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24日訊】　　剛謝幕的十六屆四中全會帶來了一個人們企盼已久的消息：老邁的江澤民終於「退休」。但諸多觀察家們面對全會公報中諸多官話套話，卻不知道應該讚美還是失望。

　　隸屬新華社旗下、並一直努力以非官方喉舌面目出現的《瞭望新聞週刊》緊緊抓住全會公報中的「堅持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協調發展，建設一支現代化、正規化的革命軍隊」這句話，心領神會地詮釋出一大篇文章，將中國現在的問題定位於主要源於「全球化」。該文用大量篇幅闡釋中國「面臨的內外形勢仍然十分複雜，改革與發展的難度甚大，社會矛盾增多，國際環境詭譎多變」，「境外各種思想文化大量湧入，主流意識形態受到嚴峻挑戰」，這種解釋完全是冷戰思維在新形勢下的「與時俱進版」。

　　頭腦清醒的人都知道，目前給中國公眾帶來最大危害的是各級政府的嚴重腐敗，而這腐敗源於中國的政治體制。而全會公報對腐敗問題恰恰只輕描淡寫地一筆帶過，並將「徵用土地、城市拆遷」這兩個近年來官商結合最緊密的腐敗高發領域，簡單歸結為「維護群眾利益」與「一些黨政職能部門、執法機關的工作作風簡單粗暴」的問題。

　　解讀完公報要點之後，結合中國近年的政治走勢，可以看出中國共產黨要加強的執政能力的主要脈絡。

　　在此應先闡釋所謂「執政能力」一詞的應有之義。按照西方三權分立的民主國家的解讀，政府對內的執政能力主要體現在為社會提供各種公共服務，如構建廉潔的司法與警察系統、為公民提供作為社會福利的教育與醫療系統，以及市政建設。至於立法，那本就不是政府的事情，而是國會的事權。民主國家的政府的執政能力是每一個政府部門能夠執行本國的法律與政府的各種規章，為納稅人服務，幾年一次的大選就是納稅人對政府執政能力的考核。

　　而觀諸中國，近年來腐敗已經滲透每一個權力部門，每一項公共權力都形成了一條巨大的食物鏈，各級官員都成了緊緊攀附在權力這條食物鏈上的政治生物，舉凡司法、警察、市政建設、教育、醫療，無不成了各級官員創收的最便捷的工具，公共服務職能早已經退居在次要地位。政府既是股市遊戲規則的制定者，又是裁判者，同時還是股市最大的莊家，而土地國有制又使得各級政府能夠成為土地的最大拍賣者，價格的隨行就市全由各級政府「收發隨心」，全看「買方」給當權官員們多少私人好處。這些「政府參與經濟事務」的現象可謂當今世界獨一無二。

　　這些年政府的執政能力主要表現在社會控制能力（鎮壓各類社會反抗，加強輿論控制）上。各地的群眾反抗事件一律被當作「社會不安定因素」，「制止於萌芽狀態」，當年胡耀邦做總書記時期設置的上訪辦，不僅無法處理上訪者的冤情，反而成為各地政府截訪打擊上訪者之地。以言獲罪者近年來逐漸增多，各種媒體只能緊閉「政治」大門，一味走俗，中國青年一代令人瞠目結舌的性開放無度，不能不說是媒體推波助瀾的結果。國安部成了中國公民社會生活中一個無處不在的影子。未來是現實的延續，中國共產黨的現實執政能力如此，胡溫承接了這麼一份政治遺產，又豈能有多大作為？

　　從社會主義國家歷史考察，就會發現一個規律：第一代領導人大多是鐵腕人物，如毛澤東、斯大林，而且都喜好濫用超常規權力，個人權力經常凌駕於體制的常規權力之上。但越到後來，領導人的能力越平庸，個人權力也就只能服膺於體制性權力，性格強悍的朱鎔基最後都只能順從體制性力量的慣性，何況更加弱勢的胡溫？中國目前這種嚴重的體制性腐敗，僅靠領導人表態難於治本。比如今年國家審計署公佈了國家體委挪用奧運會資金建造住房一事，國家體委就敢於公開叫板，聲稱「挪用並非腐敗」，最後由中央有關部門出面為國家體委「澄清事實」。只此一事就說明這條食物鏈上的政治生物已經糾結為一股體制性力量。

　　正因為明白體制性常規權力之強大，深諳「反腐敗亡黨，不反腐敗亡國」的道理，中國共產黨的政治選擇也很直接，在不再力反腐敗的情況下加強「執政能力」。但從近幾年逐步加強奠基於政治高壓之上的「社會控制能力」來看，這種「執政能力」短期於延續執政黨生命有效，但於國家民族前途則有大損。筆者只能祈願，時過百餘年，中國的執政黨與執政者的見識應該高於當年的慈禧，認識到正常的「政府執政能力」應該是其公共服務職能，而不是中國政府目前日益加強的社會控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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