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2日訊】張耀杰先生的《民權保障同盟的暗箱黑幕》（以下簡稱《黑幕》）在明鏡出版社出版後，囑我為他寫一篇書評。其實，不論是對上世紀30年代的這段史乘，還是對“人權”問題，我都沒有深入的研究，奉命捉筆，只能談一點粗淺的感想。

§§兩種“同盟”歷史

宋慶齡、蔡元培發起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以下簡稱“同盟”），雖然只短短存在了不到半年，但它是中國“人權”活動史上的一次重要實踐。對於它的歷史，國內近代史研究界曾作過一些資料收集和專門的研究，但礙於中共建國後30年的文化封閉和革命史觀的支配，這類研究──無論是史料還是觀點──仍然存在極大的盲點和偏頗。2002年8月，南京的邵建先生在《南方周末》發表《胡適被中國民權保障同盟開除始末》一文，對同盟開除胡適一案的是非問題提出了質疑。邵建認為，此案的了結方式至少違背了“程式正義”。筆者讀後，感到這實在是古今的“人權”與“民運”活動的一個大的命題，隨即於《民主中國》網刊上跟進，以《宋慶齡開除胡適事件重審》、《中派與黨派之爭》兩文，將發軔於邵文的“觀念反省”進一步拓展到“史料鑒別”的層面。並基本可以確定，當年導致胡適“出盟”的所謂反省院“酷刑報告”是一份“假報告”。由此也引出：“人權活動是否與革命一樣，可以不擇手段？”的問題。

及至張耀杰先生出版《黑幕》一書，更進一步地揭露了“同盟”活動史上的“不擇手段”，把一部“為爭取中國人權，與國民黨黑暗統治搏鬥犧牲”的“同盟史”，還原為一部披著“人權”外衣的黨派活動史。它起於蘇俄“新沙皇”的擴張野心，沒於國內黨派政治鬥爭的殘酷絞殺……令人在原先的痛心之上，又增一份更深切的痛心！

用一個形像的比喻，耀杰的工作，就像是將一件“舊夾襖”的裏子、袖口、衣領統統拆開、翻出，抖落抖落──把同盟歷史中那些“見不得人”的一面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雖然他並沒有重新拼綴起一件關於同盟的“衣裳”，但我想，今後無論誰來重寫這段歷史，都不可能繞開這些問題。

聞所未聞的“黑暗”

正如已有的評論所指出的，《黑幕》一書，是“以史料取勝”。作者不僅對當事人宋慶齡、蔡元培、胡適和魯迅等的日記、年譜有較深的研究，而且對新資料也非常敏銳。如：“皇姑屯事件”是蘇聯人所為、楊銓被刺案與鄧演達被刺案的關聯、宋慶齡捐款作秀與蕭伯納訪華的炒作……等等，雖然缺少詳細考訂和從容論述，但至少，於許多讀者來說，都是聞所未聞的新鮮事。對於開拓人們的想像力，還原事物真相，都不無益處。

當然，構成《黑幕》最重要的史料基礎，是一位親身經歷了“同盟”始末的美國記者──伊羅生的傳記──《走進中國》。它所講述的故事足以令人窒息。以下僅舉兩例：

◆其一，“二十四犧牲”如何變成了“五烈士”？

1931年2月，國民黨上海當局秘密處死了在“東方旅社”開會的24名中共地下黨員，但是，後人讀到的卻是所謂“左聯五烈士”慘案。

當時，對這一慘案報導最力、抨擊最激烈的，就是伊羅生主編的《中國論壇》。作為一名志願於中國文明進步事業的美國記者，他對於“五位作家”的被殘殺充滿著悲憤之情；而作為一名外國記者，他的身份為這些報導的“客觀性”提供了保證。為此，國民黨在全世界大丟臉面。

