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29日訊】連日來，海外傳媒和互聯網絡報道了多起北京的警察暴力事件：為了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召開，北京警方出重拳鎮壓民眾的上訪告狀活動，繼向北京公安局申請舉行合法遊行的北京市民葉國柱被逮捕後，北京南郊被稱為“上訪村”的數千名請願者在一天內被逮捕，關押在北京西郊的石景山體育館，據說，同時被逮捕的有兩萬多人。前一段時間，北京最高法院外甚至發生一起甘肅上訪老人王元順遭法警打死、陳屍法院門口十二小時的事件。引發了圍觀人群與警方的對峙，隨後在場的王的妻子馬上受到監禁，警方警告王元順妻子不得對外吐露死因實情。據目擊者言：王元順身上有很多創傷，脖子上有勒痕，臂部傷痕累累，左手有打針痕跡，傷口附近有三公分的黑色，可能被施打毒針，中毒死亡。

這樣的報道雖然讀來觸目驚心，實際上，這只是中國大陸多年來泛濫成災的警察暴力的冰山一角而已。

幾十年來，恐懼任何群體性的反對聲音，打擊任何有組織的反對力量，已經成為中共政權執政的“命門”和“死穴”。前有把“群眾專政”和“把無產階級專政落實到基層”，作為以革命名義行使殘暴的最大護法；自改革開放以來，所謂 “穩定壓倒一切”，則成了一切警察暴力和安全部門濫權的護身符。在這樣“壓倒一切”的觀念籠罩下，共產主義革命最受人詬病的“為達到目標可以不擇手段”、“用下地獄的辦法走向天堂”，在警察暴力中得到了最為淋漓盡致的發揮。明的不行就暗的來，合法的手段不行就用非法得來辦。

事實上，採取所謂“非常手段”壓制任何反對力量，已成為中共安全、警察部門心照不宣的既定政策。多年來，對異議人士的濫用暴力和栽贓迫害，以公然造假的手段製造泄密、貪汙、販毒、嫖妓罪名以嫁禍於人，把異議人士強行送進精神病院等等，當初蘇聯“克格勃”慣用的手法，在今天大陸各地都有著舉不勝舉的案例。甚至，不惜採取製造車禍、暴力恐嚇以至串通黑社會搞綁架、勒索、暗殺等等，也在各地的傳媒網站上時有聽聞。至於黑道白道相勾結，對所有威脅自身權力的力量都給予“殘酷打擊”，以致出現“穿了六年防彈衣的縣委書記”等咄咄怪事，則更是網絡報章上熱炒過的舊聞了。

什麼是“國家恐怖主義”？以國家機器的名義參與非法的暴力恐怖活動，就是“國家恐怖主義”。所謂非法，是以一個國家現有的憲法為依據的。今天雖然仍舊百弊叢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所明文規定的各種公民權利──比如宗教自由、言論自由、集會自由、結社自由等等，多年來形同虛設，近年來雖然“依法治國”、“回歸憲政”的呼聲日高，也從來只是“雷聲大，雨聲小”；但越來越泛濫的警察暴力卻沒有受到任何法律的限制，以至隨時隨地因為中共的一個什麼會議，就實行封城封路、當街抓人、變相宵禁等等，警察對上訪民眾、異議人士採取的“非常手段”、“暴力手段”更是無日無之，以至累積下來越來越深的民怨民憤。

當初國民黨政權在中國大陸的崩潰，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從暗殺聞一多、李公朴等民主人士的“白色恐怖”中露出端倪來的。國民黨當初的口號──“安內才能攘外”，就等同於今天共產黨的“穩定壓倒一切”。從歷史上看，從鼓吹專制皇權的慈禧、袁世凱，到鼓吹“種族淨化”的希特勒和“東亞共榮”的日本皇軍，凡是一切專制極權者，“穩定壓倒一切”都是他們的最大國策。

把“穩定壓倒一切”與法西斯專制主義掛鉤，不是冤枉了鄧小平或中共為政者，而是揭露了一個基本邏輯錯誤：任何一個具有合法性的政權及其執政黨，謀求民眾的最大福祉，才是行政的最高目的；把穩定作為行政的最高目的，一定是合法性存在危機的政權和政黨所為，所以他們才把鏟除異己、維持政權穩定視作“壓倒一切”的要務。鄧小平在“六四”天安門事件後祭出“穩定壓倒一切”的法西斯旗號，正是說明──中共政權統治的合法性和鄭黨性，都從根本上發生了問題。據說本次中共四中全會的主題之一是要解決“執政能力”問題。從泛濫的警察暴力演變為“國家恐怖主義”，這個老大問題是否能解決，恐怕正是考驗中共是否具備合法、正當的“執政能力”的最大關卡。──中共政權是否能夠從舊式的列寧史達林式蘇維埃政權，蛻變為稍具民主色彩的現代政黨？同是召開黨的代表大會，美國近期先後召開的兩次民主黨、共和黨會議，雖然同樣示威抗議不斷，也發生了民眾違法遭到逮捕的案例，但並沒有發生警察暴力泛濫的問題，正可以作為一個正面對比的例証。

──轉自《自由亞洲電台》(//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