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18日訊】十月一日

地鐵中的王選•天皇的宮殿•對日索賠之難

早上九點，王選帶著一群細菌戰受害者及家屬前往日本參議院第二議員會館。步行過天橋再下到地下坐地鐵。七八位老人目不識丁、行動不便，途中還得轉一次車，可夠她忙碌的了。幸虧王選的丈夫扛著攝影機跟在隊伍後面，大聲招呼大家一起上車。在車廂裏清點完人數，王選已是一頭大汗。

此時正是早上上班的高峰時期，車廂裏擠得水泄不通。瘦小的王選踮起腳尖來張望，查看團隊的人是否全都在附近。我們恰好挨在一起，正好可以低聲交談一番。王選氣憤地告訴我說，中國使館從來就沒有爲這些訴訟提供過任何的方便，甚至沒有說過一句溫暖的話。他們根本無視這些老人和這些案件的存在。
聽了王選的訴說，我感到十分憤怒。使館固然不便公開支援民間訴訟，但派一輛車接送應當不是什麽難事。這群七八十歲的農村老人，在地鐵中上坡下坎，多麽不容易啊。人皆有父母，爲何官僚們就不能“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呢？爲什麽官僚們對自己的同胞如此冷漠？以前我就聽很多海外的華僑華人批評駐外機構的官僚主義，聽到此事之後更是深有體會。

出地鐵口，又步行數百米，我們方進入國會第一會議室，今天的會議是由參議員川田悅子招集的，由議員本人和中國受害者質疑日本防衛廳的官員，要求儘快整理公開細菌戰的有關檔案材料。會議開始之前，王選帶領衆人在會場張貼各種標語，以壯聲威。而工作人員並不干涉，亦見其議會中有相當的民主與自由。

四名日本防衛廳的官員坐在臺上，逐一作自我介紹，表示願意回答議員和中國受害者及家屬的一切問題。於是，先由受害者和家屬代表發表聲明，王選作同聲翻譯。然後，川田議員一個問題接一個問題地追問之，這四個官員窮于應付，卻不敢有絲毫的怠慢。這就是三權分立的好處。政府不是高高在上，議員卻能將政府的大小官員招來質問，而議員則誕生于民衆之選票。因此，無論官職多大都得看民衆的臉色行事。我在這幾天的電視中就看到了小泉在議會中遭到“炮轟”的尷尬場面。這個強勢首相在議會中卻是一副可憐狀。

前些年，美國方面已經向日本政府移交了一批檔案材料，另外若干曾參加細菌戰部隊的老兵也捐出了他們的日記。可是防衛廳依然不公開這些材料。

川田議員追問說：“究竟何時可以公開這些材料？請給出一個具體的時間表。”

防衛廳的一名滿臉大鬍子的官員回答說：“個人捐贈的材料涉及隱私問題，其他材料共五百件，準備三個月內整理完畢。至於公開的時間，非常抱歉，我們無法列出一個詳細的時間表。但是我們願意隨時向您彙報我們的工作進展情況。”

議員不滿意這個回答，繼續追問道：“究竟有多少人從事此工作？是否勝任此工作？”

另一名防衛廳的官員斟酌片刻，回答說：“我們有七到八人負責整理這些文件，已經初步寫出了目錄。他們都是專業人士，他們在高效率地工作。我們今天就可以公佈部分已經整理完畢的資料。”他身邊的工作人員將已經複印好的幾頁資料分發給與會人員。這是日軍某毒氣彈部隊（所謂“防疫給水部隊”）的檔案材料。看來，他們個個都是打“太極拳”的高手，能搪塞就搪塞，實在糊弄不過去了，就抛出一點資料來糊弄公衆。

會議開了一上午。主持人一宣佈結束，前來出席的記者們便圍了上去，對與會的議員、官員、律師以及受害者進行採訪。我們也前去採訪了川田議員、研究細菌戰的學者奈須重雄和近藤昭二等人。

歷史學者近藤昭二對日軍細菌咱問題作了長達二十年的研究。他告訴我們，日軍專門組織了“南方軍防疫給水部隊”，在中國和東南亞各國大規模實施細菌戰。這一事實知道最近才逐漸披露出來，大部分日本國民根本不知道真相。作爲一個歷史學者，有義務把這些可怕的事情告訴國民。

“那麽，真相爲何被掩蓋了長達半個世紀呢？”我問道。

近藤回答說：“戰後，日本政府與美軍當局進行交易，秘密達成妥協。日方將研究成果無條件給美國，而美方則同意不追究當事人的責任。後來，許多當事人在日本有很高的地位，更難以被揭發出來。”

