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21日訊】2004年9月19日，中國政治迎來了“九一九關口”——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結束，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中囯共產黨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關於同意江澤民同志辭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職務的決定》和《中囯共產黨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關於調整充實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組成人員的決定》，決定胡錦濤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徐才厚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9月18日新華網轉載《瞭望新聞周刊》的報導“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重要關口的重要會議”，江澤民辭去軍委主席是此文最大的印證。“胡錦濤時代”到來得比預料得快，中國政治再一次出現了一個“過渡時期”。
一、江澤民下課，無人挽留
世界輿論對江的辭職普遍感到驚訝，因爲會議之前各種資訊充滿了矛盾；而官方給出的資訊基本上不構成“自願辭職”的充分理由。江澤民在螢幕面前第一次進行了不太情願的最後表演——他與胡的“最後握手”無論如何不能說是“熱烈”的。筆者認爲，江是被迫辭職的。2004年7、8月份是江在集團內部徵求意見的關鍵時期，他的成員爲他提供了矛盾的建議，這可能使江低估了驅逐他出局的政治力量。江的虛榮心同樣幫了倒忙，他受到的諂媚使他放心地把自己的去留留給了會議討論。江顯然不完全清楚整個國家對他的厭惡已經到了忍無可忍的程度了。胡錦濤給他的體面告別幾乎是充滿同情和吝嗇的，會議結束第二天，中國媒體對江沒有任何禮節性的讚美之意，江在出局的同時中國政治就在他身後關上了大門，然後哄堂大笑。
江澤民的結局是意料之中的。我在1999年撰文指出：江的離去不會有任何一個人爲他留一滴眼淚。這是一個機會主義者應該接受的命運，上帝是公正的。世界輿論也顯示了這種公正：沒有一家媒體對江的離開感到惋惜，人們普遍歡迎這一結局；唯一的惋惜是，他離開的太晚了，他早就該走了。江留守軍委主席兩年，顯然是一個十分愚蠢的選擇，這兩年來，他壓倒李鵬成爲中國野蠻落後的象徵符號，並“幫助”胡溫樹立了開明形象；除此而外，這一年他沒有得到任何政治成果。這兩年江在軍隊內部繼續進行人事調整，但這種努力象以前籌建江澤民集團一樣，利益基礎上的團結和效忠將是非常脆弱的。我完全同意：江澤民集團的崩潰將在短時間內發生。
由於可以理解的原因，中國官方媒體不能公開狂歡，但“放鞭炮”的衝動是普遍的。人們即使對胡沒有更高的盼望，但對江的惡感使他們有理由歡欣鼓舞。中新社是一個具有改革色彩的通訊社，四中全會閉幕第二天（9月20日），該社轉引了即將發表的《人民日報》祝賀四中全會勝利閉幕的社論，標題是“執政黨要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文章根本沒有提到江澤民的名字，更不用說高度評價江“十五年的貢獻”了。
