。”最後單位這才給付了醫藥費。

單位無法安排我的工作，我提前辦了退職手續，每月發給我50元生活費和副食補貼。妻子因此跟我離婚，我一人帶著七歲的兒子與老母親一起生活。剛開始用雙拐行走，十分不習慣，結果摔了一跤，把右骼膊摔骨折了，又在床上躺了一個多月。以後我在家門口擺了一個食品攤位，維持最基本的生活需求。

齊志勇19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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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zhiqiang的證詞：

“六。四”傷殘者

Zhangzhiqiang，男，1961年4月3日生；北京某高校教師。

1989年6月3日下午6時左右，我與兩位朋友一起去天安門廣場看“女神像”，8點左右到達廣場，此時廣場上人很多，女神像聳立在廣場北側，看過女神像，我們聽講演，然後繞廣場轉了一周。在廣場，我們聽到了當天下午在西單發生的戒嚴部隊的軍火車被民眾截留一事，於是我們決定去西單看看後回校。這時大約晚11時左右，我們突然聽到很大的機器聲從前門方向傳來，只見一輛裝甲車從前門高速向北駛來，人群飛快向兩邊散開，裝甲車在人群中飛馳著，場面很恐怖，最後裝甲車向西駛去。我們還是決定去西單，到了六部口由於人多，我們把自行車放下，步行前往西單，到西單已是12點左右。在西單十字路口看到了幾輛用作路障的公共汽車。這時從東西方向傳來槍聲，場面很亂，有幾個從東面跑過來的人喊：“解放軍開槍了！”這時我們幾個人已走散了，我看到一些人擡著傷員過來，我與他們一起往西跑。這時槍聲越來越近了，突然在我腿下一聲爆響，我隨即倒地，右腿失去知覺，我知道不好了，肯定是中彈受傷了，於是大喊。

有幾位戴著北京師範大學校徽的學生過來擡著我繼續往西跑，擡到一處院子停下，他們說需要等部隊過去才能出動。他們問我傷在哪里？這時我的腿開始疼痛，從正面看，腿腫的很厲害，卻看不見傷口在那裏，我說是跑的時候受的傷，傷口應該在後面，我用手摸了一下後面，滿手是血（果然是部隊向跑散的人群亂開槍）。過了一會，槍聲過去後，有人找來一塊門板，他們將我放在門板上擡到了一家醫院，由於那裏傷員太多，我被簡單包紮後，被轉到宣武醫院。在宣武醫院的大廳內，一位原《工人日報》的記者問我需要什麼幫助，我請他通知了我的家裏。後來我被送進手術室進行了第一次手術──清創手術。我的傷口位於右大腿正後方的中間處，傷口是一個拳頭大的洞，骨頭缺損2釐米左右，肉向外翻著，從X光片上看到了肉裏還有數片金屬碎片，顯然中的是炸子。

兩個星期後進行了第二次手術──接骨、植皮，一個月後出院。以後由於右腳無知覺，腳也無法活動，又去宣武醫院檢查，證實坐骨神經被打斷，神經缺損較多。為此，89年12月又住醫院進行了第三次手術──移植神經，術後一個月，又得了急性骨髓炎，又住進了香山醫院，用中醫法治療骨髓炎。按醫生要求，治療前應先去掉鋼板，於是進行了第四次手術──去鋼板。90年5月份出院。由於我是瘢痕體質，康復很慢，右大腿肌肉粘連很嚴重，右腿嚴重強直，91年2月住積水潭醫院進行粘連松解手術，這次手術切除了一部份骨臼關肌肉，術後活動範圍可達90度，一個月後出院。由於骨臼頭肌肉被切除，致使右腿關節無力，在91年的一次外出時又發生骨折，再次住進了積水潭醫院，進行了第五次手術──接骨，術後休養到94年，上班至今，前後共住院治療一年多。

受傷時，我剛結婚兩個月整（89年4月2日），我的受傷給雙方家庭帶來了巨大痛苦，我的妻子更是承受了常人難以想像的巨大痛苦，在我的多次手術過程中，都是由她陪伴照顧我，要知道我們剛結婚兩個月，還沒有享受新婚帶來的快樂。至今我的大腿還帶著鋼板，右腳沒有知覺，右腿無力，不能蹲，不能跑，不能跳，走路時一不小心就摔倒，給日常的工作和生活帶來了極大的不便。

－－轉自《北京之春》04年9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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