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5日訊】1997年2月听到鄧小平去世的消息，我有三天晚上高興得睡不好覺。但后來漸漸變得冷靜了。

歷史是复雜的，它超出了個人喜好，超出了一代人的恩怨。

不管怎樣，都不能不承認：鄧小平靠成功的經濟改革在歷史上留下了相當正面的印痕。從1980年到2003年，中國大陸國民經濟總產值增長了7倍多。歷史上可能從來沒有發生過如此巨大的經濟奇跡。

鄧小平能領導經改成功，自然不是偶然的。照我的理解，其主要原因大致如下：

1，鄧小平應時而動，在中國飽受烏托邦運動的蹂躪后，將一种与理想主義相對立的務實主義樹為中國的國家哲學，使中國由天空迅速退回地面。他主張放棄空頭政治，毫不動搖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管黑貓白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發展就是硬道理——這些強調“經濟發展第一”的思路，乃是鄧小平路線的精髓。通過發動1978年和1992年兩波改革，鄧小平向世人表明，他是知道中國社會最需要什么的，他是知道應該怎樣做才能獲取永恒的歷史地位的。在這一點上，即使他年屆九十時，也比他的敵人，包括那些真誠的民運人士，都要高明許多。

2，放權。在鄧小平的向資本主義“倒退”的路線主導下，中國政治經濟發生了与高度集權相反的走向——由乾綱獨斷的一人獨裁，向几十位元老和改革家放權，實行寡頭政治（所謂集體領導）；由中央高度集權體制，向地方放權；由政府主宰一切，向民眾放權，不斷地歸還民眾以部分經濟自由。這便是農村聯產承包、鄉鎮企業熱、沿海經濟發展戰略、三來一補、出口導向、溫州模式、民營經濟、經營城市等創造性的經濟形式能夠不斷涌現的根源。

3，高度的操作智慧。鄧小平在1978年底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一下便把大局盤活了。它的要妙之處在于直指人心，把人類的欲望、野心和激情全部解放出來了，為塑造市場經濟最重要的力量——自由競爭——提供了最重要的政策和思想服務。 在确立國家目標時，鄧小平注重低調和可操作性。翻兩番的目標，是他借鑒了日本經驗而提出的。當2003年中國鋼鐵產量達到了2.2億吨時，反觀當年的毛澤東為了實現年產鋼鐵1000万吨，搞得民生凋敝，該有多么愚蠢！ 不是一位有著60多年政治經驗的老人，行事怎能如此銳利、實用，精致、到位！

4，用人唯賢。鄧小平起用胡耀邦和趙紫陽主導党政事務，可謂一著精妙，全盤皆活。而胡趙之用人，也很有技巧，比如胡耀邦每巡一地，一發現某人有超越地方之才，便立即將他上調中央。通觀1980年代，鄧胡趙的用人方式，直追于古代信陵君—劉邦—劉備—唐太宗的傳統。為了給經濟改革路線謀到合适的執行者，鄧胡趙采取一刀切，用知識分子換下了毛澤東時代的干部梯隊，顛覆了整個革命年代的用人史。這种宏觀走向上的重知識与微觀層面的不拘一格，用足了中央集權制的組織效率。在因64屠殺而与中國知識界為敵之前，鄧小平可謂得一時人才之盛。 到了1990年代，鄧小平又謀到了一個朱鎔基，朱鎔基這個經濟內行，一手搞活了整個90年代的宏觀經濟。鄧小平對人才的重視和信用，是多少世代的政治家無与倫比的。

