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23日訊】由我來寫汪丁丁並不合適，我們雖是朋友，但交往並不多，對他的學問更是無能置喙。細想來，人生於世，能幸運地擁有一二朋友，不僅是遭遇使然，而且也會有性情、境界的原因，所謂傾蓋如故正是指此吧。　　　　
　　
早就聽說過汪丁丁的大名，那是在《讀書》之類的雜誌上看到他寫那種深入淺出的經濟隨筆，當時很有印象，覺得經濟學家能寫出那樣漂亮的文章真是讀者的幸事；九十年代中期，正是人文精神大討論轉向經濟學領域或者說是由經濟學家們表態作總結性發言的時候（也是經濟學帝國主義的表現？），那時，汪丁丁寫了一系列的文章，談論“市場經濟的道德基礎”，有一篇記者訪談他的文章還是由我編輯後發在《戰略與管理》上。但我天性不愛跟人交道，的確是有一個大而熱鬧的北京，但北京的各種圈子，學術圈、新聞圈、娛樂圈之類我幾乎沒有涉足過，倒是編輯部的同事經常會說起最近見到某人，遇到某事，於我確有某種多聞之趣。有一天，汪丁丁就這樣闖進了我的生活，一位同事說到，他見到了汪，覺得汪很憂鬱，像個布道士一樣，我聽了不無興趣地問起他是什麼樣子的，因為我那時讀了汪丁丁的“什麼是啟蒙”的文章，正對他那種哲學家的氣質迷惑，他幾乎是用魏晉文人之口追詢“試問天下心靈，家園安在”？　　
　　
在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我幾乎有一種膽怯，我冒然答應了雜誌社的朋友們，但我對於寫好汪丁丁實在沒有把握，因為我跟他有限的近距離接觸實在難以說出什麼，所以文章拖了很久仍不敢動筆。動筆的時候才想到關於汪丁丁幾乎是一個“說不盡的”話題，他的學問思想、他的傳奇經歷、他的人格魅力，等等，都是。但奇怪的是，我幾乎沒有看到過多少寫汪丁丁的文章。汪似乎不是新聞界和讀書人的生活材料之一，這在我們這樣一個社會裏實在是有趣的事實之一。他們那一代人有太多的作家學者成為明星，甚至成為一些讀書人言必稱仰的楷模規範之類，但汪丁丁不是，雖然我也知道北京的不少讀書人都愛稱丁丁如何，但那又是一回事；據說如今嚴重分化的知識界左右諸君都能接受汪丁丁，以至於激進的朋友指責汪丁丁只是個不敢得罪人的老好人，他的論辯文章反而會有“親痛仇快”的效果，但對於汪丁丁的學問，一般人都是承認的，尊重的，在國林風、風入松等書店的大大小小的學術沙龍裏，大學生們也願意向汪丁丁提問。　　
　　　　
我多次想起汪丁丁，唐人“天下誰人不識君”的說法總是油然產生，而五四時“我的朋友胡適之”的現象用在汪丁丁身上也庶幾相類。　　　
　　
在我認識汪丁丁之前，我已聽過汪丁丁的無數傳奇。例如他在香港大學的教學生涯，他被辭職，據說跟另一位鼎鼎有名的張五常教授有關（若干年後，我在“他們的世界和我們的世界”一文裏對張五常先生進行批評是不是也有關係？）；據說汪丁丁先生讀書極多，學問如汪洋大海，人們在他的面前，往往不敢提出認真一點的問題（是不是我們也是聰明地想到了，我們一思考，有人就發笑？），在他失去香港的職位後，內地的各有關機構爭相聘請，有的以年薪二十萬請他俯就（那個時候，二十萬可是不小的數字），據說，有的人說，我們把汪丁丁請來了，誰還敢來跟我們叫板學問；我還聽說，汪丁丁邊教書，邊炒美國股票，不過，他炒股票的成績可不怎麼樣。　　
　　
我後來遇到了一位年輕的思想家李朝暉先生，他談起當世人物，所論列佩服者，數人而已，而汪丁丁竟是一位。李先生在孤獨的讀書生涯裏竟把汪丁丁的一本《在哲學和經濟學之間》翻爛了，他說從中受益不少。對於汪的思想、學問，李先生簡直是瞭若指掌，汪對中國前途的看法也是李先生關心的，據李朝暉說，汪很早注意到了文明的均衡問題，我們中國是從一種均衡走出來到另一種均衡狀態裏去，是否走出來了，另一種均衡是什麼樣子的，據說都是未知的。所以汪丁丁很憂鬱。　　
　　　　