直到1934年底，伊羅生才得知，當年的所謂“進步作家”被殘殺案，實際上是一樁共產黨假手國民黨“自相殘殺”案；被害者遠遠不止“5人”，而是24人。事件的真相是，被捕者當時正在召開一個秘密會議，反對共產國際硬性指派給中共的領導人。他們的被捕，是出於“黨內同志的出賣”！

這種血腥、可恥的叛賣，正是通過他──一個有信用的不知情者──的手，被掩蓋了、被抹平了。一場“醜劇”，通過一陣對國民黨義正詞嚴的喧天聲討，變成了一部歷史的“壯劇”！

試問，古今中外的政治黑幕中，還有幾樁比這更“黑”的？於是，伊羅生理解了，宋慶齡為什麽曾對他說：“這些人什麽都幹得出來！”而她說的“這些人”指的就是共產國際。

◆其二，失蹤的《國際新聞通訊》與“4．12”大屠殺

1935年夏，伊羅生旅居巴黎，在查閱共產國際的簡報《國際新聞通訊》時，發現唯獨缺少了蔣介石“清黨”之前的一期。而這一期上正好刊登了史達林1927年4月5日關於中國革命的演講。以後，他又到倫敦大英博物館尋找，恰好也缺少了這一期。回到美國後，他有幸從美國共產黨那裏找到了全套《國際新聞通訊》，其中倒是有了這一期，只是那上面史達林的演講還是被剪掉了。最後，他終於從紐約地區的一個“託派”領導人那裏，得到了刊有史達林演講內容的這一期通訊。

那麽，史達林這篇“神秘”的講話，究竟有什麽內容呢？應該說，它是一篇對中國革命的戰略和策略有著“深謀遠慮”的規劃：它把北伐中的蔣介石比喻為一匹仍有“用處”的老馬，可以利用來“反對帝國主義”；它指出右派仍有利用的價值，因為他們可以“向富商籌款”……而一旦這些人被利用完畢，就可以“像一個檸檬一樣擠碎，然後扔掉。”

只是蔣介石沒有等到別人把他“用完”、“擠碎”、“扔掉”。7天以後，他便對仍在他的“殼”中做著“軟體動物”之夢的共產黨動手了。這就是中共黨史教科書上所稱的“血腥的‘4．12’政變”。

然而，更可悲的是，那個自以為可以安排中國命運的共產國際，並未從此吸取教訓，反而指揮中共作以卵擊石的對抗。甚至“愚蠢地”就商於汪精衛，為汪精衛的“分共”提供了證據確鑿的口實。

進而人們發現，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罪孽，並非“愚蠢”二字了得，其實是托洛茨基與史達林進行路線與權力鬥爭的產物。他們就像是一對有爭執的農夫，把中國作為一塊“試驗田”，當對方的策略與己相左時，他就不惜借用他人之手將之毀滅重來──就像把一片栽得不如意的秧苗“犁掉”一樣！

一個如此輕視“人權”，輕視殖民地革命的“自主權”的所謂“國際”，在中國組織所謂“民權保障同盟”會有什麽好事？結果是不言而喻的。

“人權運動”與“革命”的糾葛

不久前，一位朋友提供的文章證明，早在組織同盟之前，宋慶齡就已顯示自己是一個受過“國際”組織訓練的人。通過《黑幕》，我們進一步注意到，她對所謂“人權活動”的興趣，大致在於對外國記者發表談話、在外語報刊上撰寫英文文章或發表通電，還有參加國際會議，謀取國際組織的領導名分。她習慣於在閃光燈下工作，打的是“繼承孫中山遺志”的旗號，實際上是按照共產國際的決議和日程表工作，所提口號，大多是無需面對中國政治現實的“最便宜的空話”。

在一個“前互聯網時代”，甚至是交通不發達時代，她的這些行為很容易讓人想到“作秀”二字……這種行為特點，究竟有多少是她個人的作風問題，有多少是她的身份需要她扮演的角色？這不能不是一個曾經困擾筆者，而且至今為許多讀者所迷惑的問題。