“那麽，普通日本人得知此資訊後會有什麽樣的反應呢？”

近藤認爲，日本國民中會有部分人堅持不相信，他們出於“自我保護”的本能，拒絕承認事實。許多年輕人也會認爲跟自己無關，他們只關心自己的私人生活。當然，大部分的日本國民還是會接受這種事實，並思考如何與中國及其他亞洲受害國打交道。近藤特意澄清一個概念，在日本，需要的不是“改善”，而是“改惡”，但是反對“改惡”的力量很大，修改憲法是在“改善”而非“改惡”。

有意思的是，我們還採訪了一位元前來採訪的記者——新加坡《聯合早報》駐東京特派員符祝慧。符祝慧長居東京，報道過許多對日戰爭索賠案件。據其觀察，近年來日本政壇日趨保守化，政府和議會都不願直面戰爭罪行。符氏在日本念書期間，接觸到許多日本同學，都不知道日本侵略過新加坡等亞洲國家。這些日本年輕人只是輕描淡寫地說：“那都是很久的歷史了，我們不感興趣。”符氏認爲，這種情況將大大影響日本與周邊國家的關係。

中午在地下一層議員餐廳吃飯，類似於中國的盒飯套餐。各種食品都有塑膠製作的栩栩如生的樣品擺在櫥窗裏，供顧客選擇。老田告訴我們，議員們與國會的普通工作人員一起在此吃飯，圍坐著就餐的人群中，就有好幾位是著名的議員。由此可見，日本議員的生活相當平民化，他們並沒有享受“小竈”的待遇，該排隊還是跟普通人一起排隊。經常聽說國內召開兩會的時候種種奢侈浪費的情形，看來中國的“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們真該好好向日本的議員們學習學習。

我要了一碗擔擔麵，這是唯一的與川菜有關的名字。結果，這碗麵條端上來之後我才發現，雖然是很大的一碗，但與四川的擔擔麵毫無關係：上面澆了一層什麽味道也沒有的油膩的肉沫，麵條也如同速食麵般軟。這是我生平吃過的最難吃的擔擔麵。看來，日本的議員們根本沒有什麽美食可以享受。這幾日，我已經快受不了日本的飲食了。日本菜大部分是“中看不中吃”，眼睛倒是能夠大飽眼福，腸胃卻是強烈抗議之，如周作人所說：“中國學生初到日本，吃到日本飯菜那麽清淡，枯槁，沒有油水，一定大驚大恨。”（《日本衣食住》）不過，日本的飲食總比美國好些，至少大部分時候還有我喜歡的米飯。

從國會出來，步行約二十分鐘左右，就可以到達位於東京市中心的皇宮。這一帶有國會大廈、文部科學省、法務省、財務省等大樓，是日本政治中樞所在。有幾個女中學生站在政府大樓門口爲紅十字會募捐，她們一看見有行人經過，便像唱歌一般宣傳紅十字會的理念，並向行人鞠躬致意，希望能夠獲得捐助。
老田告訴我們，在日本的幾個大城市中，東京的地鐵最爲複雜，換乘需要進進出出。其原因之一在於，修建地鐵的時候，有關部門通過法令要求，地鐵必須避開皇宮，即便是從皇宮的地下穿過，也是絕對不允許的。由此可見，日本國民心中對天皇的崇拜依然沒有消退。日本的君主立憲制與歐洲有巨大的不同。我是一個共和主義者，天生便不喜歡王室，對歐洲皇家的緋聞毫無興趣，但他們畢竟實現了平民化，而日本王室依然是不能批評的，這是除了中東阿拉伯世界的王室以外，最拒絕批評的王室。

與紫禁城一樣，日本的皇宮也被一群高樓大廈所包圍。不過中間還有一個大廣場和一大片濃綠的古樹隔離。一般遊客只能到皇宮外邊的廣場上遊覽，廣場與皇宮之間還隔著一條寬闊的護城河，河上有幾座古式的橋梁，但禁止皇宮之外的普通人通行。遊客只能從岸邊遠遠地眺望皇宮，皇宮大部分的建築都掩映在濃密的樹木之中，其顔色亦以灰、綠、白爲主，並不富麗和張揚，相反顯得素淨雅致。日本皇室沒有中國帝王奢侈鋪張的傳統，因爲有宗教的支撐，其皇權的運用也更加神秘和隱蔽。這一點從皇宮的格局及風格中亦可看出。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日本皇宮像是擴大的佛教寺廟。日本的皇宮與中國的紫禁城之間的一個很大的不同在於，日本的皇宮裏面種植了茂盛的樹木，建築幾乎就在一片森林之中；而中國的紫禁城則幾乎沒有什麽大樹，據說是皇帝們害怕樹上藏著刺客。就此而言，日本的天皇比中國的皇帝生活得舒服。我隱約看見一對身穿白色長袍的仕女在樹林間行走，宛如雲中仙子。這大概又是在舉行什麽祭祀活動。老田開玩笑地說：“天皇什麽都不好，唯一的好處就是給東京留下了一個‘綠肺’。”然而，雙手沾滿亞洲各國人民鮮血的天皇裕仁，居然得以在此人間仙境中享受後半身的幸福，讓我無論如何也不能心平氣和。