正則基金會頒獎的時候，那是一九九八年的冬天吧，我去了，在簽到的時候，我遇到了汪丁丁，我一改平日不與名人攀談的習慣，“原來你就是汪丁丁啊，”我對他說，並自我介紹，汪丁丁很隨和，我們互留電話。過了幾天，我給汪丁丁打電話，請他到雜誌社聊天，他答應了，我坐車去接他，他讓我到華聯商廈對面的麥當勞餐廳裏找他。原來他那時每天上午在那裏備課、會客，約定的時間到了，我在外面抽煙一時沒找到垃圾箱，只好用一張紙包著煙頭放在外衣兜裏，我進了餐廳，京城有名的出版家沈昌文先生和梁晶女士等人已在跟丁丁聊天，我坐下來，汪丁丁給我要了一杯咖啡，話還沒有說幾句，女士們聞見了燒衣服的味道兒，我趕緊掏兜，我的煙頭沒掐滅。大家笑了，我很不好意思，汪丁丁對大家說，餘世存是一個文人，行為不羈的。後來說了什麼我也記不清了。當我和汪坐在車裏時，我才有機會認真地跟汪聊天，我對汪說，他們那一代人的文章，我比較喜歡他和王小波的，雖然他們是如此不同。我又問他有什麼長遠的想法，為什麼不寫專著，他認真地回答了我。他還說起每半年在夏威夷讀書，每半年回來教書，他說起那邊的讀書條件，我這樣的人根本沒經歷過。到雜誌社以後，基本上是其他幾位編輯跟汪丁丁研討問題，我幾乎也沒有插上嘴。　　　
　　
這中間我向汪丁丁約了一篇稿。到第三次見面的時候，是國林風書店為他的《回家的路》一書開新書發佈會和研討會，據說汪丁丁讓組織者請我去，我那天忙著一件事，但還是準時趕去了，我第一次參加那樣的會，京城的學術書店主辦的新書發佈研討會，原來還像模像樣的。會議桌邊坐著著名的學者，還有寫著名字的標牌，我在我的名字後坐下，壞了，還要講話。我緊張地趕緊想詞兒，汪丁丁和劉軍甯先生坐在我對面，會議開始了，汪丁丁發言，他居然掏出紙來，原來他還打了草稿，他那麼有學問那樣見過場面的人怎麼還要列提綱，我這樣一驚訝，留給我措辭的時間又少了不少。等不得不發言時，我只好憑感覺印象信口說來，我在緊張裏表達出了我對於汪的印象，我說他是我們中間的兄弟，他讀了很多書，現在他回來了，我也談到了九十年代以來的學風，我說汪丁丁的文字是親切的。沒想到效果還不錯，汪丁丁立馬在一本書上簽名送給我，對於這本簽名書我一直很珍惜。　　　　
　　
這以後，就聽說汪丁丁要出去了，我們又見了幾次面，他就真的去那邊讀書去了。一去近一年，這期間我開始學會了上網，當他聽說我有了電子信箱以後，很高興地向我表示祝賀。在今天這樣的社會裏，一年之間要發生多少事啊？有些事總讓我們想起一些朋友，例如已去世的可愛的王小波和依然在讀書思考的令人親切的汪丁丁，我們經常會想起，這件事或那件事，他們會怎麼想，怎麼說，或者說，要是他們目睹了事件，會寫出多麼精彩的文章啊。這當然不是毛澤東“國有疑難可問誰”那樣的感慨，也不是恩格斯看到各國的工人階級團結起來想到要是馬克思在的話該多好之類的遺憾，細究起來，可能是朱自清先生那樣遇事總問聞一多先生是否有意見的心理，我們的社會確實太過複雜，生活確實太過苦辛，“人生實難，大道多歧”，所以我們需要某種相互支撐的力量，甚至人心、真知和大道外化的文字本身也會給我們不小的安慰。人生的慘痛在於，我們經常為苦水浸泡，連那種小小的文字都不能得到。雖然有網路傳播工具，但要溝通仍是不容易的，因為每個人在他生活的空間裏都是一個類似於均衡的狀態，在與另一個均衡狀態聯繫時，對方往往有這樣那樣的原因，也就是對方不可能放下自己的狀態來同情地全部投入地為你服務（我曾經“在孩子們中間”寫詩說，放下自己的事情為你們祝福，但那矯情多於實然），這也是今天人們使用電子交流工具仍不能增富自己生活意境的原因。而想到一個民族、一種文明要從自己的均衡裏走出來，真有令人絕望之感。　　　　
　　
我跟丁丁的聯繫是簡單的，後來他提到了他要回國的事，說要請我喝咖啡，他要煮咖啡給我喝。但他回來後忙得只是請我去盒子咖啡屋品嘗了咖啡。他回來了，我發現他不僅是一個經濟學家，而且是一個哲學家，一個文人，我們說好了聚會，我的尋呼機上的漢字是他留下的問題，“請問家裏人的電話和見面位址，”他把我們當作家裏人；我們參加唐逸先生的作品討論會，他跟唐逸先生大談生命哲學問題；還有一次，電話裏他竟然邀請我一起編一個實驗話劇。我們幾乎很少談到彼此做的事和正關心思考著的問題，但我們相信對方。就像劉軍甯先生有一次解釋他何以與汪丁丁交好一樣，我們的性格、從事的工作、專業和興趣千差萬別，但我們是朋友。　　　　
　　
