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22日訊】最近一個月去了美國，等到回國，網上關於國有企業改革的爭論吵翻了天！看了兩天的熱鬧，覺得有話要說。

一， 為什麼要改革？改革改什麼？該怎麼改革？是怎麼改革的？
　　
為什麼要改革？
　　
因為高度計畫和高度集權的經濟政治體制長時期的把人、組織、基層政府都管死了——缺少權利，人、組織、基層政府都採取常規抵抗（如消極怠工等），導致整個社會沒有了活力。所以要改革。
　　
改革改什麼？
　　
毛時代高度集中了政治權利和經濟權利，黨和國家聚集了巨大的政治和經濟資源，其配置、處置、控制的權力都掌握在極少數人的手裏；改革就是要改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和高度計畫的經濟體制，找到合理配置政治、經濟資源的新體制。
　　
改革應該怎麼改？
　　
一切權利屬於人民，改革就是要把毛時代聚集的政治經濟資源及其配置、處置、控制的權利還給人民。
　　
改革是怎麼改的？
　　
中國的改革不是“還權於民”，而是“賣權於民”。整個改革是一個買賣、交易的過程。是一個階層把持毛時代聚集的巨大資源，一點一點的悄悄的“賣”給自己的“好買主”。這一交易過程是從小崗村偷偷摸摸的開始的，後來一直偷偷摸摸的進行著。所不同的是小崗村的交易是民權主導的，交易的是經營權，交易的物件眾多，按照同一規則進行交易，受益的是全民；後來的一系列交易卻是官權主導的，交易的是所有權、收益權、控制權、管理權……只有少數人參與交易，且沒有法定的或公開的交易規則，少數人獲益巨大，多數人失去權利。
　　
二， 小崗村——權力收益最薄的地方先做成了交易。農民的權利是農民買來的。
　　
小崗村在改革以前是吃返銷糧的，權力收益是負值。當小崗村的農民突破集權體制的束縛——自主經營時，“交足國家的，留足了集體的，剩下了自己的”，三者利益都得到了滿足。在這樣的一個過程中，一方面，國家出讓了壟斷經營的權力，獲得了農民交足的公糧（更不用給返銷糧了）；農民獲得了自主配置資源、組織生產的權利，卻要交足國家的公糧（且沒有返銷糧了）。這就是說，農民的承包權是農民買來的。這樣的一個交易過程能夠完成的前提是——農民獲得承包權後所創造的增量能夠“交足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還有自己的（不少於以前）”。

聯產承包以後，隨著農民收入的增加，農民有了購買力和投資欲望，加上國有企業不能滿足農民的需求增長，國家投資短缺且又低效，所以，國家容許農民發展加工業、建築業、服務業，高度的國家壟斷被打破了。同樣，農民所獲得的發展的權利，都是農民創造的巨大的增量買來的。國家的財力也因此得到巨大提升。
　　
三， 改革的三個階段。
　　
1， 對多數人出售經營權的階段；
　　
80年代上中期的農村改革和城市改革，是廣大農民和工人依靠增加勞動（為主）的投入、創造增量贖買權利的階段，這個階段的利益分配基本上是遵守“交足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絕大部分是自己的”一個模式，這個階段的改革是全社會都受益，差距不大。這個時期的改革是創造增量的改革；這個時期的改革是農民和工人主導的，代表人物有年廣玖和吳仁寶等；這個時期的改革實際上是權力階層（吃黃糧的）和農民工人階層的交易。
　　
2，集中政治權利，贖買知識份子，出售計畫指標和中小型公共資產的階段；
　　
進入80年代後期，在國家財力獲得巨大增長的同時，不受約束的權力也在膨脹，幹部（權力）、知識份子的收益成多少倍的增長，老子當官，兒子、媳婦、老婆全家當官、孫子孫女“官倒”的現象非常普遍；農民和工人的負擔不斷增加、收益卻相對下降或絕對下降，廣大農民和工人創造增量的能力下降，散失了贖買權力的能力。所以，工人農民在90年代的“改革”中被邊緣化了。

當農民和工人創造的增量不能滿足權力的欲望的時候，掌控毛時代聚集的巨大政治和經濟資源的權力者，把眼觀投向了先富起來的“小老闆”，因為“小老闆”們有能力向權力者購買權利，且交易成本低，權力者個人收益最大。倒賣計畫指標、低價承包企業、倒官賣官是這個階段交易的主要內容。

這樣的交易在當時引起了知識份子聲勢浩大的“反官倒”、“反腐敗”的“政治風波”。為了獲得“權錢交易”的合法性，知識份子成為了被贖買的對象。教育和醫療“改革”讓學校賣文憑、老師賣分數，讓醫院賣藥品、醫生拿紅包，權力者請客，讓千千萬萬的農民工人買單。多數知識份子從此對權力和資本的交易保持沉默，少數專家學者開始創立“國企禍根論”、“改革代價論”、 “送地招商雙贏論”、“強盜無罪論”、“剝削有功論”、“工人農民階級包袱論”、“革命有罪論”。這一時期，整個中國賣瘋了——賣指標、賣批文、賣企業、賣土地、賣礦產、賣房子、賣學校、賣醫院、賣規則、賣權力、賣幹部、賣代表、賣文憑、賣職稱、賣戶口……甚至中小學的老師賣班幹部和科代表，幼稚園的阿姨賣孩子的坐位。所有的賣，賣的都是公權力和公積累；所有的賣，都是打著“改革”的旗號，逼得小老百姓不得不賣工齡、賣身、賣血、買器官、買人口……以維持生存和對孩子教育的投入。

