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2日訊】(新世紀電視臺二00四年六月九日訪談節目)

楊曉玫﹕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您收看新世紀電視台。世紀論壇節目又和您見面了，我是楊曉玫。我們今天再一次邀請到了中國大陸獨立作家余杰先生到我們節目中來。余杰1973年10月3日出生于成都一個山清水秀的小鎮。13歲開始發表作品，1992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2000年獲文學碩士學位﹐1998年出版散文隨筆集《火与冰》，在知識界和廣大讀者中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同年出版了《鐵屋中的吶喊》﹐“抽屜文學”之名在大學校園內不徑而走。此后的三年間，先后出版了《文明的創痛》﹑《說，還是不說》﹑ 《尷尬時代》﹑《想飛的翅膀》﹑《愛与痛的邊緣》﹑《老鼠愛大米》等作品。余杰你好。

余杰：你好。

楊曉玫﹕那么今天也正值六四十五周年紀念的日子。所以呢，我們今天的話題聚焦六四。余杰先生，你出生在七十年代，在你演講中呢，你把自己比作天安門母親的儿子，把自己比作六四之子，那是什么原因使你承接了六四的薪火﹖

余杰：我記得在十五年以前，那一場慘劇發生的時候，我還只有十六歲。我當時在四川成都旁邊的一個很偏僻的小鎮上﹐正在准備初中升高中的升學考試。這個慘劇的發生，我覺得他對我一生的道路起了至關重要的影響。當我從電台里听到了慘烈的槍聲之后﹐我開始痛切地感受到自由、民主、人權這些价值理念跟我個人生活之間的息息相關、密不可分，我個人也愿意為這樣的价值來做自己的努力，甚至我愿意為這樣的价值獻身。而且我意識到，我今后的人生道路的選擇就是﹕拿起自己手中的筆，成為一個作家，成為一個說出中國方方面面真相的一個作家。所以我從那個時候起就把自己比喻成安徒生童話《皇帝的新裝》中的那個說出皇帝什么也沒有穿的小孩，我也一直以這樣的一個榜樣來做一個自我的期許。

后來我考進了北京大學。北京大學是中國五四運動的搖籃，而且北京大學也是六四民主運動的一個重要的發源地。再后來我跟天安門母親的代表人物丁子霖教授也有很多的來往。我也听到了丁子霖教授談到她的被殺害的儿子的一些情況。她被殺害的儿子和我差不多同齡。比我大7個月。可以說如果她的儿子在那天沒有被殺害，如果一直健康的不斷地成長﹐而且她的儿子是人大附中成績非常优秀的學生，甚至是已經獲得了保送上北京大學的資格。所以他如果能夠活下來的話，他到現在年齡應該跟我差不多，而且他會在自己的人生領域，自己的專業有优秀的成績，我也相信這一點。在這15年的漫長時間里，六四過后的漫長的15年后，六四在中國仍然是一個不可言說的禁區﹐子女被屠殺的母親們仍然不能夠公開悼念自己被屠殺的子女。所以我覺得這應該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恥辱﹐所有的中國人，所有的海外華人的恥辱，乃至所有人類的一個恥辱。所以作為中國青年一代的知識分子，我愿意把自己看作是天安門之子，愿意把每一個失去她們心愛的子女的這些難屬、天安門母親看作是我自己的母親。

楊曉玫﹕可以說六四天安門廣場的槍聲改變了你的一生。我當時也是在北京，親眼看到了那一幕﹐但是我覺得很多像你們這樣年輕的一代人，不是所有人像你一樣有這樣的思想。我自己就曾經遇到過這樣的朋友﹐他們覺得﹕“怎么可能呢？六四時政府不會向學生開槍﹐你是聽了海外反華勢力的宣傳。”所以我覺也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所以你能不能給我們介紹一下， 目前在中國，象你們這一代的年輕的知識分子，究竟是什么樣的思想狀況﹖

余杰：确實﹐這是一個問題。像你所說的，在這15年間，中共政權的各种宣傳使人們對記憶的扭曲、抹煞和遺忘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我2年以前到上海大學講課的時候，有一個大學一二年級的年輕小女孩就站起來跟我說﹕“您講講當年六四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大家紀念周恩來總理去世﹖”听到這個問題后，我當時是大腦一片空白，我非常受到刺激﹐讓我几天几夜睡不著覺，也讓我更加意識到自己身上的這种責任—說出真相的責任。但是另一方面讓我感到很欣慰的是﹕在我的同齡人中，比我更年輕的中國年輕人中﹐出現了跟我相同相近的做這樣選擇、做這樣事的知識分子。比如像四川的學者作家王怡，在今年三月丁子霖等三位天安門母親再次被國家安全机關逮捕之后。我和王怡聯名發表了一份抗議的聲明。北京大學哲學系的一位學者，叫蔣旭林，几年以前他曾經發起到未名湖畔去，在六四的紀念日去點燃一支蜡燭表示紀念。雖然沒有多少人響應，但這樣一個勇气令人敬佩。還有像我同齡的，前几年一直在做艾滋病的救護工作的一位青年志愿者胡佳，他也一直在關注六四事件並和六四難屬群體有很密切的聯繫。在今年四月胡耀邦去世的紀念日，他也拿著小白花到天安門去紀念，后來被警察帶走。所以我覺得現在在中國大陸年輕一代更有獨立的人格，更有這种說真相的勇氣的知識分子中。這一代人比起上一代人來說，在知識的積累、文化的素養方面都顯得更加丰厚。他們都受到良好的教育，有很寬厚的背景﹐經濟學、政治學、法學、文學、哲學各個領域都有。同時他們也具備了一种知行合一的內心的、實踐的勇气。有越來越多的這樣的青年知識分子的出現，使我對中國未來也抱有一种樂觀的估計。

楊曉玫﹕對歷史的健忘應該說是對現實和歷史的一種失職﹐你認為象你們這一代人究竟能不能把中國帶向一個真實？

余杰：這個問題使我想起一位我非常尊重的一位人物﹐蔣彥永醫生。他在兩個月以前也寫了一封為六四正名的公開信﹐在這封公開信中他把自己所經歷的﹑所觀察到的六四的那些慘烈的場景﹑及自己為那些傷者和死者所動的手術﹐以這些非常有說服力的經歷﹐再次把人們帶回那個充滿血腥﹑硝煙的夜晚。我覺得對六四的記憶﹑懷念﹑言說對這些罪行的追討是我們每一個中國公民的言論自由的重要組成部份﹐而且這個言論自由也在中國的憲法﹑在聯合國的人權宣言中有明確的記載。所以我覺得我們青年一代知識份子應當有義務來努力使對六四的談論回到公眾生活中來﹐使對六四的評價回到一個真正的憲政的法制的軌道中來。我也相信越來越多的人在做這樣的努力﹐而且在全球民主化的浪潮浩浩蕩蕩不可阻攔的二十一世紀﹐我也相信對六四的一個重新評價是對當年的這些實施殺戮的這些決策者的一個審判。對死難者的紀念﹑對死難者家屬的賠償必將是中國走向民主化的一個關鍵的環節。

楊曉玫﹕對﹐在九十年代的愚民教育和民族主義思潮中﹐我們看到還是出現了象余杰這樣價值立場清晰﹑關心中國的進步並願意獻身社會實踐的新一代知識份子。他們的出現﹑他們的覺醒與受難也賦予了這一代人在歷史座標系上的重要位置。好﹐謝謝余杰先生到我們節目中來﹐也謝謝大家的收看我們下次節目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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