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22日訊】鑒于四中全會所提出的“提高執政能力建設”這個任務，以及全會所完成的組織布局，本人的《呼吁解放軍將土起義書》之（8）暫停發表。我們是以對中華民族的執愛來寫這篇文章的，現在形勢發生了變化。基于對民族的責任暫停發表。

我們是期待胡溫，并給他們留下助跑所必須的余地。這是鑒于這兩個人加上吳邦國，從在政壇上露臉以來其表現有別于江澤民那幫流氓，在他們獨立的執掌權力后是不是有掃蕩野蠻慘忍、虛浮糜爛風气的決心，需要一個觀察的時間。

雖然胡錦濤為其党提出的新路線—-“提高党的執政能力建設”偏离中國現階段社會矛盾的本質—-現階段中國社會的矛盾是共產党不具有合法性—-因為合法非法說的是主觀道理在對事物本性的把握上是否為真—-轉到社會聯系就是政權必須出于民。

而共產党之統治中國，這個關系不是通過對法理的證明來實現的，而是用武力造成的。在造成后又沒有及時地還政于民，它之所以不能及時還政于民，是因為它做為一個主觀理念是寄存在一個非法概念上—-即它的最高理念“共產”不能被還原進客觀世界，主觀理念具有客觀性就是合法性。

至此，我們對合法性的探討也就達到了它的根底—-

合法性就是追問主觀理念是不是能還原進客觀世界。

一切具有生命力的政党其名稱必然不含矛盾，必須能被還原進客觀世界。

共產做為一個道理屬之主觀世界，但它要加之的人卻是客觀事實，所以—-

只有做為理念的“共產”具不具有合法性，不存在人具不具有合法性這個問題。

用來指導人類生存的原則必須与人的物質性質相一致。因為—-

人不是為了合共產主義之法才成為人的，一切主義卻都是為服務于人的存在才被人想出來的。—-服務于人的存在當然就必須与人的性質相一致。

這就是還原，并有效地歸進了客觀世界，而不含矛盾。

共產党卻反其道而行之，它先驗地賦予“共產”以最高的法力標准，讓先天的人去服從后天的原則，如果先天的東西可服從后天原則還叫先天嗎？共產主義正好顛倒了物質与精神間的聯系。

主觀道理能在客觀世界站住腳就是合法，否則它非在實踐上造成災難不可。因此說胡錦濤這一思想并不是對中國社會現實矛盾的客觀反映。他提出“提高執政能力建設”是錯命題，但我們應對他們的身處其境有所體察—-他們是深陷在一個异化到荒誕地步、不著邊際的信仰背景里，誠實已是共產主義理念所絕對不能容納的，那怕是對它的領袖，也決不寬容。胡錦濤用“提高執政能力建設”來處理因共產這理念的非法所引發的社會危机就有可予理解之處。他想解決的正是共產的理性非法性所引起的社會危机，他這樣做能指向某些危机事項，但不能指向到底付么地方非法這個根源。我們在理性批判的原則上決不妥脅，但不是在實踐上不近情理，所以暫時停止對起義的呼吁。如同我們已對胡錦濤發表的那些看法：從他的個性人品上看他不是江澤民那班流氓，但他行事風格的神密低調也不是出神入化的藝術，而是缺泛遠見卓識，我們就不能放棄批判，我們最希望的是他的理性能被激活，從慣性的胡錦濤轉變成一個從認識出發的胡錦濤。

因為誰來做國家的元首對我們來說都一樣，反正不會是我們，但一個理性健全的胡錦濤与平庸的胡錦濤對中華民族的功效不一樣。從實現民主出發胡錦濤若能開明起來遠比從在野人群里脫穎出一個新領袖來得合算，最少犧牲。

問題的症結不在敵對勢力有無此胸此襟，而在于一個先驗風格的胡錦濤能不能變成認識風格的胡錦濤。只有從認識出發才能明白：人之中，哪有什么敵人，哪來的敵對分子？所以我們還是要對之做嚴肅的斗爭，誠懇的批判。

“提高執政能力”只是個善良愿望，卻不是對道理真假的求證。“共產”二字所揭示的卻是一個道理，這道理內部的各局部相不相容，矛盾不矛盾卻只有證明才能獲得。愿望再善也不能替代了對它的求證，理性的卓見才是救國必須的。

