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24日訊】如果排除了自利，誠信可建立在人性、良知和法律之上。當然了，提倡絕對自利和利他都是脫離了肯定自身的人性原點，人生目的的追求就會失去鼓動自己的原動力。達賴喇嘛宣導的“愛人如己”和“愛敵如友”，恰恰也避免了反人性的禁欲主義，人的自利需要以自愛(良知和反省)為人性前提，“離開了自愛自利的天性，越是高唱“利他主義”的高調，就越容易走向真實人性和為善道德的反面，變成偽道德和惡政(劉曉波語)。”可想而知，誠信的形成是以人性、良知和法律為基礎的，有人把它們歸類為社會誠信。然而從道德的角度出發的誠信，往往缺乏法律保障，它極欲打破曖昧關係，讓區別於自身的意識形態進行深刻反思，通過呼喚人性的基本良知來建立信任約束，這便是道德誠信了。在人具有自私的同時，同情和憐憫也是依附於囊體之上的。經由人的生存空間和發展本能，作為個體的人便以適應環境和挖掘個人潛能為藉口，把原本人性具有的向善面蓄意抹殺，而將欲望提升到了空前的程度。人性在追求個人欲望的同時，不刻意強調良知乃至責任，道德也就失去了衡量尺度，道德底線無非是抑制欲望而無法生效的心靈法律。

人們要是把道德誠信高舉到政治層面，這個以個體欲望彙集的集團化欲望，是從某種程度上發展了假像社會誠信來踐踏道德誠信的張目理論，主張助長個人欲望的結果，是為產生假像社會誠信奠定了人群基礎。當兩大陣營的集團雙方在政治上出現了不平等時，可想而知一方佔據了政治資源優勢而另一方便是敗者為寇，這種強勢為王敗勢為寇的非道義性邏輯，導致了社會和道德誠信的雙重不公正。不管威權是以何種姿態出現，如果僅以佔有欲為目的而背棄正義，則從道德的角度上說，是失信和不守承諾。因為道德誠信的崩潰，沒有健全法律約束的假像社會誠信經政府行為誘導而一反常態，立即步入了合法暴力和暴力合法的強權道路。相較於組織化的政府集團暴力，個別良知者的反思確實微不足道，兩者之間的曖昧關係，只能用世俗化的眼光來觀察，也可以把它當作反思者對強權的詛咒來對待。因為關係曖昧，個別反思者宣揚強權對被害者的集體反思，進而要求恢復正常的社會誠信，往往這種努力卻適得其反。

個別反思者對強權的曖昧，是因為集團化的欲望超出了他們所能喚回的程度，要求集體反思的言論，是全盤否定強權暴力的合法性，從中規範雙重誠信無非是希望打破已經形成的傾斜秩序，要讓禍及社會的群體行為底朝天，這對強權是種危言。強權結構非理性的自利因為在沒有接受社會良知天性的合理引導，所以才墮落到了貪婪的佔有欲望，社會良知的發揮只有依據合理的自利，讓社會結構的個體人在認識到了佔有欲望的過度是貪婪和非正義時，才可以提倡反思精神乃至鼓勵建立新的社會和道德秩序，逐漸形成以良知為基礎的法律誠信和以反思為基礎的道德誠信。

人性的自利是天性的，而政府的自利卻是人為的。個人的自利是為了財富和名譽的肥大，他的迴圈增肥中有人性的向善一面，而政府的自利卻是社會秩序紊亂，貪婪和欲望的極度膨脹，它對弱勢群體的漠視和執行私利的意志，是國家社會一切不公正和非正義產生的源頭。

呼喚個人良知和呼喚社會良知，在極權體制下是意見人士唯一能做到的一件事情。政府鼓勵社會良知和個人良知在極權國家，尤其在中國將永遠是個夢想。但只要人性還沒有泯滅，呼喚人的理性或善的一面，應該可行，因為人活著不僅僅是為了吃飯，人是有自主觀念和尊嚴的！劉曉波說：“我不敢反抗強權暴政，但只要我的良知尚存，我就決不能再靠出賣尊嚴所換取的安全中，洋洋自得于自己的精明：一邊嘲笑良知者的殉難，一邊毫不臉紅地談論“消極主義”，炫耀“不作為”。”

作為一時間很難解決的西藏問題，藏中雙方之間的曖昧，就特別需要中國國人的社會良知和深刻反思將它打破。根據藏中之間的歷史淵源，已經形成過兩個民族之間的基本認同和信任，然而一黨專政的專制政府為了膨脹私利，人為地把西藏據為己有。中國政府制度化的人為自私，導致了國內社會法治約束力的勢微和良知、反省約束力的內虛，所以，中國國內重新建立並健全社會誠信和道德誠信，政府同國際社會以及被侵略民族塑造彼此信任的政治誠信，是中國在未來永久屹立的社會和精神支柱。中國就需要像劉曉波和以他為代表的國內良知者，還需要像楊建利和以他為代表的海外流亡意見人士真正為中國的前途挺身而出，為奮鬥理念而百鳴不息的優秀鬥士，中國將因為他們的鳴放而覺醒過來！

－－轉載自《新世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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