5，維護了改革与軍事的平衡。中國經濟改革的成功，相當得益于長期安定的國際環境，和早期美國對中國的親和与放水（這對于中國建构出口導向型經濟尤其重要）。而這一環境是毛澤東与鄧小平為中國贏來的。毛澤東對歷史最大的貢獻，在于領導了中華民族的軍事复興。鄧小平可謂毛澤東合适的接班人。有人偽造歷史，將鄧小平掌權稱為和平崛起元年，其顛倒黑白，真令人瞠目結舌！事實上鄧小平奪取實權之初，便發動了對越自衛還擊戰，整個1980年代，中國基本上都在進行著邊境戰爭。通過邊境戰爭，鄧小平將整個軍官隊伍火線輪訓了一番，為中國軍隊培養了有實戰經驗、可管三十年之用的軍官團。戰爭的結果，中國達到了遏制蘇聯擴張的戰略目標。冷戰的結束，与鄧小平的戰略貢獻關系很大。

遺憾的是，在專制社會里，對外的武力，往往會掉頭對內。1989年在北京長安街上對赤手空拳的學生和工人大開殺戒的，几乎都是對越參戰部隊。正是鄧小平對外用武立下的功業，令軍官團盡管有些不情愿，但還是勉強服從了他們的統帥所下的屠殺令。 對外對內都敢于用武的行為，恰恰展示了鄧小平作為超凡政治家的“魄力”。當年毛澤東便看中了鄧小平的“魄力”，以為他“英果類我”，才在赫魯曉夫面前歷數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的优劣，認為鄧小平最有前途。歷史倒真的被毛澤東說中了，這僅僅只是“老江湖預言兌現”那樣簡單么？擬或是，這种性格的确為這個時代之所需？

對于我們這一代人來說，鄧小平的“魄力”乃是兩面利刃，既幫助了中國，又割傷了中國。他侃侃而談“兩手都要硬”時，語句間透出冷嗖嗖的殺气。這殺气既來自于人類內心世界里無邊的權欲，又來自于數十年前的亂世風尚。在解放前那個特殊的草莽年代，最高的時代精神乃是“槍杆子里面出政權”的叢林哲學，它從慈禧太后、袁世凱、孫中山、蔣介石，一路傳給了毛澤東、鄧小平。

切莫忘記，當年反右運動，給55万無辜的知識分子划右派的，決策者是毛澤東，具體操辦者正是這個鄧小平。而鄧小平的“手硬”記錄絕不僅僅局限于此。 解放前的中國民間社會，曾流傳著桂系軍閥白崇禧心狠手辣的故事。說的是白崇禧在剿匪時，為了防止土匪過后又死灰复燃，便設下騙局，將兩個連的土匪用机槍全數掃掉。但在今人看來，那個國民党的白崇禧，与這個共產党的鄧小平比起來，還算小菜一碟。

一位老將軍的回憶錄，便記載了鄧小平一夜之間指揮殺掉兩千多名土匪俘虜的事跡，時為1948年8月底，地點為大別山宋埠，背景為劉鄧大軍受毛澤東之命挺進中原，一路經受國民党軍的圍追堵截，10万大軍只剩下5万人之際。這兩千多名土匪俘虜便充當了鄧小平發泄情緒的替罪羊。其后，劉鄧大軍對大別山的農民仍是表現得特別“左”，鄧小平主導了這個過程，事后他承認就是要犧牲農民，否則難以生存。

這便是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一個縮影。64屠殺事件可以從中找到部分根源。只要“不高興”，只要“需要”，軍事強人是可以濫殺無辜的。兵者凶器，不斷遭遇的“打紅了眼”，使人性墮落，殺性上升，極易養成比一般不擇手段的馬基雅維利主義還要狠辣殘暴的“軍閥”气、“大帥”气。鄧小平雖然反感毛澤東在文革中破坏法治亂整老干部，在他的治下不再把整人整風當作加強控制推行政策的常用手段，但是，他需要一直掌管最高權力，使得領導改革開放的美名歷史性地歸屬于他個人，凡是膽敢阻撓他的這一“巔峰體驗”欲望的，他是不惜動用武力的。 1989年的大學生不幸正干了這件事，于是老軍閥下了殺手。64事件裸露了叢林哲學對改革開放的控制，中共政權的合法性因而遭到了嚴重破坏。

