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18日訊】中共患上嚴重偏向“個人利益”和“集團利益”而忽略“國家利益”和“普世利益”的“利益取向癌變症”(W1+W2 〉〉W3+W4)﹐有其歷史的﹑內在的原因。
1。共產主義從理論上就沒有國家和民族利益的概念
《共產黨宣言》說“工人沒有祖國”﹐馬克思主義的座右銘“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自己。”﹐馬克思的幻想是建立一個“國家消亡了”的大同社會——共產主義﹐共產黨的戰歌“國際歌”高唱的是“英特納雄耐爾” (INTERNATIONAL)﹐著眼點都沒有國家和民族的利益。
“中國共產黨”原本是一九二零年八月由第三共產國際組建的中國支部。中共在國民政權之下大搞“國中之國”﹐緊跟俄國的共產主義運動﹐成立“中華蘇維埃”﹐其“憲法”第十四條宣稱“中國境內的各少數民族﹑甚至各省都可以獨立建國”﹔為了呼應俄國﹐中共的口號也是“保衛蘇維埃”﹔在抗日戰爭中﹐中共的最大目的是利用時機發展壯大自己﹔蘇共紅軍一九四五年進軍東三省時姦淫擄掠﹐以及蘇共扶植外蒙獨立時中共都沒有給予一字譴責。
也就是說﹐中共並不是為了中國的利益而成立的黨﹐而是一個“沒有祖國”的黨﹐“無國可愛”的黨。在建黨理論上﹐為了所謂的共產主義事業﹐中共是不惜犧牲國家和民族利益的。
2。當沒有了黨的“主義”時﹐剩下的就只有黨的“利益”
也許早期的共產黨人還有對“烏托幫”理想的追求。當共產主義的試驗在全世界都失敗了的時候﹐特別是中共在大陸的幾十年搞得民不聊生的慘痛事實﹐弄得不但老百姓厭惡共產主義﹐連中共黨員也沒幾個人真的相信共產主義了。
信仰沒有了﹐中共作為一個集團卻變得異常龐大了﹐6000萬黨員。如何凝聚這個黨﹖沒有了“主義”﹐那就只能靠“利益”。讓黨員享受各種各樣的優待﹕大學分配優先﹐出國機會優先﹐提拔幹部優先﹐官商更是權錢交易﹐利益無限。于是﹐中國共產黨蛻化成一個地地道道的“利益集團”。
江澤民為“中俄戰略夥伴關係”造勢而出賣近百萬平方公里的國土﹐幻想牽制美國﹐突出中國的大國外交成就﹐宣染江澤民駕馭“複雜國際局勢”的所謂能力﹐借此來鞏固其個人在黨內的地位。結果由于民主化的俄國同美國意識形態接近﹐很快就走到一起。江澤民出賣的國土什麼也沒有換回。這是中共為個人和集團利益而出賣國家利益的典型案例。
“利益取向癌變”不但是指黨總書記癌變﹐而是從上到下。一切為了錢﹐為了個人和地方利益的這種“私”字當頭的風氣﹐就象癌細胞一樣在社會上交互傳染﹐上級的癌變引發下級的癌變﹐下級的癌變加劇了上級的癌變。
媒體上經常報道有毒大米﹐有毒奶粉﹐有毒油﹐有毒茶﹐有毒火腿等。為了撈錢不惜在食品中下毒﹐表明這個社會“利益取向癌變”早己到了全身擴散的地步。
3。黨和國家的錯位
中共常用來警告人民的一句話就是“亡黨亡國”﹐“黨”在“國”的前面﹔立國方針是“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人民從小受的教育是“聽黨的話”﹐“做黨的好孩子”﹔唱的歌是“我把黨來比母親”﹐“黨啊﹐親愛的媽媽”﹐“黨的恩情比海深”﹐“爹親娘親不如共產黨親”﹔行動的指南是“黨指向哪裡﹐就打到哪裡”﹔政府救災﹐人民說的是“感謝黨和政府”﹐先謝“黨”﹐後謝“政府”﹔軍隊的口號是“黨指揮槍”﹔大陸專家嘗試設計的為法官改穿的法袍領口上有四顆金色紐釦﹐從上到下分別象征著黨﹑人民﹑法律和國家﹐“黨”遠遠在“國家”之上。