同日，“中國新聞網”在顯要位置發表了“浙江地方幹部任用民主推舉，群衆不擁護者出局》的文章。該網站另外一篇文章同樣引人矚目：“後拉登時代基地組織的五位元新領軍人物”，文章轉引澳大利亞新聞網站的報道說，“基地”組織的新一代領軍人物正在逐漸走向前臺，他們這些極端伊斯蘭組織的領導人比他們的前輩更加頑固，更加殘忍，也更加危險。有讀者可以聯想到後江時代留在政治局常委中的五位江派人物。而在前一天，該網站發表了“我國清退百萬治安員整治‘紅袖章’之亂”的報道，該報道說，中國公安系統的“治安員”是世界上最龐大的輔警隊伍（專家估計人數在100萬以上），它“將告別舞臺”，中國政府將爲“這種特殊的角色畫上了句號”。
當然，江後時代兩位江派人物馬上出面講話，曾慶紅9月20日出席中共中央黨校召開的紀念新疆民族幹部培訓班創辦50周年座談會，強調“加強執政能力關鍵在於提高幹部素質”。而同一天，吳邦國在中共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黨組擴大會議上“作重要講話”，高度讚揚了“江澤民爲党和人民建立了卓越功勳”。值得一提的，新華網根本沒有曾慶紅這條新聞，卻轉發了英國《每日電訊報》20日刊登的文章：薩達姆在下月受審後可能被處決。
江的勢力仍然將對中國政治發生影響，但這種影響可能比人們預期的要小得多。江的力量可能利用某些政治危機反擊，也不排除製造“八一九事變”的可能性。但由於15年的鎮壓行徑和腐敗記錄，使這一勢力更多會處於守勢。中國政壇要重新洗牌，既得權力者顯然面臨衝擊，這是不可避免的。“善終”而不是重新上臺才是江最大的政治理想，而這一理想面臨越來越大的挑戰。中國有太多的理由要求江對15年廣泛侵犯人權的罪行負責，因此，江不會被遺忘唯一的理由可能是對他的普遍仇恨和人類對世俗正義的要求。江將在恐懼中度過餘生。在四中全會閉幕式上，江發表簡短的告別詞之後，胡錦濤發表了講話。他說，“我們衷心感謝江澤民剛才發表的滿含深情的重要講話”——“滿含深情”這個詞是意味深長的，戀戀不捨中包含的愈來愈多的忐忑不安。江主席這次沒有歌唱“我的太陽”，因爲太陽已經西沈，寒意逼人。
二、如何評價“權力和平移轉”
輿論在驚訝中高度讚揚了四中全會的“政治文明”，稱江胡權力移交是中國第一次實現了接班和平。這種評價對於一個中國人來說是令人羞愧的，因爲這種評價等於說：中國人終於不再野蠻，而不野蠻竟然已經成爲文明時代的“政治新聞”了。
日本輿論首先對江的辭職頗感意外，然後普遍對“中共完成了第三代向第四代的政權過渡”、“中國真正進入了胡錦濤時代”表示歡迎。日本各大媒體“堅持認爲江澤民時代中國加劇了反日愛國教育”，因此“廣泛歡迎江澤民引退。”《朝日新聞》和日本經濟界最大的報紙《日本經濟新聞》星期一的社論都說，中日關係出現了改善契機，呼籲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停止參拜靖國神社。臺灣中央社評論道：這是中共建政歷史以來，第一次政權在妥協的過程中和平轉移。對胡錦濤而言，是全面接班；這次中國政權的和平移轉，是社會力量的展現。
美國之音報道說：中共第十六屆四中全會閉幕，江澤民辭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職務，胡錦濤繼任軍委主席，從而最終完成中共政權建立以來最高領導人權力的第一次和平過渡。美聯社報道說，這標誌著中共建立政權以來最終完成了最高領導人權力的首次和平過渡。英國廣播公司（BBC）也評論說：這是中囯共產黨建國後歷史上最平穩的一次權力移交。德國“明鏡周刊”評論說，四中全會完成了中共歷史上的第一次有秩序的代際權力交接。法國媒體尤其積極評價江胡權力交接，《費加羅報》在周一的長篇報導中，對中國第三代領導人江澤民予以正面評價，稱之爲“中國資本主義之父”，而中共在江領導下從革命黨變成執政黨。
《費加羅報》的評論顯然是言過其實的，因爲人們看不出江時代與鄧時代在“政治文明”方面有什麽不同，中國仍然是軍隊監護下的國家，“革命”而不是“執政”仍然是國家意識形態的核心。更重要的是，輿論關於權力和平轉移的評價同樣是過分誇張了。