出發的角度一旦偏离，你怎么竭誠地去努力也還都是枉然！

從“能力”所造成的結果來考察，它是可以包含任何原因，由于理念非法造成的惡果也可以做能力优劣的解釋。問題出在能力必須歸屬到一個主體—-對“提高執政能力”的檢討是反射不到這個主語—-共產党身上的。語法學說了：主語主宰謂語、謂語從屬主語，謂語是從主語里派生出來的，怎么去檢討執政能力都反觀不到主語—-共產党。即使這樣，我們還是抱有期待，這期待是建立在實踐對存在的依靠上的，實踐的新矛盾能教導他。使他順著新矛盾去探尋那造成的原因。他應明白—-

被提高的是執政能力，這命題在形成上就已把共產党這個概念是否合法（含不含矛盾）排斥在檢討之外了，它不可能被后續的檢討進程所面對。在這里，人只有檢討能力強弱优劣的机會，沒有對共產是否合法做分析的机會。

無論求證什么東西的合法性，都得把被求證的事物當成認識對象—-單純的“党”沒有不合法這回事，因為任何實際的“政党”都不是因為它是一個党，而是組織這個所使用的理念—-宗旨，党相對于理念在關系上是先驗的。合不合法由人的意志所造成—-意志就是党的理念。所以說政党的合法性并不來于路線、方針、政策、行為。而只來于它的名稱—-是否具有客觀性。所以在胡錦濤想用“提高共產党的執政能力”來解決它的合法性的努力之始我們就發出至誠的告戒：—-此路不通！

我們的忠告是：他從此時此刻就應有見机行事，隨時准備宰掉“共產”的心理准備，他不能墨守救党這個成規，是挽救組成他的党的那些人，還是挽救“共產”這個虛名？—-沸水和冰球不可兼得，既保党名又保人的兩全其美是沒有的。“兩全”的后果只能是雞也死蛋也碎。

忠告胡錦濤應在救人与救“名”（共產）之間只有所選項。

第二點闡明“實踐證明中國不能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是一句錯話

從句型上說這是一個判斷，但判斷句是基于認識，但實際上他表達的卻是個意志，他把祈施句寫成了判斷。這里不只反映出他所堅持的立場，他這樣說話還揭示了他理性的含混，連什么是認識什么是意志都還區別不清。他常常用認識句來說些非認識的話，用判斷句來表達意志，對他的言論做收集，這种在邏輯上不論不類句子比比皆是。真像朱學諷剌他“政治輔導員”那樣。“政治輔導員”的腔調，就像街道里弄的小腳游擊隊們，做的是“政治思想工作”，卻既不知什么是政治，也不知什么是思想，更不知自己到底做了些什么，發生了什么效用？所有做“政治思想工作”的靈魂工程師們都說同一套話。

比如“要相信組織嘛”，可這個“組織”是什么？它有什么值得應該相信的可靠性？從來沒進入過他們的大腦。“樹立遠大的共產主義理想”，可這“共產”到底是什么？多長多寬多高，多少度？有多遠、多大？是好吃還是好喝？你摸過它，見過它？做思想工作的指導員、政委們是從來沒去想想的，就像那劉胡蘭斷沒斷奶還不知道，哪來的信仰，哪來的偉大？還是少年的劉湖蘭能做共產党員這個事實的本身就是共產党的犯罪。人為什么就得拿眼下的犧牲去祭奠這“遠大”目標？要知道這“遠”和“大”是人人都能切實經驗的，但必須基于對對象，可共產”這個對象怎么去經驗呢？共產主義到底有多遠多大？誰也不知道—-誰都不能發現它矛盾不矛盾，原因是“共產”什么也不是，什么也沒有，經驗它個鳥！再說人的生命也不是能分出將來与眼下的，都是客體，憑什么就得為將來犧牲眼下？

還有一句“以党性來擔保”，活蹦亂跳的人為什么不用自己的人性—-誠實，而非得用党性來擔保呢？是不是說人性太小了擔保不下？党性大，它在哪里？是毛澤東證明過還是江澤東證明過？把人性弄哪里去？人就是人，是人能把自己的性扔了，能扔了自己的性的東西根本就不是東西，党性根本就不是東西！人永遠是人，人怎么會有非人性的党性呢？扯蛋呀！胡錦濤先生！

