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28日訊】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強調，“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必須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爲指導”。對此筆者不能苟同；而且，若中共果真循此路徑展開加強執政能力建設的工作，最終必定會産生事與願違的結果。

馬克思主義的核心是暴力革命，列寧主義的要旨不僅是暴力革命，而且特別強調無產階級專政，至於毛澤東思想，除去階級鬥爭，就只剩下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了，所有這一切都在根本上與文明社會中的依法執政有著不可調和的矛盾。以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專政和階級鬥爭來指導加強執政能力的建設工作，不僅在邏輯上是荒唐可笑的，心理上是病態的，而且勢必産生極端專制的後果，根本不可能實現“執政”之要義。

至於鄧小平理論，其中心是“摸著石頭過河”，也就是說，過得去就過，過不去就回來。顯然，其缺乏理論應有的體系和前瞻性，更不具備指導性；而“貓論”和“發展是硬道理”完全忽視理應高度重視的道德維度，導致中國社會生髮了大量的失范行爲，社會不公和兩極分化十分嚴重。“三個代表”倒是非常好的表述，可問題在於，你憑什麽代表所有的好事，又怎麽代表？誰授的權，通過了怎樣的程式？沒有代表性、也沒有說明如何代表的“三個代表”，怎麽可能具有理論指導的力量呢？！

顯然，無論是鄧小平理論還是“三個代表”，都無法承擔起指導加強執政能力建設的重任。

1949年後的歷史表明，凡是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時候，就是中共不斷犯錯誤，執政能力極其低下的時候，就是中國老百姓慘遭折磨摧殘的時候，就是中國社會發展停滯甚至倒退的時候；而只要放棄甚至只需稍稍修正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中共就能糾正錯誤，重拾正途，執政能力大幅提升，社會進步，普通民衆脫離苦海，過上稍有最基本尊嚴的生活。

中共建政後的頭幾年，以具有濃厚的新民主主義色彩的《共同綱領》爲指導方針，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歷經十數年戰亂早已破敗不堪的經濟不僅得到了有效的恢復，而且有所發展，人民生活安居樂業，爲近數十年所少有，政治社會環境總體寬鬆，人民享有較多的個人自由；但好境不長。1954年，中共修成了第一部憲法，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成爲中國社會的最高指導原則。剛剛得到土地的農民還沒有從“土地主人”的興奮中清醒過來，就被迫上交土地，走上了違反人性的公有化道路。城市也開始了消滅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運動，大批私營企業在公私合營的幌子下被侵佔剝奪。這一努力在1958年，借三面紅旗和大躍進達到了頂峰，給中國社會政治與經濟造成了巨大的損失，導致了延續數年的大饑饉。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中國人民付出了三年間非正常死亡人數高達三千萬的慘痛代價。

隨後，中共不得不將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暫時擺到一邊，在農村實行“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城市也放鬆了控制，強調生産的重要性。很快，遍佈城鄉的“資本主義尾巴”將中國人民從饑餓的深淵中拯救了出來。然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並不甘心自己的失敗，它們一直在謀劃著更爲倡狂的反撲。從1964年“四清”開始，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再一次成爲中國社會發展的指導思想，最終導致了喪心病狂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十三年間，中國人民飽受摧殘與折磨，其痛苦之多之巨之殘酷自不待言；文革結束時，國家已經瀕臨崩潰的邊緣。

自然，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再一次在實踐中遭到了擯棄，以分田到戶爲核心的“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迅速在大江南北推廣實施，城市“唯生産力論”也取得了對階級鬥爭的勝利。不久，中國經濟就有了明顯的發展，人民生活也於數十年間首次有了提高。期間，以“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爲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曾經有過數次神經質般的痙攣。但由於殷鑒不遠，它們終究未能爲禍人間。

“六四”屠城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重新成爲官方的意識形態。必然的，三年間中國經濟連年衰退，人民生活水平停滯不前。1992年，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再一次在實質上遭到否定，中國踏上了第二輪改革開放之路。遺憾的是，取代馬列毛澤東思想的不是自由資本主義，而是國家資本主義、權貴資本主義，以致當今中國腐敗橫行，社會不公，兩極分化十分嚴重。

綜上所述，凡是中共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之時，其執政能力就非常低下，錯失連連；而一旦抛棄馬列毛澤東思想，不論用什麽取代它，都能夠大幅度地提高執政能力。因此，毫無疑問，中共將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作爲加強執政能力建設的前提是錯誤的，必定無法達成目的的。

源自《議報》165 期(//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