首先，政治的進步根本不在於權力的“和平轉移“，而在於權力的”民主轉移”。在中國封建時代，皇帝向兒子移交權力大多是“和平”的；而金日成向金正日的權力移交更是“和平”的，鄧小平向江澤民移交軍委主席也是“和平”的。這有什麽值得“高度評價”的呢？其次，軍權的移交仍然是交給了黨，交給了胡，而不是交給了國家，並讓軍隊退出政治生活。從政治學的角度看，軍權從江集中到胡，沒有發生任何有“政治價值”的變化。不僅如此，權力分散也許比權力集中更有利於社會的自由。
第三、移交程式或會議是秘密召開的，這種移交方式完全是黑社會性質的，缺乏公開性和透明度，人們無法確知程式是否是“和平”的，也無法確知過程是否是公正的，江是否“和平”安排好親信的位置之後才“和平”退出的。在現代文明社會，一個壟斷國家資源的党關起門來決定整個國家的命運，這在任何意義上都是政治羞恥。
第四，江本來就不該統治國家，他的權力從來都是不合法的，對他的“和平禪讓”有什麽必要感恩戴德的呢？國際輿論出於對中國國情的憐憫可以言過其實，對於中國人自己，應該禁忌奴性習慣對心靈的統治。最後，江胡的權力移交，或者說中國的最高權力的變動，真的是“和平”的嗎？這種“和平”移交是在軍隊暴力絕對控制國家的前提下進行的，並通過警察暴力實施社會戒嚴的條件下完成的；同時，也是在非程式化的反腐敗鬥爭中實現的，並將繼續在“殺人越貨”中進行權力內戰和權力重整。
最後這一點很重要。像以往歷次政治會議一樣，四中全會是在警察暴行的基礎上秘密召開的。四中全會前夕，北京就開始大舉拘捕上訪者。位於紐約的“中國人權”說，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舉行前一個星期，北京暴力拘捕了三萬六千多名上訪者。該組織說，這次抓捕上訪人士的直接原因，是爲了保證9月16日舉行的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順利進行，附帶著趁機遏制日益高漲的中國冤民上訪運動。
由於對上訪人員的抓捕仍在大規模進行中，知情人士表示實際被抓捕的有可能是這一數位的兩倍（自由亞洲電臺）。法新社北京十五日電：中國明天將召開中囯共產黨十六屆四中全會，爲此中國加強鎮壓請願者與異議份子，抗議者與人權組織都表示遭到公安殘酷毆打。過去數周，公安逮捕了前來北京表達不滿的上千名群衆。許多請願者說，逮捕的次數與羈押時遭到殘酷對待的程度都是前所未見。
《星島日報》報道說：9月16日當天，上百名來自山東、河南、甘肅和江蘇等省份的農民工聚集在北京朝陽區珠江帝景大樓外靜坐抗議雇主屢屢拖欠工資的行爲。來自“大紀元網站”的消息稱：9月17日，四中全會的第二天，北京京西賓館門前幾十名示威者被警方抓走。上午八點半，許多上訪人士在中南海（新華門側）門前抗議，來自南方某城市的七名上訪人士中，有四人當場服毒倒下，被府右街派出所的警車拉走後下落不明。
9月18日，四中全會第三日，北京數千人被捕：9月18日淩晨4點，大量北京警車和警察就包圍了北京南站上訪村，除了一些跑出來的上訪人士外，估計上訪村大約幾千上訪人士都被拘捕。9月19日，四中全會最後一天，北京京西賓館附近警察最少拘押了五六十名抗議人士，並且將他們送到宣武區羊坊店派出所，等待本地駐京辦或派出所接回。該報道還說，四中全會的最後一天，上訪人員仍然絡繹不絕的奔波到北京軍事博物館附近的京西賓館。該網站披露：9月19日上午10：40分，一中年男子在天安門廣場旗杆東側向自己身上倒了汽油，點燃了褲腳處；很快被廣場值班警察發現，並將火焰撲滅。隨後警車開過來將自焚者帶走；上午11：10分，又一位來自黑龍江省的老漢口喊“冤枉”，沖向“人大會堂”北門，剛沖上臺階便被警察抓捕。幾天前，四川打工仔討薪遭毆上訪無果當街自焚身亡（華西都市報）