“黨”在中國成為了至高無上的稱呼﹐“國家”反而成為“黨”的附庸﹐“國家”為“黨”而存在﹐黨成為人民的化身﹐國家的象征。愛黨﹑愛黨的領導人﹑愛國﹐被混為一談﹐這是中國愛國主義被扭曲的根本原因。
在長期教育宣傳的潛移默化的影響下﹐無論黨員﹐非黨員都自覺不自覺的把黨和國家錯位﹐黨的利益高于一切。或者說﹐默認“黨的利益就是人民的利益﹑國家的利益”﹐從而給中共製造了很大的出賣“國家利益”的空間。
4。“中國特色”成為中共“癌變”的護身符
中共革命的成功歸功于“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強調中國的“特殊性”是中共的一貫手法﹐為其反復無常的政策作了理論鋪墊。
從理論上說﹐“具體問題要具體分析”﹐這並不錯。但是﹐“特殊性”如果被濫用﹐就容易成為政黨用來掩蓋其非法行為的借口。“中國特色”就是這樣的例子。
當社會主義面臨危機而不得不搞資本主義時﹐中國的跛足資本主義就變成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失業”變成了中國特色的“待業”﹔“解僱”變成了中國特色的“下崗”﹔“貧窮”變成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言論﹑信仰自由的“人權”變成了中國特色的“生存權”。
“中國特色”成為中共抵觸全面改革的護身符。中共以維護其自身利益為根本的改革﹐在“中國特色”的庇護下﹐輕易地就獲得了人民的理解和支持﹐為中共的“利益取向癌變”創造了條件。
5。“合法性危機”導致的短期行為是“利益癌變”的催化劑
中共取得政權後把大陸搞得民不聊生﹐毛以後﹐在文學﹑思想界也出現過幾次大的反思。人民對中共的失望和共產主義理想在全世界的破滅﹐使得中共政權的“合法性危機”成為中共的頭等大事。 鄧小平掌權後﹐把“改革開放”作為基本國策﹐致力國家現代化﹐成為中共重樹威信的唯一機會。
可是“合法性危機”導致了中共的短期行為﹐中共的改革落入了英年早逝的著名經濟學家楊小凱教授常常說起的“後發劣勢”。
經濟學上有一個“後發劣勢”的概念。意思是說﹐落後國家由于發展比較遲﹐很多東西可以模仿發達國家。模仿有兩種形式﹐一種是模仿製度﹐另一種是模仿技術和工業化的模式。模仿製度比較困難﹐因為改革制度就會觸犯一些既得利益﹐所以落後國家會傾向于技術模仿﹐而且在短時間內就可以看到發展的效果。但是﹐會給長期的發展留下許多隱患﹐甚至長期發展可能失敗。
中共正是走的這條路﹐這二十幾年的“技術模仿”取得了一些成就﹐中共把這些成就作為向老百姓證明它的執政“合法性”的資本﹐從而進一步抵觸危及中共自身利益的政治體制改革﹐寧願犧牲民族的長期發展利益。
對比俄國﹐在經歷了短暫的痛苦之後﹐開始走上了快速發展的道路﹐1999-2003年俄國ＧＤＰ累計增長29.9%﹐居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西方商界不僅開始議論“俄國經濟現象”﹐而且﹐開始大舉進入俄國這一新興投資熱土。俄國在世界最具投資吸引力國家的排名由2002年的第17位提昇到2003年的第8位﹐首次進入世界最受歡迎的10大投資地之列。
6。中共的改革沒有正經的理論﹕看「貓鼠論和三個代表」
人民日報在2004年在7月12日的頭版說“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根本指針﹐是我們的主心骨”。