做思想工作的人自己不知自己說的話是什么意思。不能像說“我渴了”那樣是指出一個讓人足以體驗到的事實，感覺到它。那些煞有介事地做思想工作的人竟也誤認為自己說出一些道理，事實上理在哪里？從來就沒進入過他們的感知。比如：組織、党、党性、共產、理想、遠大……凡是由共產主義這個意識形態所派生出來的，全部都是些不能實際經驗的胡話。組成這些話的主要概念對言論者統統都是先驗的，即不懂的。不懂還不知道不懂。

在胡錦濤還跟在江譯民屁股后仰其鼻息時，在不得不說几句的應景講話里，他曾說“江總書記的話高屋建瓴，內含丰富，思想深刻，論述精辟”，他在說時只想到拍，拍的讓江舒坦，好叫老江不疑心自己，順著竿子往上舔就是，就全然不顧這些話各成分間是否有相同的，是否有共同外延。其實—-那能夠高層建瓴的就是思想；而話所含的還是思想；能夠深刻的又是思想，他一句話就犯兩個邏輯重复，自己卻不知道，他又怎么能知道“決不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含了多少矛盾呢？將這种在語義學上根本不成立的話當成國策蘊含了多少危險呀？！

他既提出“西方的政治制度”這個概念，他就得明白其中的各個成分—-“西方”這個方位詞說的什么？它不是說方位，是方位里的人，這里只能問人有沒有不同，并不管方位。我們并不要求他在語句上把他明白的說出來，他卻得保證自己在心理上是理解“西方”所說的其實是—-人；他明白不明白通過他的話我們就能透視出來。一旦涉及到人，就就必須清醒：這是在談論一個世界事實，世界存在既是客觀實的其性質就不是任著人意隨意可移的，就人的性質說來沒什么西方与東方，北方与南方。能把中國人養肥的饅頭、水餃肯定也毒不死西方人；中國人享了西方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肯定也不會上天安門去自殺；鄧小平、江澤民、李鵬屠了北京是不行的，約屠了紐約、巴黎也一樣不行。西方的男女摟摟抱抱，中國人也不會對摟摟抱抱感到痛苦！……中國人与西方人都是自然事實，在絕對同一的自然事實里怎么會出現不适用中國這种怪事呢？

那豈不是說在東西方人中只少有一方不是人類成員嗎？它們不屬同一個自然界。難道這宇宙里還有左一個右一個的自然界？西方的制度不适用中國，可中國人就是老往西偷渡，到了西方赶也赶不走，不适用他們怎么赶不走呢？不适用中國可為什么劉少奇、鄧小平、江澤民的儿女非去弄個外國籍，或成了西方人？江澤民怎么還叫他儿跑美國去養孩子？這不是自掌嘴巴嗎？

每當遭到國際對人權記錄的譴責，每當國際條約的簽定，共產党就忘了說“西方制度不适用中國”而改口“西方是成塾的發達國家”而“中國是正在發展的國家或‘第三世界’”，西方的制度不好又怎么能發達？怎么人家不用“穩定壓倒一切”就那么國泰民安呢？實踐證明共產党那么好可它怎么就屬個第三世界呢？西方制度那么腐朽怎么就繁榮呢？人家的人民就怎么不要人權呢？

“西方的制度不适合中國”這是一個判斷，判斷就是結論，結論是從前件里一個環節一個環節地證明然后得出的。胡錦濤命題的前件大前提是西方与中國（實際等于人），小前提是政治制度，他就得證明西方人与中國人不是同一個物种，只有不是同一物种才有不同性質，只有不同性質才有不同的滿足要求，才有不同的性質表現，否則他的命題就是信口瞎扯。

照他的說法西方的轎車飛机他別坐才成。我說的這些就是證明。

胡錦濤說的則是祈施—-意志。

那毛澤東的《矛盾論》、《實踐論》也是按照證明的邏輯原理寫出來的，雖不能說他論證的是絕真理，但至少在其內部能自圓其說。凡在為取胜、為求成動的問題上，這個毛澤東都能自覺地去做證明，讓自己的敘述不含矛盾，但對從他心中涌出來的意志，他卻從來想不到要去證明。至于鄧小平、江澤民們那都是些翻手复手的公夜叉，對自己的話從來不做求證，他們怕還不知什么是求證。