皇宮大門緊閉，門口有穿灰色警服的衛兵看守，其換崗儀式雖無英國白金漢宮那麽威嚴，卻也頗爲講究。兩名衛兵緩緩推開大門，然後正步走向崗亭，向站在那裏的另外兩名衛兵致敬。接著互相換位，交班的兩名衛兵進入大門內，並將大門關上。雖然不像英國王宮前騎兵的英姿颯爽，卻也營造出天皇神聖不可接近的氣氛。統治者都喜歡搞這樣一些神秘的儀式，使得自己超乎於尋常人之上。

有日本學者探討天皇崇拜在二十世紀以來不斷升溫的原因時指出，明治維新之後的歷史以及對外侵略戰爭的升級與得勢，緩和了日本國內的矛盾和危機，從而助長了對天皇崇拜的意識。這使得天皇制與民衆觀念逐漸融合起來，以至與天皇制同命運的意識最終得以形成。

二十世紀末至今，日本國內湧現出這樣一種思潮：日本國民正從戰後民主主義的迷惘中被解放出來。而且對日本來說，天皇作爲國家重要的精神支柱，又逐漸在民衆中間被樹立起來。許多日本人認爲，天皇制必定會給日本人的思維方式帶來變革，這預示著戰後民主主義的終結和一個新的時代的開始。然而，這個新的時代對日本、對亞洲和對世界而言，究竟是福還是禍呢？

拍完皇宮，我們坐計程車去巢鴨監獄舊址。巢鴨監獄曾經關押東條英機等重要戰犯，本來是富有歷史意義的紀念地，但在城市建設的進程中，有關方面居然將其拆毀，在原地重建一個街心花園和高級商場。

此處僅有一個小小的紀念碑，碑上有如下文字：“二戰後，在東京市穀，極東國際軍事法庭定下的刑及其他聯合國戰爭法庭判定的戰犯在此地服刑。由於戰爭發生的悲劇，把此地作爲戰爭遺址，建立此碑。昭和五十五年六月。”好一個沒有主語的“悲劇”，將戰爭罪責推卸得一乾二淨。就在此碑前面的小廣場上，許多身輕如燕的青少年正在練習滑輪。他們甚至的階梯上做出了各種驚險動作。然而，沒有一個孩子對這個紀念碑以及它背後的歷史感興趣。他們會成爲和平的熱愛者嗎？

晚七點，惠泉女學園大學教授、戰後遺留問題專家內海愛子女士來到賓館，在大堂中接受我們的採訪。談及天皇的戰爭罪責時，她認爲美軍出於其世界戰略，需要利用天皇，故爲其開拓；同時日本政府的權力結構，也使得一般人不容易看出天皇的責任。對於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她既不同意右翼學者聲稱的“大東亞戰爭”，也認爲英美方面使用的“太平洋戰爭”有其局限性。因爲最重要的戰場之一在中國，所以應當稱之爲“亞太戰爭”。這種說法尚未形成定論。

內海愛子還談到戰後審判不徹底的問題，遠東國際法庭以及其他各國的審判只涉及到很小一部分人。她拿出自己的一本著作來，其中有一張表格顯示，中華民國立案六百零五件，審判八百八十三人，其中僅有一百四十九人被判處死刑。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繼續進行審判，但沒有一個日本戰犯被判處死刑。雖然中方如此寬宏大量，但大部分戰犯並未深切反省，對審判還懷有恨意。

在此表格中，我還注意到一個資料：臺灣人當中被作爲戰犯處死的有一百三十七人。

內海愛子特別批評了日本學者武藤章的觀點。武藤章認爲，中日之間的衝突是“事變”而不是“戰爭”，日本沒有對中華民國宣戰，因此國際公約關於戰爭的條款並不適用。進一步來說，日軍抓到日本了的中國勞工，並不是“俘虜”，而是普通的“勞務者”。這種掩耳盜鈴的認識，阻礙了勞工賠償訴訟的進展。日本政府至今不承認中國勞工的俘虜身份，因爲一旦承認了俘虜的身份，就等於承認了戰爭，就得根據有關俘虜的國際公約來處理遺留問題。內海愛子不留情面地批評說，日本政府一味玩弄文字遊戲，在國際社會上根本得不到尊重。