在這一血腥過程中，鄧小平輸掉了三起三落的美名，蒙受了滔滔如江河的罵聲。這罵聲使良知尚未泯滅、外界信息尚能通過儿女汲取、不甘失去成為歷史偉人机會的鄧小平警醒，他在1992年發起了第二輪經濟改革，改革的成功且變得不可逆轉，使鄧小平的屠殺罪孽因而被抵消了不少。過來人都知道，鄧小平在1980年代總是擺脫不了對鳥籠經濟的精神依賴，正是64事件涼水淋頭，才使他徹底清醒過來。正為了擺脫千古罵名，他才勇敢地拋棄了馬克思主義的計划經濟教條，接受真正的市場經濟理念。單從這一點來看，64烈士的鮮血沒有白流，是它們逼迫著獨裁者走向了部分新生。

但64事件嚴重破坏了中國的長治久安。1980年代經濟改革的順利，部分得益于毛澤東在文革發起的反特權的群眾運動，它使得鄧小平幸運地擁有了一支胃口較小的干部隊伍。64事件使中國官僚特權階層与党內外反腐力量之間的微妙平衡遭受到根本破坏，中間雖經鄧的學生朱容基“力挽狂瀾”，但江河依舊日下，中國大陸社會仍舊發展為貪污賄賂公行的社會，這個社會貪污賄賂公行的指數，在世界各國中，在中國歷史上，都是極其罕見的。它最終將引發什么，就讓我們等著瞧吧。

鄧小平對反腐敗一直三心二意。這是作為亂世小軍頭的鄧小平，比開國皇帝毛澤東要低檔的地方。毛澤東做事自有其特別的大气象，缺點是陷入烏托邦狂想，方向發生了錯誤。在對外用兵方面的一些細節，也體現出鄧小平与毛澤東屬于兩种不同气質的領袖。毛澤東出兵朝鮮時，指揮志愿軍對朝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軍紀，贏得了“中原義師”的美名；打印度解放軍撤退時，毛澤東又下令部隊將繳獲的武器修好，將屋子打掃得干干淨淨，留給跟來的印度人，其行為何其高邁！在鄧小平指揮的對越自衛還擊戰中，解放軍撤退時便牽走了越南人的十几万頭耕牛，顯然這是為了報复越南人的忘恩負義。后來內地到處流傳著中越特工互相實施血腥報复的事跡。這一切，自然不是下級的問題，而是最高主宰者的做事風格決定的。無論怎樣，鄧小平的气象終歸不如毛澤東！

鄧小平逝世后，很長一段時間內，象李慎之這樣的老先生，還有很多很多的有心人，都寄望于江澤民先生能夠勇敢地為64平反，啟動政治改革，他個人也可以順便搏取歷史美名。人們想象不到，對此，鄧小平早有安排，不僅用其思想陰影，而且用具體的操縱手法，捆住了當事人的手腳。

文革時，廣西、湖南一帶的人們一時風行殺地主，將人肉煮了吃；吃人肉時，為了防止旁人告發或者將來嘲笑自己，領頭的便強迫在場的所有人都得吃進人肉。《水滸傳》中王倫強迫要求入伙的林沖砍一個人頭，作為“人頭狀”交上來，与數年前湖南的匪首張君強迫部下犯下死罪，都是使用了同樣的手腕。當年毛澤東打倒劉少奇時，便強迫林彪、周恩來走在前台，充當倒劉的急先鋒，你想既貪我權位又不下水，那是休想。