到了90年代中後期，極少數“奴才”知識份子終於完成了他們的歷史使命——為官權力和資本的交易提供了合法化理論，90年代的強制性企業改制運動——“抓大放小、減員增效”將“權錢交易”推向了極至。這個時期的改革，是權力主導的，改革的主體是少數官員和少數先富裕起來的人，與工人、農民、知識份子都靠邊站了；是出售毛時代聚集的權力和資產存量的交易，在交易中少數權力者和資本家獲得巨大收益、極少數“大學者”也擠進了權力和資本家隊伍、多數知識份子獲得高於農民工人的收益、農民工人不僅沒有收益而且還支付了巨大成本；這個時期改革的知識份子代表人物是……，資本家代表人物是……，腐敗權力者的代表人物是……；這個時期“穩定壓倒一切”是最大的政治，政治權力相對80年代而言不僅沒有放，而是更加集中。有力的保證了“改革”。
　　
3， 極少人對極少數人出售權利的階段。
　　
從90年代的後期開始，毛時代留下的還沒有賣的“資源”主要是大型國有企業和中高級幹部的“帽子”。一個企業就值幾十個億或幾百億或幾千億；“高帽子”也是價值連城。這個時候“小資本”買不起了，靠邊站了，改革的主戰場是大資本（主要是洋鬼子和假洋鬼子背景）和大權力的對話與交易，99。9999％的中國人與中國改革沒有關係（當然也包括知識份子和民族小資本家）。這個階段的改革，是極少數人的遊戲，一夜就能創造財富數千萬或數億或數十億的富翁。（有那個國家能創造如此的經濟奇跡！我有時候納悶，中國的經濟學家怎麼就得不到諾貝爾經濟學獎呢？）
　　
四， 防止“改革”走向主權和制度的交易
　　
如果改革沿著賣的邏輯走下去，而不能自拔時，改革改到最後的時候，交易物件不再是個體物件，而是大集團和大國家了。當毛的“家當”賣完以後，交易的不再是一般的權力和資產，而只有主權和制度了。太后對八國聯軍說，只要還讓我當皇上，割地賠款都可以答應。相對於不做皇上，割地賠款確實是皇上的“雙贏”的交易啊！皇上最後對袁世凱說，你可以搞憲政共和，只是求你讓我在紫禁城裏當皇上。相對於不做皇上而言，改變制度確實是皇上的“雙贏”交易啊！
　　
當國家的經濟命脈控制在“大集團”的手中，當“大集團”的命脈控制在大國家的手中的時候，中國還是中國人的嗎？中國還能根據自己的國情選擇制度嗎？
　　
五， 中國改革為什麼會走“賣權於民”的路徑。
　　
毛時代憑藉毛的威望、共產主義藍圖和殘酷的階級鬥爭，將政治權力高度集中起來，國民財富高度集中起來。毛走了，階級鬥爭和共產主義理想也走了，誰能看管至高無上的權力和巨大的共產？在改革的初中期，中國一直高喊高舉毛主席的偉大旗幟，一直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的工人、農民絲毫沒有懷疑。當知識份子“反官倒”“反腐敗”的時候，工人和農民沒有回應。當知識份子被贖買以後，毛集中的權力就成為了少數人尋租的工具，毛集中的財富就成了少數人的“金礦”。等到工人和農民發出憤怒的吼聲的時候，知識份子卻跟著資本和權力“吃香的、喝辣的”去了。

為特權和資本服務的知識份子，不少人懷著對毛的仇恨和對農民工人的鄙視，不少人長期把持高校，對一屆一屆的學生進行“媚外”“媚權”“媚錢”的“奴育”，直到今天，新一代的知識份子的絕大多數人，還沒有認識到自己的勞動者地位，不肯與工人農民為伍。在知識份子階層中，絕大多數人還在“新左”與“自由”的對壘中向權力和資本獻媚。被賣了還在替人數錢的知識份子隊伍還十分龐大。知識份子與工農相結合的時代還很遙遠。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依然還“不到時候”。中國的公民社會遙遙無期啊！

當郎咸平發出呼號的時候，每一個中國公民應該怎麼樣的回應！？你是否意識到了你的公民權利被踐踏了？還是熱衷參與“新左”與“自由”戰鬥呢？

我相信，“賣權於民”式的中國改革，不會因郎咸平先生等人的呼號而終結。“國企改革”的步伐也許會加快。
　　
六， 政府為什麼還沒有回應郎咸平
　　
很多網友感到奇怪，支持郎咸平的聲音和反對郎咸平的聲音吵翻了天，可以說整個中國都震動了，而政府卻沒有任何回應。我想，政府會回應的，只是需要時間統一思想和口徑。必須得承認，政府回應這個多事的郎咸平實在是難啊！反對郎咸平怕背上支持強盜的駡名；支援郎咸平卻是需要胡耀邦、鄧小平、普金的勇氣和魄力的！

我相信我們的政府絕不會用小平的話回應郎咸平先生：不爭論。

－－轉載自《新世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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