胡錦濤運兩年說了不少溫暖人民眼珠子的話，可那只是意志，要救國需要的卻是證明。我希望自己的猛喝能激活這個只有意志沒有證明的胡錦濤。

僅以本文取代原《呼吁起義書》。

因本人不會電腦，發信時不慎錯發了正寫作中的（8），結果傳播開了，后來又把正件補上。后邊這一部分是起義操作，現只將它的戰略思想部分附在這里。作個結束，有個交待。不陷于有頭無尾。

呼吁解放軍將士起義書的最后一段

五、軍事起義的戰略原則

在現代的意義下，不可能向陳勝、吳廣，張角，黃巢提供机會，現代起義是完成政權合法性而采取的步驟，而且這個“合法性”以被理性充分求證為條件，不是一家一派對統治權的占有意義的合法。而是不問哪党哪派都基于同一個標准條件下的合法。現代條件下“合法性”概念的標准已從主觀個別走向了客觀普遍，甚至不是那個國家那個民族閉門以內的合法，全人類有了共同標准的合法性—-因為人類是同一种東西，當然就是同一個質量，同一种表現，适用一個標准，也只能是一個標准。

在人類實踐中，最早并沒有國際法，那個時侯人的能力還不需要共同標准—-他們被眼界圈在自己民族以內，又沒有共同交往，哪能提出共同的標准呢？交往的范國越出本國，才提出跨國的標准，但只限于當事國之間的當事條約，隨著人類活動能力的增強，先出現的是地域性國際法律，后來形成聯合國，有了《聯合國憲章》，有了《世界人權宣言》。隨著人類生存質量的進步，人們發現：原來在國際上能行得通的法律其本質就是基于人類是共同的性質，是物种种性的體現。

進化到今天，再拿什么“國情”、“內政”、“特色”來抵擋國際的標准那簡直就是在說自己不是“人這個物种”之內的，如果是人類成員，那就是同質物，怎么會有兩樣的表現？國際法所揭示的是人類成員是絕對的同一類物質。

“內政”是在人這個物种种性內才得以成立的，物种种性即人政，沒有人的自然性之外的政。“人政”要做一切內政的出發點和不可動搖的根据，做一切“國情”不庸置疑的基礎，這才需要國聯，才需要《世界人權宣言》—-人并不首先屬于國家，而后才屬于人類，這种看法是由以往眼界的狹窄限制的結果，事實上人首先屬于自己的類，而后才隸屬國家。

人類，它是以大自然為條件成立的概念；國家是由心靈的運用而致成的。

因此說，任一個民族任一個國家的最高原則都是人的本質的至高無上性，這個命題其實就是：凡物質世界的事物統統以物質性為最高原則，物种的种性才是物种所以為物种的。所以現代意義的起義是以追隨和捍衛人的物种种性為最高目標而來取的步驟。

這一努力就是把政權從有限合法性匡扶到普遍合法性上來。原因是—-

人是普遍之物，共產党卻是個別性理念！

我們就是要通過起義粉碎共產党所頑固堅持的“共產”個別性、唯一性、封閉性，代之以類的普遍性。將國家權力從共產党的有限性里上升到普遍性。

說穿了：合法性就是普遍性或必然性。非法性總是個別性的。

共產主義是個別性原則。

每個人都是一個人，這根本不是由法律規定出的結果，不是國家理念貫徹的結果，人怎樣地去行為才算合法，這是造物的權限，不是由社會濫竽非非异想出來的。造物造的什么物，那物就實現什么品質。

因此，在這里呼吁的起義是向人本的复歸。所以：它不是造反，不是政變，不是為奪取政權，也不是為建立自家的政權，不是為發動內戰，也不是出于要懲罰犯罪的官吏，不是為了報复。因此它不是對社會使用武力，而是用武力來實現社會公正。

現代意義的軍事起義是和平的，只表達對共產主義的埋葬，對共產党的拋棄，它并不把建立政權納入其內。@(//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