在“權力和平移交”的日子裏，中國各地的示威運動在警察暴力壓制下仍然風起雲湧。見諸媒體的至少有：從星期三開始吉林市的上萬名計程車司機，爲了去盡力爭取自己的生存權力，發起爲期數天的集體大罷工；而在早前，四川達州計程車司機也掀起過罷工行動，當時有多輛計程車被砸壞，並有司機被警察居留（自由亞洲電臺）。《蘋果日報》9月16日報導，近日，中國陝西發生萬名工人罷工、上街示威事件。“在陝西省經貿委牽頭下與香港華潤集團洽談收購陝西紡織廠事宜達成協定後，因不滿大幅裁員和留職的工人合約的苛刻，連續兩日廠內近萬名工人罷工；示威者一度佔據市內主要道路，情況混亂。”輿論上的“和平”同樣是暴力管制的結果。據香港《成報》引述消息人士透露，中宣部在十六屆四中全會向大陸全國媒體發出近三十條內部指令，要求新聞界以報導正面人物的“先進事迹”爲主，以替四中全會和“十一”國慶營造良好氣氛。——什麽是“和平”？“歷史學之父”塔西陀說過一句名言：暴君用軍隊把整個國家粉碎，然後稱之爲和平。
在權力體系內部，和平同樣是表面現象。新政權正在使用江貢獻的“反腐敗鬥爭法寶”加諸江身。四中全會被拉出來獻祭的是中國原國土資源部部長田鳳山，中紀委的報告指出，田鳳山濫用職權，受賂500多萬元人民幣。田曾任中共黑龍江省黨委副書記，黑龍江省省長，2000年任國土資源部長。另外一個是黑龍江省政協主席韓桂芝，這兩位省部級高幹都在全會期間被剪除示衆。問題不在於他們是否是貪官污吏（他們當然是，有誰不是呢！），而在於“江規胡隨”之中，中國政治內戰仍然沒有真正轉向法治軌道。2003年中共反腐記錄中至少包括：貴州省劉方仁、雲南省李嘉廷、河北省程維高、貴州省劉長貴、山東省潘廣田、遼寧省田鳳岐、河北省叢福奎、浙江省王鍾麓、遼寧省劉克田、中國銀行王雪冰、安徽省王懷忠、廣東省麥崇楷……隨著江的“引退”，這份“戰爭死亡名單”將被更多屍體填滿。本文絲毫不打算否定“反腐敗”的價值（當然也不打算過高評價它的價值）；而是強調，中共的權力移交不是和平的，過去不是，現在不是，未來一段時間內也必然不是。
三、胡錦濤是誰
曾經採訪過胡耀邦的香港記者陸鏗評論說：江澤民下臺，所有的華人，包括大陸的，香港的，臺灣的，都會鼓掌歡迎、拍手稱快的；他還對胡錦濤、溫錦濤寄予厚望，稱讚他們真心想把中國的事情辦好。據我所知，陸鏗的觀點在中共黨內有相當的代表性。當年追隨胡、趙的體制內改革派知識份子願意對胡抱有一些希望。比如前人民日報總編輯胡績偉先生大概會支援陸鏗的觀點，儘管他常常用另外一句話表達自己的“全部觀點”：“不指望他又指望誰呢？除非你有替代方案。”2003年我在網路上轉發了胡績偉先生對胡錦濤“新三民主義”的稱讚，這篇文章引起了“胡辦”及胡錦濤本人的反應。胡錦濤說：“請轉告胡老，不要這麽高的讚揚我”，話中不乏感謝之意。我也理解更多人對胡的希望主要來自對江的厭煩，這種情況對“江核心”來說實在具有諷刺意味。
我本人更願意支援輿論普遍提出的對胡採取“謹慎樂觀”的態度。這種態度不是站在自由主義的理論立場上，而是站在中國政治的現實主義立場上提出來的。首先，當然不宜對胡錦濤抱有過度幻想。其次，應該看到社會發展本身對變革提出的要求，以及這種要求之下胡錦濤爲了個人利益必須推動非江澤民主義運動。這一進程從2003年就已經開始了。當然這一進程距離人們期望的還甚遠，但已經表現出江胡之間的某種分歧。
江是一個一點正經事不幹，但壞事幹了很多的人。他的“表演藝術”尤其讓很多人深惡痛絕。胡的政治表演至少沒有這麽滑稽，而胡剛上臺提出的“依憲治國”無論如何不會比“三個代表”更貽笑大方。“依憲治國”是一個比較符合“政治文明”方向的觀念，這是一個良好的開端。8月22日，在鄧小平誕辰100周年紀念大會上，胡錦濤就“執政能力”提出“執政七謀”：執政理念、執政基礎、執政方略、執政體制、執政方式、執政資源和執政環境。“執政體制”是一個可擴展性的概念。外界輿論對胡最近在人大紀念會上關於“拒絕西方式政治模式”的批評是不得要領的，這話實際是中共意識形態的老生常談，未必具有分析價值。9月20日“亞洲新聞網”刊登了“中共誓言要民主執政”的報道，文章說：以改變執政方式爲主軸的中共四中全會今天誓言，要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不斷完善党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這次會議強調了發展民主的重要性。這一評論值得一提。
