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2日訊】讀了《民主通訊》轉載的刊發於《觀察》的署名淮生的文章《我對“六四”難屬及民運人士的疑惑》，我陷入了深深的沈思。該文提出了一個古老而又嚴峻的課題，我沈思，是因爲對這個問題既不能感情用事，又不能不感情用事。民主運動要使中國擺脫專制輪回的怪圈，要使中國現代化進程開始合理良性的迴圈，就必須拒絕大範圍的破壞、大規模的暴力。而對占全民族人口85%的農民、農民工、城市下層工人的嚴重歧視和任何忽略，就很有可能使艱辛的努力付之一炬，使殘酷的暴力捲土重來。

1927年4月12日發生在上海的事件，1927年7月15日發生在武漢的事件，以及這以後中國社會發生的結構性劇變，儘管其中的內幕錯綜複雜，是非衆說紛紜，但也充分顯露出工農及他們的代表一方：共和與北伐的成果無法分享，呼籲和提出的訴求無人正視。他們最終在一場政治博弈和利益較量中選擇了比對方更大規模的暴力，並用邪惡的理論來裝潢這場暴力。華夏民族又一次陷入槍林彈雨、水深火熱之中。

1917年爆發的嗜血成性的“十月革命”被稱爲俄羅斯大地上的“幽靈”。可這場革命爲什麽沒有發生在19世紀末俄國經濟蕭條時期，反而發生在斯托雷平1907年改革後經濟發展的黃金時期？通過查閱一些負責任的可信的書籍和資料，我漸漸地清楚：斯托雷平的所謂大刀闊斧的改革不過是皇戚、貴族、精英三位一體、相互包庇、對社會權力和財富又一次瘋狂佔有和掠奪而已。這場改革是極不公正、極不公平的改革，大多數中下層國民並未從中充分受益。因此這場改革一方面創造了經濟奇迹，一方面又在社會中下層積聚了巨大危機。而同一時期的俄國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由默不做聲到迅速沈淪到態度曖昧到同流合污，放棄了應負的社會責任。“十月”的厄運由此降臨。

25年前開始的中國經濟改革之所以有個良好的開端，就是因爲關注了廣大的農民。包産到戶，“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全都是自己的”，雖然對農村社會生産力的發展有一定阻礙，卻極大程度地調動了廣大農民的積極性。當時的中國確是一片片希望的田野，農業豐收、工業增産、文化繁榮、思想活躍，小陽春景色迷人，一派祥和氣氛。可眨眼功夫，春光已不再，改革的真諦暴露無疑：爲一黨之私利而改革，爲權貴之私利而改革。自從上世紀90年代所謂改革向縱深發展時期以來，廣大農民（和部分城市工人）一下子被淪爲二等公民，進城務工、層層設欄，攤派繁多、名目巧立，谷賤傷農、他們心酸，計劃生育、他們受氣。最讓人痛心疾首的是，許多所謂的知識份子精英們，有頭有臉的文化人們，無視社會的不公，背叛人間的正義，出賣自身的良知，無恥獻媚，粉飾太平，爲的是“與時俱進”，分一杯羹。也許有人會說他們不是知識份子。我當然知道現代意義上的真正知識份子的定義：以思想爲生活的人，同時是所在社會之批評者、現有價值之反對者。可淮生的文章同樣也在拷問現代意義上的真正知識份子的良心：拿什麽奉獻給他們，占全民族85%的農民、農民工和城市下層工人？

精英政治在中國是沒有出路的。不要以爲發動群衆就會使目標和取向發生偏移。暴力，是把民衆發動起來，讓他們互相廝殺；民主，是把民衆發動起來，讓他們互相平等。不要因爲拒絕暴力就不去發動民衆，看不起民衆。同樣不要以爲在精英中放棄了革命理論，革命就不再會到來，暴力和破壞就不再會發生。對於這85%的人群，我們必須關注他們、尊重他們、善待他們。不錯，他們沒有地位、實力，沒有話語權、決策權，可他們絕不是可有可無的群體。真正絕望的時候，他們可以翻江倒海，他們一起跺一跺腳，足以使中國這艘在汪洋大海中倔強航行的破船同歸於盡般顛覆。

民運人士作爲中國現代意義上的真正知識份子的一部分，爲了民主的目標，爲了民族的福祉，應該正視和思考淮生文章中提出的問題。

托克維爾說：“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王彬彬說：“如果說一個壞政府在它開始改革時容易爆發革命，那麽當這改革極不公正時，社會大動亂式的革命就更容易發生了。”

拒絕暴力——社會的變革就不僅應是創新與理智的，而且應是公平和公正的。

拒絕暴力——社會變革中的知識份子就不僅應是社會的頭腦，而且應是社會的良心。

2004年8月30日

（感謝蘇文《世紀初沙俄改革與自由知識界的悲劇》一書對筆者寫作本文帶來的啓發）

──轉自《觀察》(//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