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22日訊】中共軍委主席任期為五年﹐江澤民任本屆軍委主席﹐才剛剛兩年﹐就中途請辭﹐證明其在激烈的高層權力鬥爭中落敗。親信曾慶紅未能進入中央軍委﹐也反映“上海幫”整體失勢。可以肯定地說﹐江澤民是在黨內外不滿聲浪和巨大壓力下﹐被迫下臺的。如若不然﹐他根本就不需要干這兩年。

江澤民退位﹐其“功勣”受到中央委員會公報的極力讚揚﹐應在意料之中。畢竟﹐一個絆腳石搬走了﹐人們都松了一口氣﹐慷慨地給退位人一些頌詞﹐並不費事。然而﹐一些海外左派輿論﹐也跟着稱讚一番﹐反倒令人哭笑不得。這些輿論﹐把江澤民的辭職﹐稱為“中共最高權力和平轉移”﹐“中共權力交接制度化”。這樣的“稱讚”﹐除了凸顯過去中共高層權力鬥爭的血腥史之外﹐並沒有多大意義。因為﹐不管江澤民哪一年交班﹐或者今年﹐或者兩年前﹐或者三年後﹐這些左派媒體都會給予同樣的評語﹐都能說成是“制度化”﹐除非江澤民到死都不交權。

事實上﹐因戀棧權位﹐在過去兩年﹐江澤民吃盡了苦頭。凡好事﹐都有胡溫的份﹐比如﹐為農民減稅﹐追討民工欠薪﹐宏觀調控等﹐都被歸結為“胡溫新政”﹔凡壞事﹐都有江澤民的份﹐比如﹐經濟過熱﹐兩岸關係惡化﹐香港亂象等﹐人們都懷疑是江澤民“從中使壞”。如今﹐江澤民終於棄位而去﹐將來﹐一切功過是非﹐都由胡溫等人自行擔待了。

那麼﹐江澤民給胡溫們留下了一個怎樣的攤子﹖應該說﹐問題很多﹐百病叢生。主要的一條﹕社會不公與社會差距。即空前的官場腐敗﹑貧富懸殊﹑地區差距﹑城鄉差距。江澤民主政時﹐奉行“出賣與收買”政策﹐即﹐出賣廣大農民﹐收買城市居民﹔犧牲下崗失業工人﹐籠絡知識精英﹔漠視弱勢群體﹐大肆豢養軍隊警察﹔踩低農村﹐發展城市﹔犧牲農業﹐填補工業。變“工農聯盟”為“官商聯盟”。這一系列短期行為﹐造成中國社會發展水平的嚴重失衡。直接後果是社會對立。23萬人進京上訪﹐上訪者與截訪者對恃于各大衙門﹐僅僅是中國社會矛盾尖銳化的全真寫照之一。

地方主義氾濫﹐是江澤民留給胡溫的又一大政治包袱。江澤民帶頭搞幫派治國﹐非但率領“上海幫”﹐全伙入京﹐雞犬昇天。而且向其發祥地上海﹐大行政策傾斜與資源傾斜。此舉﹐不僅加倍放大了地區差距﹐而且導致上行下傚﹐地方主義從抬頭到盛行﹐各自為政。各地自立山頭﹐對抗中央﹐將“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戰術發揮到極至。目前﹐胡溫推行宏觀調控﹐收效甚微﹐主要的原因﹐就在於﹐地方諸侯為了樹立各自的政績﹐或維護當地的利益﹐百般抵觸。以各種名目﹐放貸的﹐繼續放貸﹔盲目開發的﹐繼續盲目開發﹔重複建設的﹐繼續重複建設。真個是﹐有令難行﹐有禁難止。除此之外﹐各省區之間﹐人為設置貿易壁壘﹐商品大戰此起彼伏﹐其惡性競爭的激烈程度﹐已經遠遠超過國與國之間。就憑日益氾濫的地方主義這一點﹐可以斷言﹕宏觀調控不可能成功﹐“軟着陸”不可能實現﹐“硬着陸”倒大有可能。中國經濟﹐將繼續在過熱與過冷的惡性循環中﹐往復震蕩。

回過頭來說﹐如果在過去的25年﹐中國經濟建設走的是另外一條路子﹕哪怕整體經濟增長速度放緩一些﹐讓環境與資源保護得以加強﹔哪怕城市建設慢一拍﹐讓農村建設跟上節奏﹔哪怕對特權階層少加工資﹐讓農民﹑下崗工人﹑拆遷戶等廣大弱勢群體得到儘可能的照顧……總之﹐讓全社會均衡發展﹐共同致富﹐大概不會釀成今日的民怨載道﹐後患無窮﹐竟至於要高聲兜售“全民小康”的遠景﹐來安撫怨氣衝天的大多數。

應該說﹐江澤民留下的﹐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爛攤子。其混沌﹑糜爛﹑與複雜﹐足以令胡溫戰戰兢兢﹐席不安寢﹐夜不能寐。

(9/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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