而《黑幕》所揭露的事實，再一次告訴我們，一個人的行為，除受個人的性格、品質、處境決定以外，還極大地受控於他所從事的活動類型和性質。一個以推翻現政權為職志的運動，沒有必要去和現政權講究“實事求是”的規則。一個懷有自私目的的人──群體、黨派，或者為這種群體、黨派利益服務的人，也不可能對他人的利益作設身處地的考慮和籌劃。在這裏，他人的──全民族、全人類的──利益，只是他們進行利己活動的大旗、招牌，或者乾脆就是“遮羞布”。因此，要他們去為別人的權益去作無報償的、艱苦細緻的、持之以恒的長年努力，是勉為其難的。而要說服他們，從社會的基礎做起，從培養民衆的素質著手，不惜為點滴的秩序改良費盡心血，為健全社會的法制而工作，就更近於荒唐！因為按照革命的時間表，那無異於是在延長舊政權的壽命，把他們最終目的的實現推遲到遙遠的將來……

至於國家、百姓和社會將從這些所謂“革命”中得到什麽好處？那是將來的事情。但是，他們也許萬萬不會想到，手段的卑鄙必定導致結果的醜惡，因為“革命”是人作出來的，人的心性將自始至終左右革命的進程，廢除了“程式正義”的革命，可以服務於“破壞”和“搗亂”，或者也可以趁亂奪權，但根本不可能導致民主政治的結局。最後只能把“革命”的手段用於“建設”。這些，已經為發生在蘇聯和中國大陸的史乘所證明。

胡適出盟與“納粹”上臺的相關背景

僅僅以宋慶齡、史茉特萊曾受訓於共產國際，以楊銓訪問過中共的“蘇區”，就斷定“胡適出盟案”與共產國際有什麽瓜葛，那至多是一種“猜測”。但不幸的是，有證據表明，當年宋、史的行為，絕非出自她們的發明：

早在1920年，共產國際成立之初，它就要求其成員“要滲透到其本國的一切群衆團體中去，並取得領導權”。為了達成上述目的，列寧曾指示：共產黨人“遇有必要……必須玩弄各種各樣的花招，欺詐，不擇手段，隱瞞，抹殺事實真相。”（《列寧全集》，第41卷，第38頁。）作為共產國際成員的政黨，其最終目的就是要協助共產國際掀起“武裝革命”，推翻當前的資產階級政府而代之以共產主義的政治體制。各國的共產主義政體，最後要融合成一個包羅全世界的蘇維埃
社會主義共和國……

在共產國際成立的代表大會上，還通過了一個加入共產國際的成員的“組織條例”。該文件總共有21條。其中兩條與本案直接有關，它們是：

第二條：凡擬參加共產國際的社團，必須把他們裏面的“改良主義者和走中間道路的人”清除出去。

第三條：共產黨人必須在歐、美各國建立“與共產國際一致的秘密團體”，等到關健時刻，可以公開站出來領導革命。（琴．德格拉斯編《共產國際文獻彙編，1919年至1943年》，第1卷，1956年倫敦版，166～172頁。）

──在這些思想和原則指導下，歐洲各國本已形成的社會主義運動（不同於共產主義運動）迅速分裂。共產國際不僅指揮各國的共產黨，而且還暗中給予資助。按照共產國際的命令，各國共產黨把本國的社會民主黨人當做主要敵人。在某些國家裏，他們甚至不惜去扶持右翼獨裁政權，也要搞垮所謂走“中間道路”的黨。一個最明顯的例子，就是納粹德國的興起：

20世紀20年代的德國，已建立起自己的民主政體──魏瑪共和國。在這個時期，德國有“社會民主黨─共產黨─納粹黨”三足鼎立。但是，在它們的相互競爭中，莫斯科方面禁止德國共產黨人與社會民主黨人合作。在1932年11月那次關健性的國會選舉中，社會民主黨人得票700多萬張，共產黨人得票600萬張，二者相加，要比納粹黨的得票多出150萬票。同樣，在國會中，社會民主黨人和共產黨人合計共占221個議席。如果這兩個政黨能在國會投票時合作，完全可以阻止希特勒爬上總理的位置。但正是在這個關鍵時刻，由於共產黨人在暗中幫助了納粹，才摧毀了德國的民主政體，把希特勒捧上政權的高峰。（參見郭新民譯Richard Piper《共產主義運動史》第4章）