“三個代表”就是政府要代表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什麼之類的。在民主國家﹐政府不代表人民的利益就要下臺﹐這是現代社會不言而喻的常識﹐中共竟然當做了不起的科學發明﹐還要寫進黨章﹐這就如同把“教師不可在課堂上強姦學生”寫進教師手冊一樣﹐不但可笑﹐而且讓人恐怖。
“鄧小平理論”就是“摸著石頭過河”﹐“不管白貓黑貓﹐抓到老鼠就是好貓”。做過計算機軟件開發的人都知道﹐系統開發最忌諱的就是“摸著石頭過河”﹐所以﹐計算機專家們發明瞭各種各樣的軟件工程技術來幫助系統設計﹐讓系統更穩定地運行﹐更容易維護﹐更方便升級。
管理國家﹐那是最大的系統工程﹐而且是不可以推倒重來的一次性“要命工程”﹐被中共當做“主心骨”的偉大管理技術﹐居然就是小孩兒們的“摸著石頭過河”﹗
在剛剛起步時﹐“摸論貓論”還能混一混﹐中國的發展走到了今天﹐就連《人民日報》也承認現在是“矛盾凸顯期”﹐既然都到了“凸顯期”﹐還這樣在發展理論上破罐子破摔﹐就說不過去了。
7。中共是如何人為阻礙“制度進化”的自然選擇性的
在中共宣揚改革的文章中﹐一定會強調“黨的領導”﹐因為這是中共改革的目的﹐改革是為了維持黨的領導地位﹐不然﹐改革干什麼呢﹖正如《人民日報》在上面提及的評論中所說﹕“黨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
什麼樣的制度最適合中國呢﹖照搬西方的民主制度可不可行呢﹖如何評價“中國國情”呢﹖這成為許多關心中國前途的人們爭論的焦點﹐也有人說民主制度再壞也不可能比已經最壞的中共更壞。
我這裡要指出的是﹐一種好的“制度”很難靠外界人為的去設計﹑安排﹐常常是在生活中﹐自然形成的﹐是在當時的歷史環境和經濟﹑政治﹑文化﹑道德等基礎之上﹐有意無意的衍生出了最適合自己的制度。對于中國來講﹐最大的機會就在于在改革開放中﹐能夠讓一個真正適合于中國的社會制度自發的產生。
可是﹐由于中共為了自身的“個人利益”和“集團利益”﹐總是在關鍵時刻人為抑制“制度”的自然選擇性﹑自然進化性﹐從而使中國的制度在演化過程中出現畸形變態的發展﹐使“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變成一個不倫不類的怪胎﹐這個怪胎又反過來強化“利益癌變”﹐成為“利益癌變”的溫床。
這是中共對中華民族的長遠發展造下的一個很大的罪孽﹐使民族喪失了自然更新的機會。
8。個人的正義感臣服于黨的利益
作為一個黨員﹐他也是一個中國人﹐也就有一個中國人的愛國情懷和歷史責任。歷史上的中共黨員中﹐從來都不缺乏憂國憂民的正義之士﹐出現了不少願意為百姓作實事的清官。可是﹐在中共這部利益機器中﹐這些官員是不會有大的出路的﹐總會在“個人服從中央”的壓力下﹐難以有所作為﹐甚至同流合污。
彭德懷﹐劉少奇﹐胡耀邦﹐趙紫陽﹐包括朱鎔基﹐甚至溫家寶﹐在中共集團利益的機器中﹐他們個人的正義成為了個人獨裁和黨的集團利益的犧牲品。
以上是從歷史內在的因素看中共“利益取向癌變”的成因﹐在下面的篇幅中﹐我們將論述外在的環境如何促成了這種癌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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