在1989年64之前，在中共上層，也發生了類似情節。江澤民是5月31日前接任代總書記職位的。1989年9月某一日的《中國青年報》，便在第二版紀錄了1989年6月7日江正与李同在中南海國務院辦公室坐鎮指揮戒嚴部隊進軍。象鄧小平這樣精明的強人，是不會讓江澤民先生擁有脫身事外、日后平反買名的机會的。十几年來多少鎮壓事件的根源，都可以從這一細節中得到解釋。當然，江澤民先生也沒有周恩來的襟怀，秉承孔子那般“脅迫下的承諾不能算數”的權略，使自己擺脫鄧小平的死后控制。話又說過來，能控制到死后的事，鄧小平狡矣哉！

現在，中國大陸有一些政客和學者為64屠殺叫起好來，說什么果然是“殺”出來了二十年和平。按照這种為殺人叫好的哲學，即便把13億人中殺掉7億，他們也可能會為6億人因此生活得平平安安而叫好。除了這种獸道立場外，這些叫好明顯抹殺了1989-1992年間鄧小平如何換腦袋的真實歷史。叫好者還說，如果不是64那一殺，中國便會出現蘇聯崩潰那种局面——這又是在胡扯，中國既然未象蘇聯那樣稱霸世界，奴役東歐，瘋狂進行軍備競賽，從而導致擴張過度、社會扭曲，毛澤東又通過粗暴的反特權運動奠定了几十年的階級緩和，作為獨裁者替代的又是趙紫陽、朱鎔基這樣的溫和派共產党人，國內經濟生活又長期蒸蒸日上，這時節怎么可能發生中國崩潰的巨變呢？即便是共產党政權崩潰了，中國也不會崩潰啊！更何況，鄧小平之所以改革成功，是因為順應了“中國人急需發展經濟、改善生活”的民意，既然這一民意存在，它就會發揮作用，經過多少次轟轟烈烈的煉獄考驗的中國人，怎會容忍少數人把中國弄得崩潰？！ 鄧小平的确實行的是威權統治，他的成功的确与實施威權統治有關。東亞經濟奇跡的發生也大都与威權統治有關。其中的深厚原因，不是那些極右教條主義者可以弄懂的。這些基本事實，包括今日流行于中國大陸的“經營城市”現象，都應成為更高級的學術研究的原子事實才是。當然，威權統治在發展的第一步可能管用，到了第二步便可能上不去了，但切不可据此而否認它們在當時所擁有的巨大的操作合理性。

如果說鄧小平領導的改革開放的成功，便是威權統治的成功，那就違背基本事實、大錯特錯了。我們這個時代不是商鞅變法和彼得大帝的時代，中國改革是烏托邦運動之后發生的現象，本來便是多元合力的結果。不能因為鄧小平這樣的政治家在其中發揮了有效的領導作用，便把改革的功勞全歸于他的諸多手法中的一种政治模式，那將抹殺反威權統治的改革派的成就，將抹殺民眾為生存和發展不斷突破威權統治的僵化束縛而作出的創造性勞動，將抹殺道義、未來和全球社會對于威權統治者的精神壓力或思想引導的效用。一句話，那將貪天功為“威權”有！

較為准确地說來，鄧小平的威權統治不是一种“主義”或模式，而是實用主義的隨机應變的不可歸類的雜多，其核心可能是一种過渡態的使局面逐漸放松而又不發生崩潰的控制術。這种控制術是“畫龍點睛”，而不是“龍”本身；這條“龍”可能是流水，而不是河岸；這道“流水”不能定型分析，一定型，便將它合法化了；一合法化，它就反動了。 記得1989年6、7月間，上海殺了7名無辜的“參与動亂者”，北京接著殺了10名。

一時間仿佛紅色恐怖即將降臨。但卻沒有！王丹等人也只被判了四年刑期。看來，有人在后面做了一些工作，最后決策者鄧小平保持了某种節制。對于這大惡正在進行中的節制，是值得加以肯定的。在某种意義上，它构成為中國社會后來逐漸由冷轉暖的起點之一，也构成為未來中國可能實現和平演變的諸多起點之一。

复雜啊，歷史，浩瀚如海洋，如云任卷舒。 @(//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