但汪丁丁實在是大忙人，他的交往圈子可能比我大得多，他是好幾個大學的教授，是好幾個研究機構的研究員，是學術委員會主席，是雜誌的學術顧問，他在北京的短短半年多時間裏，我們見不了幾次面，倒是經常在《財經》之類的雜誌上見到他的文章，產量之高，令人瞪目。　　
　　　　
今年夏天他出國後，雜誌上仍能見到他的文章，這倒是拜網路時代之賜，使他能及時掌握國內的材料而做出反應，他的經濟類文章我當然一知半解，但他的社會隨筆卻讓我感動不已。他的關懷是那樣具體，一位歌廳的小姐，一部實驗話劇的演出，一個鄉黨委書記給國家最高領導人的上書都能讓他動情。最近我讀到的則是他對江西農民的關切，一個出版社出版了中央文件彙編“減輕農民負擔工作手冊”，農民搶購，而地方政府高價回收，幹部威脅農民交書“誰藏書誰負一切後果”；丁丁就此看到了農民的覺醒，他把所有勇於反抗權勢維護自身權益的窮人們的行為看作是自由意識的覺醒，他說，儘管我們“城裏人”仍在爭論“自由”概念的不同內涵，但必須有自由意識，必須有起來維護自身的“自由權利“，農民們才能過上好日子，才有與貧困抗爭的真正有效手段。丁丁還評論道，基層的腐敗、基層腐敗幹部對農民財產和生命的肆意掠奪、基層社會的分崩離析狀況，所有這些侵蝕著我們民族健康肌體的病症，所有這些導致了我們社會的權力結構迅速“野蠻化”的病症，這些曾經顛覆過幾十個王朝的病症，它們是市場經濟的死敵，而抑制這些病症的惟一有效的途徑，但是“喚醒民眾”。　　　　
　　
這樣的人這樣的話一點兒也不隔，他真的就在我們中間，我為這樣的文章感動，丁丁寫出了我想說的話，儘管有人埋怨他寫這些小文章浪費了他太多的精力，但我們在國內的人又有多少人寫出了這樣的文章呢？那些口口聲聲說關心我們的人為什麼離我們又總是那麼遙遠呢？知識人的活動如果只是在概念修辭裏打轉又怎樣與他標榜的關懷相聯繫呢？格物致知，真正的知識必然是及物的，真正的關懷必然是廣闊而具體的。　　
　　　　
我因此從不放過讀丁丁文章的機會，我在他的文章裏除“均衡”外，還讀出了“自由”的觀念、“知識”的觀念、“時間”的觀念。個體生命必須是自由的，才能在每一可能的方面進行創造，從而一個社會、一個民族、一個文明才能加速度地積累起足夠的“知識”總量，反過來增加全體的福祉。丁丁論證過前現代社會在“自由”方面的欠缺，由此帶來的“知識”因而社會財富的匱乏以及個人命運的不幸，但這個均衡的前現代社會要邁進現代社會裏的均衡狀態，從那種王朝週期顛覆的治亂迴圈的穩定均衡裏，到現代社會持續的不斷的變遷的均衡裏，何其艱難，也許真的只有“時間”這一變數來解決。正像時間證明了朋友之情一樣，時間也將證明歷史有它的演進。　　　　
　　
而我自己，在這個冬天竟然寫起詩來，其中也寫了一首憶汪丁丁，就用這首詩作為文章的結束吧。
　　　　
　　　　
　　　　十月詩草之六：憶汪丁丁
　　
　　
　　　　這裏的冬天長而圓滿，雖然人生　　　　
　　　　有無數的缺憾。政府一聲令下，　　　　
　　　　點火，我們因此可以禦寒；　　　　
　　　　那不在溫暖範圍的也有土辦法，　　
　　　　人人尋到他自己的安全。原來人生　　　　
　　　　是一個個均衡，如同螞蟻在死之前的無知隨意。　　
　　
　　　　親愛的丁丁，我該怎樣打發這時光，　　
　　　　從這裏到那裏，話從何說起？
　　　　
　　　　你那裏明媚的椰風可好，　　
　　　　海水是否吻起了陽光，　　
　　　　黃金沙灘充滿了孩子般的笑聲？　　
　　
　　　　我這裏灰暗得只是一句歎息，　　
　　　　像傍晚看著幾十年前的電影上演，　　
　　　　無能於作那戲中的角色，　　
　　　　等待戈多者，或單純如一只呆鳥。
　　
　　　　丁丁，為什麼我沿著你的曲線飛行，　　
　　　　卻抵達不了你所在的均衡？　　
　　　　這個冬天就這樣讓我想起颶風，　　
　　　　這裏的人心需要啟蒙。　　
　　
　　　　丁丁，當你在夏威夷輕輕顫動你的思緒。

－－轉載自《新世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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