不過總的來說，胡錦濤是否是中國的戈巴契夫，還不能定論，就象戈巴契夫在成爲戈巴契夫之前也無法確知他是否是戈巴契夫一樣——共體制充滿的下落不明的政治人物。更重要的是：胡錦濤是否真正存在改革的意願、勇氣和能力，他想走多遠。顯然，胡錦濤目前的政治條件遠遠優越于江澤民在90年代初的的政治條件：他基本上控制了局勢，而江逐漸不再構成阻力，胡有條件獨立開創一個新的局面。胡錦濤“執政能力”面臨最大的“執政障礙”不再是江澤民集團的阻撓，而來自他自身的政治局限。
第一，人們必須警惕“執政壓倒一切”這樣一種思想取代“穩定壓倒一切”，警惕把“執政能力”視爲“鎮壓能力”而不是“轉型能力”。中國面臨的主要問題不是執政效率問題，而是執政合法性的問題。“執政”不是“專政”，這是一條基本底線。胡錦濤的政治新概念面臨著倒退的可能性。胡曾經是貴州省委書記，他的前任，原中宣部長朱厚澤先生曾在胡提出“權爲民所用”之後，“依憲”提出了“權爲民所授”的根本問題，據知胡錦濤的反應缺乏政治家應有胸懷。
第二、胡面臨的第二個大問題是軍隊問題。一個依靠軍隊統治的國家談論執政能力是可笑的。因此，胡必須在取得軍權之後實現軍隊的國家化。江澤民以及鄧、毛等人都是靠軍事鬥爭或軍事鎮壓起家的，這種歷史也奠定了他們軍事統治習慣和對軍隊的需要。但胡積累政治資本可以不依靠軍隊，2002年以來他和溫家寶獲得的支援主要也不是依靠軍事統治。中國到了實現黨、軍分離的時候了，這是中國走出野蠻的分界線。“軍委主席|”的“執政能力”是一種諷刺，胡必須將江移交過來的槍桿子用憲法束之軍營，這是檢驗“執政能力”最重要的標誌。英國廣播公司的一篇評論說：“江澤民交出槍桿子具有特殊意義”，事實上江沒有交出槍桿子，只是交給胡了，而胡“交出槍桿子”給國家才真正具有“特殊意義”。遺憾的是，至少到目前爲止，看不出胡存在這方面的計劃。如果胡長期堅持“黨政軍”大權集於己身，中國將擁有一個新的獨裁者，而這個新的獨裁者將繼續爲繼任者所模仿。這對中國未來政治轉型是一場災難。
第三、胡面臨著大量的“撥亂反正”的政治任務，包括趙紫陽的自由、六四平反、公正對代法輪功問題，以及如何在法治基礎上清理腐敗問題，最後對江澤民的“評價”，等等。其中也包括恢復胡、趙體系中一些人的工作，這些人遠遠比江澤民時代的官僚更有責任感和政治能力。胡錦濤還沒有準備好。
目前關於“胡錦濤是誰”至少有四種觀點：第一、確實相信胡溫政權與“舊政權”不同。老一輩自由開明派知識份子中的大部份人、以及體制內中年知識份子的一部份人持這種觀點。第二、對“胡溫新政”半信半疑，但願意促使或“引誘”這種現象出現，這是一種“政治策略”，對“胡溫新政”的恭維或者希望引起黨內衝突。第三、根本不相信“胡溫新政”與“江李體制”有任何不同。第四、胡溫新政“與我們無關”，無論“胡溫”如何，我們幹我們自己的事情，說自己的話。嚴格地說，“胡錦濤是誰”不是理論自由主義的問題。因此，應該謹慎對待“胡錦濤時代”這樣一個概念，因爲個人主義者拒絕用領袖人物代表他和他的時代。與此相關的是，中國政治的進步不是依靠“胡錦濤是誰”，而是依靠“我是誰”，依靠我們自己的努力。我正是在這樣一種立場上談論“九一九關口”的——中國各界人士應該在這樣的時期，煥發更大的政治熱情、勇氣和智慧，推動中國民主化進程早日到來。
江澤民統治並侮辱我們十五年。中國不能再等了。
2004年9月20日
源自《議報》164期(//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