晚上，我又與秦導一起去王選的房間與之聊天。王選直率地指出，索賠問題久拖不決，中日兩國政府都有責任。以前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的有關部門不僅不支援民間索賠，反倒視之爲破壞中日友好的“不穩定因素”，對中國民間活動人士施加種種壓力，甚至刁難日本幫助中國受害者索賠的人士，有的日本友人甚至拿不到赴中國調查的簽證。

王選越說越激動，她有演說家的才華。談及《中日聯合聲明》裏面中方放棄戰爭賠償的條文時，她指出：“聯合聲明中要求日方‘反省’。所謂‘反省’，僅以細菌戰而言，就要做到以下三點：其一，正視歷史；其二，公開檔案；其三，進行調查。但是，如今日方這三點都沒有實施，日方已經單方面違約了！”另一方面，她分析說，政府放棄賠償不等於所有的公民個人都放棄賠償，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

王選亦談到她的家鄉——浙江省對這些訴訟的淡漠：地方政府視而不見，新聞媒體毫不關心，公司企業不願支援。王選對家鄉深感失望。浙江是中國經濟富裕、民衆知識水平較高的身份，浙江尚且如此，其他地方的情況就可想而知了。

我對王選說：“《聖經》中早說過，先知在其故鄉都是不受尊重的，這也許是你的命運。”

民衆的蒙昧是一個方面。另一方面，中日兩國均有官僚主義。官僚們玩弄權術，所在意的是如何穩定地掌握權力，全然不會在意受害者們的感受。在他們眼中，訴訟反倒成了“不穩定因素”。索賠之難，不在於少數日本右翼暴力團的威脅，而在於我們自己的權力機關的顢頇和冷漠。王選歎息說：“我們多麽希望中日兩國政府都能夠多尊重一些生命、多關心一些人權啊。那可就是老百姓的福氣了。”

索賠之難，固然說明日本的司法體系有嚴重問題，同時也顯示出中國尚未成爲一個受國際尊重的、民主化的強國。對日索賠之難，難在日本，也難在中國。中國自己的法庭爲什麽不能受理這些案件呢？中國的法庭爲什麽不能給中國人民主持正義呢？同時，我也認爲國際司法體制沒有完備，海牙國際法庭僅僅受理國家與國家之間的訴訟，而不接受個人的訴訟，其作用相當有限。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戰爭受害者的索賠之路尤其顯得艱辛而漫長。

索賠固然很難，但我們不能知難而退，而應知難而進。我想起周作人在《排日》一文中說過：“要講親善，須等中國有了自覺，能夠自強了，我不想奈何你，你也奈何不得我，好像兩個力士會面，各伸出醋壇大的拳頭來，攤開手掌緊緊地握一下，互說一聲‘你好，哈哈，’這才是可能的親善。”此種觀點放在今天也沒有過時。國內地網路上有很多“糞青”天天辱駡日本，宣稱要“炸平東京”，不過是過過嘴巴癮而已。如果中國真正成了一個民主而富強的國家，無須採取武力，自然會獲得包括日本在內的世界各國的尊重。

深夜，在賓館裏思考日本的人與事。日本在東西方文化的夾縫中搖晃，如同一個不認識自己父母的孩子。這個孩子將自卑與自信巧妙地結合在一起。大江健三郎說過：“我覺得，日本現在仍然持續著開國一百二十年以來的現代化進程，正從根本上被置於曖昧的兩極之間。而我，身爲被刻上了傷口般深深印痕的小說家，就生活在這種曖昧之中。”確實，沒有一個詞語能夠像“曖昧”這樣準確地表達出我對日本的感受。日本人愛好清潔，卻不願面對自己歷史中的污穢；日本人重視名譽，卻用遮掩事實的辦法來維持自尊。

曖昧不是一種良好的、正常的狀態。大江健三郎說：“我希望通過這份小說家的工作，能使那些用語言進行表達的人及其接受者，從個人和時代的痛苦中共同恢復過來，並使他們各自心靈上的創傷得到醫治。我說過被日本人的曖昧‘撕裂開來’這句話，因而我在文學上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力圖醫治和恢復這些痛苦的創傷。這種工作也是對共同擁有日語的同胞和朋友們確定相同的方向而作的祈禱。”我願意與他一起祈禱。

──轉自《觀察》(//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