相比發生在德國的悲劇，兩個月以後（1933年2月）的中國出現的事情可能要小得多。但是，在這樣一個歷史背景下，我們考察“胡適出盟案”，就可以知道，所謂“胡適不同意‘無條件釋放一切政治犯’的口號”、“胡適違反會章”等等一切的指控，完全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胡適其罪，罪在他的“改良主義”本質和“走中間道路”的政治傾向。同時，我們也不難理解，宋慶齡、楊銓等國民黨左派的急速“向左轉”，的確有著深厚的國際背景。“胡案”所涉，雖然只是一個人的去留，但卻標誌著中國向往自由民主同盟事業基礎的瓦解；國家的分裂與內戰，只是遲早的問題。

同盟問題的意義

如果說，人權的改善是民主革命的基礎，那麽，“真實”就是人權運動的生命。靠謊言可以奪取的政權，決不能靠謊言來維持。而以侵犯人權為手段的“人權運動”，結果自然不是人權狀況的改善。當日，魯迅不惜用最尖刻的語言來諷刺胡適“說真話”的立場，在“法制”軌道內追求人權，無非是要批判胡適“改良主義”的姿態和“不革命”的立場。似乎沒有革命的決心就不配談人權，就沒有資格忝居人權運動的行列。殊不知，說真話和主張“改良”本身就是人權的內容。欲剝奪別人改良和說真話的權利，就是欲剝奪別人的人權。這樣的人，以這樣霸道的道理，加之“非程式”的手段為所欲為於煌煌“民權保障同盟”，實在是中國良知的恥辱。

在《黑幕》一書中，大概有許多讀者難以理解，為何作者多次使用“存天理，滅人欲”的概念，去鞭打那些“唯我獨革”、自命道德高超之輩。依筆者理解，他所說的“人欲”無非就是“人權”。在自由主義學說的詞典裏，就是“消極”的權利和自由。而所謂“天理”，大概對應於“積極自由”的概念。在理論上，無論是“積極自由”還是“消極自由”，都是“基本自由”的組成部分。它們本是可以“通約”和共存互促的。但若要以一種“自由”去侵犯、攫奪另一種“自由”，那個打著“自由旗號”的一方立即就墮落為“專制”。而在當日，以自身“積極自由”的權利否定胡適有“消極自由”的權利，正是宋慶齡、魯迅們所遵循的原則。

歷史在當時還沒有清晰地顯示，“積極自由”將最終導致專制；而“消極自由”才是最終瓦解專制的決定性因素，──這是我們不必苛責古人的。不過，時至今日，它已經不是一種邏輯的推導，而是可以征諸中外共產主義運動的史實。為要繞過這種迴圈的陷阱，我們只有打破昔日革命的體系，從“階級”的權利返還到“人”的權利；從個人的犧牲返還到自主獨立的人格；從強迫他人的革命返還到尊重他人的不革命；從鄙視“人性─人─人類”，返還到尊重“人性─人─人類”……

──我以為，不論是提出同盟問題的邵建，還是“客串”期間的筆者，抑或是《黑幕》作者張耀杰，之所以對這個話題備加關注，絕非源自“為古人擔憂”的閒情逸致，而是它的確已經指向了某種歷史的重復。它雖然仍有令人“難以啓齒”之處，但卻是今後中國的進步不可能繞開，而必然引發尖銳碰撞的議題。

從這個意義上說，張耀杰的書寫雖在歷史，寄情卻在未來。

（2004年8月8日 於北京）

〔轉載自《民主中國》2004年9月號；//www.chinamz.org/。提供者：（北京）陳小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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